观点 | 何振纪：“漆学”平议——历史文脉、知识来源及语境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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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何振纪：“漆学”平议——历史文脉、知识来源及语境变迁

时间：2025-08-31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0 分享：

“漆”自古以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天然生漆涂料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了数千年之久。特别是中国天然生漆的产出条件得天独厚，并且经过历朝历代的积累和发展，在传统髹漆艺术的学术语境中逐渐奠定了“漆学”研究的基础。原本作为传统天然涂料的生漆的发展横跨多个领域，农学、化学、工业等都受其影响。在众多“漆学”领域中，传统髹漆技艺的发展最为突出，在相关的历史研究中也最有影响。从历史发展源流、文献与文物构建的知识体系来看，中国的“漆学”研究表现为技术性的材料研究与艺术性的审美探索相互融通促进，具有十分鲜明的本土学术特色。通过回溯“漆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中国漆艺史上技术与艺术的融合早已形成，直至今天依然可为相关研究带来有益启发。
所谓“漆学”，顾名思义是关于“漆”的学问和知识。其中“学”在今天又有多重含义，除了指学习、学术之外，还指学科。就学科的现代意义而言，学科既可指知识的汇集，又可指汇聚知识的组织。其重要特征是对知识进行分类构成相应的知识体系，并且通过专业的建立、教学及科研机构的活动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促进相关知识的传递。由此可见，“漆学”既是以“漆”为对象的学问的集合，囊括关于“漆”的各方面知识，又是在现代学术发展取向上形成的以“漆”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与“漆学”研究范畴。从学科和专业发展的角度看，对“漆”的历史以及相关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对“漆学”的形成以及相关理论发展的研究，尤其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评论研究，已成为当前该领域受关注程度日益增高、影响力不断增强的重要发展方向。
一、生漆作为“漆学”的根基
“漆学”诞生及其相关研究形成的前提是围绕“漆”的知识生成与积累得以实现。还需辨析的是，“漆学”中的“漆”特指“艺术学”相关的概念。它与化学学科相关的材料学以及工学相关的涂料学有关联，但又明显有所差别。化工漆的研究与中国漆的研究可互为参照，又相互区别。化工漆由化学原料制成，具有更广泛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今天被广泛应用于现代建筑、汽车、机械、电子等制造生产领域。生漆又名中国漆，是从漆树中提取漆液，经过加工处理得到的涂料。中国漆之名的由来与天然生漆资源的分布特点有关。漆树科植物主要分布在热带、亚热带，特别是在东亚南部。出产天然生漆的代表树种——漆树主要生长在中国。
在古代，中国先民关于“漆”的知识生成与积累涉及漆树的自然分布和生长规律、漆液的采集和加工两大方面，而且已形成一定的知识积累。《本草纲目》中“漆”条目下收录了五代时期后蜀的著名本草学家韩保升、宋代科学家苏颂以及药物学家寇宗奭等人关于漆及漆树的知识：“保升曰：漆树高二三丈余，皮白，叶似椿，花似槐，其子似牛李子，木心黄。六月、七月刻取滋汁。金州者最善。漆性并急，凡取时须荏油解破，故淳者难得，可重重别制拭之。上等清漆，色黑如瑿，若铁石者好。黄嫩若蜂窠者不佳。颂曰：今蜀、汉、金、峡、襄、歙州皆有之。以竹筒钉入木中，取汁。……宗奭曰：……其湿者，在燥热及霜冷时则难干；得阴湿，虽寒月亦易干，亦物之性也。若沾渍人，以油治之。凡验漆，惟稀者以物蘸起，细而不断，断而急收，更又涂于干竹上，荫之速干者，并佳。……试诀有云：微扇光如镜，悬丝急似钩。撼成琥珀色，打着有浮沤。……六月取汁漆物，黄泽如金，即《唐书》所谓黄漆者也。入药仍当用黑漆。广南漆作饴糖气，沾沾无力。”[1]此外，明人王象晋的《群芳谱》以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也均有漆树种植及生漆制用方法相关的记录。例如，《群芳谱》载：“种植：春分前移栽易成，一云腊月种。制用：六月中以刚斫皮开，以竹筒承之，液滴下则成漆。先取其液，液满则树菑翳。一云取于霜降后者更良。”[2]至清代，农学家张宗法在其《三农纪》中不仅记述了漆树植艺和漆液采集、加工的方法，还特别提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收漆：……至秋霜降时用利刀镟皮，勿断，须留筋路。若割断，则木枯。……山农云：漆无足色，割之时，已点桐油入内，再货而又点，难以求真。”[3]从这些文献记录可见，中国人在不断的实践摸索和研究当中，积累并掌握了对漆树种植、漆液采集乃至生漆加工和利用的知识，从而逐步奠定了中国“漆学”研究形成的基础。现代科学检测和实验印证了中国古代漆工艺相关的知识和经验的有效性。可以说，生漆原料的来源、独特性状以及加工漆液成为涂料的各项技术要求是十分特殊且复杂的，但这也恰恰体现了中国人在孜孜以求与不断积累中对“漆”的采集、加工和利用的程度之高，相关知识积累之丰富和体系化。
从考古发掘和发现来看，中国早在八千多年前便已掌握相当的生漆加工知识。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第三文化层曾出土一件朱漆木碗，其造型美观，内外均髹以朱漆。而在江苏吴江梅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又发现涂有棕色漆的陶器。在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古墓发现的觚形器，同样有朱漆髹涂痕迹。这些髹漆器物的发现表明，在距今六千至七千年前的原始社会，中国先民已经掌握了采集和加工生漆漆液进行器物髹涂的技艺。之后，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髹漆木弓确认了中国先民掌握髹漆技艺的历史达到了八千年。近年来，在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出土的黑漆木器，经检测与研究，又将中国髹漆的实物历史推至距今八千三百多年前。这些史前髹漆文物的发现，证明了中国漆液采集、加工技术历史悠久，而且可以推测，中国髹漆技术的萌芽期很可能还要更早，因为朱漆的运用不仅需要掌握漆液的采集和加工知识，而且要对朱红色料的加工和运用有一定经验才能实现。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新的发现再次改写这一历史。生漆本身蕴含的浓厚中国色彩、古代中国悠长的髹漆历史，以及深厚的髹漆文化资源与技艺知识，共同为中国“漆学”的诞生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条件和坚实的发展基础。
二、漆艺历史的发展变迁
知识、经验积累之外，有关“漆”的知识还要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才能构成相对独立的学问范畴与领域。而且，由于古代文献鲜少记录与“漆”相关的内容，我们现今对“漆”的认识主要是通过考古发现的髹漆文物得来。这些髹漆文物得到保存并被展示与“艺术”的发展息息相关，“漆学”的诞生与“漆艺”的发展密不可分。前述井头山遗址出土的漆木器碎片证明八千多年前的髹漆器物主要以木为胎体，而河姆渡出土的髹漆文物说明六七千年前浙江东北部的先民已掌握在陶器上髹涂朱漆或黑褐漆的技艺。尽管当时的髹漆方法还比较简单，当中的“艺术”成分亦较有限，但是至约四五千年前此类工艺已明显复杂起来。
夏商周三代，木胎髹漆工艺得到了稳步发展，并且从装饰的复杂程度可以看到其中艺术成分的不断增加，如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中的雕花木椁板遗迹、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的雕花髹漆嵌松石的器物碎片，以及河南安阳侯家庄商代墓中镶嵌蚌壳、蚌泡、玉石等的漆绘雕花木器。由此可知，至迟在商代，髹漆工艺已与雕刻镶嵌技艺相互结合并且融合程度更高。战国秦汉时期，中国髹漆技艺迎来了又一发展高峰。考古发掘中，髹漆器物出现较多，而且在髹漆器物的设计与制作方面，特别是在制胎加工、造型变化以及艺术装饰方面，均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新创造。从信阳长台关楚墓、江陵楚墓、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量造型独特、装饰精美的髹漆器物中可以看到，当时的髹漆艺术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汉代的髹漆技艺继续发展。此时的髹漆器物不但分布范围和产量方面都较前代更广更大，而且大型漆器的尺寸和数量也不断增加。此外，在实用漆器设计丰富的同时，髹漆艺术的装饰技艺也变得更为多元。其中，戗金工艺在此时迅速走向成熟，此前已发展起来的镶嵌技艺也取得极大进步，镶嵌材料不仅有金银，还有玛瑙、琉璃。彩绘技术此时更是尽善尽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漆器，其上描绘各种神怪、鸟兽、云气等纹，表明当时的漆工在艺术的影响下已掌握了十分高超的漆绘装饰技巧。
随着时代的发展，髹漆加工与装饰艺术的水平不断提高，髹漆技艺在艺术风格的表达上越发富有可塑性。到了唐代，日趋成熟的髹漆工艺为唐代漆器表现豪华富丽风格带来可能，并促使镶嵌金银以及贝钿加饰技艺迅猛发展。其中厚螺钿镶嵌与金银平脱工艺在当时发展尤为突出，制作手法多样。通过雕镂刻凿、浇铸烤打，螺钿及金银片被制作成各种装饰嵌件，再被一一镶嵌于漆器或金属器皿之上，效果十分精美。此外，髹漆夹纻制胎工艺在唐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被应用于宗教造像。塑造手法灵活的活脱夹纻造像轻盈坚固，方便运输，受到当时流行的宗教礼仪活动欢迎。日后盛行并被视作中国髹漆艺术代表类型的雕漆技艺也诞生于唐代。唐代华丽璀璨的艺术趣味惠及雕漆工艺。当时髹漆器物上出现大量的花草及动物纹装饰，这也成为其设计重点，漆器中的艺术性通过装饰的发展被进一步放大。五代、北宋初期，髹漆制作多承唐代遗风。北宋中期至南宋初期，新的髹漆艺术风格逐渐形成，从原来的富丽逐步走向雅丽，而且器物的造型设计颇受重视，不但雕漆技艺在宋代艺术的审美潮流影响下形成了精致典雅的面貌，造型别致的素髹漆器也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宋代髹漆艺术的转型与突破为元代以后的漆器制作在艺术与技术上大放异彩积蓄了重要的力量。此前流行的厚螺钿镶嵌技艺也在宋元时期逐渐被薄螺钿镶嵌工艺超越，这既与相关螺钿材料变得易得有关，又与螺钿加工处理技术的进步和知识积累密切相关。
雕漆技艺在元代的发展非常突出，并展现出日益艺术化的趋势。元代雕漆渐趋圆润浑厚的雕刻风格，要达到这一艺术效果需要将漆层髹涂至相当的厚度，当中精巧的花纹雕刻更显示出雕漆艺术卓越的观赏功能。作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髹漆技艺，雕漆有力突出了元代髹漆装饰的特色，这类工艺繁复、表面充满雕饰的设计大多非为日用而制作。此外，在元代，螺钿、戗金及描金等髹漆技艺发展也较快，经验技术和艺术水平均有提高，同样表现出明显的艺术化倾向。这一趋向在明代表现得更为明显，特别是明代后期各种髹漆技艺争奇斗艳，不仅各具特色而且开始相互促进。通过雕、刻、戗、划、堆、填、贴、罩、洒、描等手法，形成了素髹、罩漆、描漆、描金、堆漆、填漆、螺钿、犀皮、剔红、剔犀、戗金、百宝嵌等各式髹漆装饰类型。至清代，于一件器物上应用多种不同的髹漆技艺，使其变得绚丽多彩、华丽至极，成为髹漆风尚的主要特色。如当时多彩的螺钿镶嵌技艺，发展出了极为细密的镶嵌手法，并采用金片、银片相互搭配，构成色彩斑斓的画面。百宝嵌也更为流行，除镶嵌珊瑚、玛瑙、琥珀、玉石、水晶、螺钿等珍贵材料外，还融入了更多的材料和技法。清代是中国漆艺技法融合发展的重要时期，各种装饰技艺共同促成繁复的花纹与图像，使得器物及建筑空间变得奢华迷人、五光十色。可以说，中国“漆学”的技艺基础与知识积累走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到清末和近代已进入一个重要的更新与转折阶段。
今天有关中国“漆学”的研究被视为艺术学研究的分支或范畴，原因除了上述相关髹漆技艺表现出专精于装饰雕琢的趋势之外，更重要的是进入20世纪，现代合成涂料突飞猛进对传统髹漆制作的冲击。天然生漆曾经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涂料类型，大量应用于各种生活器物及家居装潢上。即便明末以来逐渐形成极尽雕琢之能事的漆艺趣味并在清代达到高峰，大众生活中生漆的实用属性仍然占主导地位，是主要的黏合材料和涂料。然而，受合成涂料冲击后，生漆便鲜见于人们的家居日用。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漆艺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迎来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进一步强化了天然生漆与传统髹饰技艺的艺术化走向。其中，中国现代漆画艺术兴起的影响最为突出。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传统的描金与描饰艺术吸收西方传入的构图与透视技巧，传统的漆绘艺术转向了架上绘画的纯艺术探索。到了20世纪中叶，受越南现代磨漆画艺术的影响，中国现代漆画艺术迅速发展。当时，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福州工艺美术学校、四川美术学院为代表的艺术院校，为推动中国现代漆画艺术的创作研究与教学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无论是现代漆艺还是漆画，作为传统髹漆技艺的现代发展形态，其艺术性的面貌与特色十分明显。中国“漆学”研究在不断积累相关知识的过程中，与不同时期的艺术发展相关联，愈发水乳交融，甚至可以说，艺术是推动“漆学”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之一，因而其相关研究的发展也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紧密相连。
三、“漆学”的知识来源
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质漆材料来源，在中国艺术发展的带动下，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精湛、丰富的髹漆技艺，并通过各种髹漆制作深入社会及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方面，为“漆学”的问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和发展环境。总的来说，“漆学”的学问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前述髹漆文物的发现，由于髹漆工艺在经验技术层面直接受环境和制作主体等各种条件影响，所以只有从具体的实物上才能够获得更多、更直接的信息和知识。另一方面则是与髹漆相关的各种文献记录，因为影响文物发现的因素非常多，仅通过现今所见流传下来的实物来建构“漆学”的脉络带有明显的偶然性和局限性，所以对相关知识的文字记录进行梳理和研究成为当前建设“漆学”理论的不二门径。
然而，由于相关知识的文字记录有着一个从模糊到详细的发展过程，所以早期发展情况仍然要以所见髹漆实物的研究为主。例如《山海经》便有“号山，其木多漆、棕，其草多药、虈、芎䓖”[4]的记载，据此可知在很早的时候漆树已作为价值较高的作物而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对其中的“漆”一旦有不同的解读，这种理解便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对于“漆”的文字记录和文献记载的重要转变及今人对漆的认识，主要形成于汉代。譬如“漆”字本身的解释，因其在古代有多个异体字，如“桼”字。《说文解字》谓：“桼，木汁。可以䰍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5]后来“桼”字被“漆”替代。《说文解字注》谓：“今字作漆而桼废矣。漆，水名也。非木汁也。诗书梓桼、桼丝皆作漆。”[6]“漆”作为名词本身亦指地、水名，也指树、木名。“漆”作动词时则被用来指用漆髹涂，即“以漆漆物”，又谓之“髹”。古汉语中的“髹”字亦有桼、䰍、髤等诸变体，近世最通用的是“髹”“髤”两种写法。“髹”既可作动词，又可作名词，有时亦可作形容词。诸如《周礼·春官·巾车》中所记录“駹车，雚蔽，然，髤饰”[7]。《仪礼·乡射礼》中有“楅，髹，横而拳之，南面坐而奠之”的记录，指的是赤黑色的漆[8]。《汉书·孝成赵皇后传》中有“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的记录[9]。
汉代是中国“漆学”相关文献基础形成的重要阶段，不仅记载相关知识的文献开始出现，其他文字内容也以漆器铭文形式大量涌现，为“漆学”在实践领域的发展补充了更多的信息。尽管汉代相关文献的汇集已极大地丰富了“漆学”的文本，但这种文献的积累十分缓慢，即便至隋唐时期，专门的理论性论述也未形成。这很可能与先秦以来的漆工传统有关，从零星的各种文献记载可知，“漆”作为涂料的可塑性使得其时常融入不同的工艺和生产技艺当中，妨碍了“漆”的独立制作及其被专门记录。根据《宋史·艺文志》的相关记载，直到五代时期才出现关于漆的专门著述——南唐朱遵度所著《漆经》[10]。据传朱遵度为青州（今属山东）人，有“朱万卷”之称。宋郑文宝《江表志》曾记其好藏书，高尚不仕，闲居金陵。明焦竑《焦氏笔乘·金陵旧事》亦称朱遵度为“幕府书厨”，著有《鸿渐学记》一千卷、《群书丽藻》一千卷、《漆经》数卷。[11]传说朱遵度亦擅长漆艺，可惜《漆经》一书早佚，已无从考究。
五代以后，有关中国传统髹漆的各种文献记录时有出现，并见于各类文本。譬如《南村辍耕录》中便记录了“鳗水”“戗金”“戗银”等漆工艺知识，《琴苑要录》《太音大全集》等文献则记录了“光漆”的工艺资料等。这亦突出了“漆”作为涂料的特点。但漆的知识得以聚集成为一项专门的记述，从而为“漆学”理论搭建起一个取向较为清晰的文本，则要到明代晚期《髹饰录》出现。《髹饰录》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传世的中国古代漆艺髹饰理论专著，对中国“漆学”理论特色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就辨别大量古代漆器文物及为其命名而言，《髹饰录》的记载仍然是最具理论系统性的重要参考资料。据该书序言所署时间可知，《髹饰录》最晚成书于明天启五年（1625），作者是来自新安的漆工黄成，西塘漆工杨明是该书的注者及序言作者。书中不但专门总结了宋代至明代所流行的各类漆艺知识，并以漆工艺技法的具体表现为分类逻辑，系统地归纳了主要漆艺类型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书中还归纳、融汇了中国古代髹漆制作与艺术设计的思想和理念，为日后中国“漆学”研究的理论化埋下了极富生命力的种子。
四、“漆学”研究的语境变迁
“漆学”研究与相关语境的形成，以知识汇聚与学问积淀为基石，《髹饰录》的出现为其理论建设注入了丰富的养料，并在近代成为推动“漆学”进入发展新阶段的“键钥”。就《髹饰录》对传统漆艺知识的记录方式与修辞手法而言，其文本本身便带有非常深刻的中国文化特色。该书共由“乾集”与“坤集”两卷组成。“乾集”主要记载漆器制作的各种材料、工具与漆工需要注意的工则，以及操作不当可能导致的各种瑕疵。“坤集”则主要记录了当时流行的各种髹饰技法类型，共分十四大类并衍生出数百个小类。此外，书中还介绍了漆器胎体的制作方法、步骤以及修复古漆器的知识。然而，《髹饰录》在清代失传。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髹饰录》经由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人朱启钤推介而再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后关于中国“漆学”的研究才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并且在此后近百年的时间里，其在理论化、专业化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1925年，朱启钤组织成立营造学社，与阚铎、瞿兑之搜辑营造方面的佚书史料、图纸和各种古建资料。在收集有关传统漆工艺的文献资料时，他偶然从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著作中了解到明代《髹饰录》一书曾流传日本，随后便从大村西崖处获得了保存于东京博物馆的蒹葭堂《髹饰录》抄本的复本。1927年，朱启钤将该抄本校订后雕版刊印二百本，其中一百本送到日本酬谢借书单位，留下一百本在国内传播。这个被称为“朱氏丁卯本”的《髹饰录》刻本持续传播，拉开了近代以来围绕《髹饰录》展开的中国“漆学”研究序幕。“朱氏丁卯本”对中国古代漆器研究产生了十分直接的促进作用。而除了朱启钤对该书的校勘和重印外，以《髹饰录》为核心的理论研究也进一步深化。20世纪40年代末，王世襄考察美国、加拿大两国博物馆后，与朱启钤交流时论及所见海外博物馆中收藏的中国漆器文物，受邀为《髹饰录》撰写解说。自此至20世纪50年代末，王世襄考究历代漆器文物，并参照中外文献，同时请教名工匠师，最终完成了数十万字的《〈髹饰录〉解说》。此书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漆学”研究的特色即聚焦《髹饰录》研究，并且与当时对中国古代漆器的发现和研究、博物馆学与文物学研究兴起的背景有关。
20世纪下半叶，中国“漆学”研究继续围绕《髹饰录》展开，从文献到实物的研究趋势明显走向了文献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向。早在《髹饰录》传回中国之前，留学日本的中国漆艺家便已借助对该书的研究，探索理论影响漆艺实践的道路。例如，李芝卿曾在20世纪20年代初赴日本长崎美术工艺学校漆艺科深造。1926年回国后，他受《髹饰录》启发，一直致力于糅合中日漆艺技法，创造出众多新颖的技法。沈福文亦曾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日本著名漆艺家松田权六的艺术研究所研习漆艺。当时，日本的美术学校也在传抄与传阅《髹饰录》一书，沈福文同样受此潮流影响。另外，雷圭元也曾对“朱氏丁卯本”中记录的各种漆艺展开较为深入的探究，并将之与古今漆艺的实践方法进行了对照。他曾于1932年在国立杭州艺专杂志《亚波罗》上发表文章《工余漫录——漆》，当中论及《髹饰录》的相关记录[12]。1936年，雷圭元又在《工艺美术技法讲话》（1948年重版）一书中，对各种漆工艺作了详细的分析，并与《髹饰录》的记载展开对比[13]。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漆学”的主要语境以《髹饰录》研究为底色，在漆艺文献与实践领域相融合的方面取得了更为深入而全面的成果。1990年，四川美术学院漆艺专家何豪亮出版了《漆艺髹饰学》一书。何豪亮将自己多年研究漆艺实践的心得与《髹饰录》的记录相结合，归纳整理和总结出了适应现代漆艺实践的部分，对原书进行了资料补充和结构调整。王世襄在该书序言中点评道：“从《漆艺髹饰学》的轮廓结构，可看到它和《髹饰录》的渊源关系。……黄、杨两位仅用数语道及的，在本书则广征博衍，各成章节。……综观全书，篇幅繁浩而体例严谨，故井然不紊，而文字解说，不厌其详，明晰准确，通俗易晓，恰好改正、弥补了《髹饰录》的缺点和不足之处。”[14]此外，年少时曾入漆器厂做工、后来对《髹饰录》进行理论研究与漆工艺调研的东南大学教授长北（张燕），又陆续围绕《髹饰录》的研究出版了《〈髹饰录〉图说》（2007）、《〈髹饰录〉与东亚漆艺——传统髹饰工艺体系研究》（2014）。通过长期的工艺调查，长北将流传至今的传统工艺实践与《髹饰录》研究相贯通，形成了富有个人特色的“漆学”研究路径。
从20世纪以来的中国“漆学”研究进展可见，《髹饰录》成为连接古今漆艺的知识基石，并且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可被视为推动其研究进步的主要学术语境。一是从文献资料的搜集、校勘以及解说出发，二是在考古、文物及博物馆学的交互之下进行拓展，三是持续深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索。得益于三者相互联结与互相促进所构成的学术语境，中国“漆学”研究才在百余年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在近数十年来形成了富于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与艺术学科发展方向。
结语
追溯中国“漆学”研究的历史脉络，其中呈现了由缓慢的知识积累到快速的理论发展的过程。就其文献基础与相关研究的发展情况而言，中国“漆学”研究的形成有着非常明显的艺术化倾向。这与相关知识与学问得以诞生及汇聚的文化背景，以及学术研究的本土语境有关。与“漆”相关的各种工艺、技术与艺术知识在中国古代并非泾渭分明的不同领域或范畴，它们相互交织、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漆学”研究的基础。从其文化层面来看，促进中国“漆学”研究进步的艺术因素影响最为突出，常常导致将“漆学”视为艺术学范畴的现象。然而，这是一种“狭义”的认识。“广义”的“漆学”将“漆学”理解为与“漆”相关的学问与知识，不但涉及艺术学、设计学、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方面的学问，而且涵盖来自农学、药学、化学等诸多方面的知识。譬如我国目前唯一一份可谓以“漆学”研究为特色的学术刊物——《中国生漆》杂志，自1982年创刊以来，便刊载漆树栽培、生漆产品加工、生漆实验研究等内容，还涉及生漆文化研究、髹漆工艺、漆画以及漆器文物发掘报告、专题研究等，并且登载综合研究与保护修复的创新性成果[15]。事实上，中国“漆学”研究的相关领域十分广阔，发展到今天更加明显地突出了学科交叉互融的跨学科特征。而这一趋势亦以艺术研究为特色，不断吸收不同学科的营养以充实今天乃至未来的中国“漆学”研究。这不但反映了“漆学”研究的综合性，亦展现出漆艺探索独特的可塑性与无限潜力。
何振纪：中国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艺术评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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