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水归堂——湖南民间美术研究》全书分为四篇、十八章,每章最后都设有结语,对每一章的内容加以总结与论述,字里行间蕴含着睿知与见地。结合这些结语和对本书的读后感,也谈一谈我的思考与认识。
第一篇深耕湘江两岸。作者以多年的考察与积累,对湘南民间建筑装饰、瑶族织锦、大布江拼布绣,湘中草席制作技艺、铜锣制作技艺、粉底釉下彩烧制技艺,湘江下游的皮影艺术等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地处湘江流域上游的湘南地区,历史上曾是百越、三苗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域,秦汉以来的汉民族,尤其是宋元之后客家移民的迁入,与当地文化碰撞交织,形成了这一区域民间文化的多元性特征。湘南地区不仅是湘江文明的发源之地,还是湖湘文明重要的源头之一。遗存在这一地区的民居、宗祠、寺庙等大量民间建筑,绝大部分都有木雕、石雕、灰塑、壁画等艺术形式作为装饰,在其自然地理、社会发展、地域文化等因素影响下衍生出厚重的文化内涵,体现了湘南民间建筑图像与装饰的多元化与包容性。瑶族织锦技艺的传习与实际生活紧紧相连,其传承方式以“口传心授”“耳濡目染”为主,是一种生存技艺,更是一种“肌肉记忆”,而其中体现的织造智慧,亦是南方农耕经济文化的产物。民间艺术与民俗活动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两者互相依存、紧密联系、融合交织于一体,而这种寓于生活的文化生成,成就了大布江拼布绣独特的艺术和文化符号,成为湘南民间美术表现形式和生命力的重要物证。湘江流域的皮影戏作为湖南民间传统艺术形式,与当地娱神民俗有着密切联系,对研究湖南民间戏剧、美术、民俗等都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
第二篇贯穿沅水上下。以土家族织锦、苗族刺绣与剪纸、苗族祭祀法器、苗族银饰、凤凰印染、苗族挑花和桃源刺绣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包括腊尔山台地的苗族妇女在内的内心深处情感表达,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土家织锦独特的设色方式,赋予了土家织锦独特的色彩表现,营造出丰富的色彩环境,不仅丰富了图案的画面构成,也使得这种色彩体系带给土家族人一种心灵的慰籍。祭祀法器和各式纸扎作为凤凰苗族民间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凝结了湘西神秘多元的地域文化和宗教因素。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看,法器和纸扎不但不是低俗的民间用品,还有着极高的文化品位和价值,积淀和蕴藏其间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价值观,凝结和汇聚了湘西神秘而浓郁的乡风民俗。银饰是苗族人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创造的较为成熟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载体,也是苗族人民精神诉求的物化表征。凤凰古城集聚了蓝印花布、扎染、蜡染等印染门类,是湖南传统印染类民间美术项目最为集中的所在,堪称为民间美术的荟萃之地。挑花装饰妆点着湘西武水流域苗族同胞日常着装的头帕,是苗族群众适应自然、装扮自身的产物,也是苗族妇女勤劳朴实品质和聪明智慧思维的体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之中,桃源刺绣作为地域性民间传统工艺,形成了独特的用色规律,呈现出用色浓烈大胆、丰富多变的特征。民间美术创造所表现的既是生活的语言,又是艺术的语言,更是情感的语言。物化在民间美术中的情与美,是劳动者与造物之间、使用者与创造者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与心灵沟通的桥梁。
第三篇眺望资江澧水。这一部分以宝庆竹刻、竹伞工艺、民间石雕为例,展示了资江和澧水流域民间美术的若干个案。宝庆竹刻三花并蒂,融精美绝伦的工艺、绚丽多彩的形态、隽远飘逸的品格、古朴典雅的特性为一体,彰显了独具一帜的地方特色。以竹为结构的竹伞制作在资江流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地劳工伴随不断输出的竹材走出山林,带回来更加精致的手工技艺,也见证了来自民间匠人的卓绝的创造力。澧水流域作为湖湘文明的滥觞之地,留下了多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也遗留了类型丰富的民间石雕作品,这些石雕遗存凝结了历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结晶,并在当地民族民间文化的浸润下蕴含着独特且深刻的人文情怀。一般说来,人类情感的表现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情感的直接流露,诸如语言、人的行为等;二是将某种情感意念通过一定艺术形式或媒介的形象性表达。劳动人民利用了造物活动,并把造物活动本身作为抒发情感的保证,因此,也就决定了民间美术品的纯真品格。
第四篇追随洞庭余波。本篇的研究对象包括湖南农耕器具、湖南蓝印花布纹样、湖南民间雕塑工艺。首先论述了传统农耕器具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人民群众,成为传统物质文明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国积淀最为深厚的农耕文化背景下产生、发展的,并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换代,其间反映的民间智慧,也是中国传统造物精神的集中呈现。再从造型和叙事角度对湖南蓝印花布纹样展开相关研究,发掘出以蓝印花布为代表的民间美术的基本符号意义,并在更深层的观念和审美意识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对民间美术的认知。同时还认识到湖南民间雕塑工艺的发展振兴,离不开传承人的保护与传承。中国民间美术作为文化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深入了解与认识民间美术,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和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的利用,而不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与任务给冲击掉,是我们当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我们对民间美术的思想及其负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认识得还不是很透彻,还很浅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作为活水源头,作为学习与创作的源泉,一定要慎重对待。
古老的湖湘文化孕育了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民间美术,形成了其独特的地域风格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体现了勤劳善良的湖湘人民的聪明才智,展现了他们的生活理想与精神追求。随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广泛开展和学术探讨的不断深入,围绕保护与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这一重要命题,人们开始对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有关传统文化与手工艺问题的一些模糊和错误认识展开了深入思考,譬如:有关遗产与资源、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等的的概念及关系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是保护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来看待,在严格继承和保护的基础上为它的发展提供一个真实而又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保护的对象失去了它的文化内涵和传统技艺,则所谓的发展与创新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失去了它的价值与意义。这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既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在当前申遗热情不断高涨的情况下,我们务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能够沿着健康正确的道路发展。
《四水归堂——湖南民间美术研究》作者陈剑的成长深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生于洞庭湖东畔的汨罗市。这里是战国时期楚国文学家、著名爱国诗人屈原行吟求索、投江殉国之地,被誉为“端午源头、龙舟故里、诗歌原乡”。他先后就读于文化积淀深厚的湖南师范大学和苏州大学,获艺术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任职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堪称青年才俊。长期以来,他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出版著作10多部,发表论文90余篇,还担任了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社会职务,在中国民间美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国古代设计文献与设计史研究等研究方向做了大量工作。
我与陈剑相识,是他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导师焦成根先生推荐的,至今已有十五年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谈的多是有关专业方面的话题,感到他为人诚恳,深沉淡定,思路敏捷,做事踏实。相识的时间久了,越加感到他性格豁达、精力充沛,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志向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的人。他所做的事情,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保护与传承,也是对未来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与创新进行的探索与弘扬。
在《四水归堂——湖南民间美术研究》一书中,陈剑以一种比较通俗平实的文字展开叙述,字里行间处处可以感受到他对湖南民间美术研究的熟悉程度与深刻把握。他将湖南民间美术研究置身于特定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场景之中,探寻湖南民间美术的源头和演化。在千百年的历史变革中,外界因素的影响促进其精神内涵与艺术形式的不断蜕变。他在书中既论述了古老的巫神文化、宗教传统、世俗生活对湖南民间美术艺术形式的影响,也深入剖析了湖南民间美术图像背后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与社会观念意识。读着陈剑的这本书和他关于湖南民间美术的其它著述,让我不由得想起毕生从事苗族教育和苗学研究的先驱石启贵先生(1896-1959),他们仿佛走在同一条崎岖泥泞的乡间小路上,背负着同样的民族重托和奋斗精神。
在与陈剑的接触中,我还感到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在研究工作中他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自己的思考与见解。他对学术问题的敏感性,体现了他厚积薄发的专业基础与博观约取的素质修养。未来的路还很长,我期待着他在学术的征程上不断进取,担当起他们这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
《四水归堂——湖南民间美术研究》一书付梓在即,他嘱我为之写序,便不揣谫陋,将个人有关学习研究民间美术的一些思考与认识写下来与他切磋交流。
是为序。
孙建君,中国工艺美术学会荣誉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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