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治老师著述的《设计研究理论》第三卷即将出版了。作为设计研究理论的系列出版物,按照作者构想为十卷本,涉及700多个理论条目,从1、2、3卷的内容来看,作者把纷繁复杂的设计研究理论主要分为五大类,包括工业设计、室内、建筑及人居环境、视觉传达、设计学、交叉学科及通用理论等,既围绕设计研究又不局限于设计理论研究,而是以一个宽广的学术视野在交叉学科认知的基础上,进行整体的、综合性的梳理与阐述,不仅具有丰富的资料性和说明性,而且具有论题选择的学术性和深刻性。无疑,这是一部系统化的关于设计研究理论的总体建构,中国设计学界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这对于设计学科建设、设计行业发展和设计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而且,生当其时。
中国设计产业和设计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后,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和扩展的时期。设计教育是设计产业发展的基础和源头之一,而设计教育又与设计学科的建设包括设计理论研究的程度密切相关。一方面,设计本质上是产业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工业等诸多产业的一种形态,作为产业的一部分或先行,它是相对于理论而言是一种实践形态,它以产品和品质说话,因此,设计理论受设计实践及生产的检验;另一方面,理论来自于实践,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上升形态,可以用于指导实践,提高实践的效益和品质。理论及理论研究对于设计教育而言,不仅作为学科建构的重要部分,亦是设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和素质基础。
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国设计以及中国设计教育的成就无论怎么高评也不会过分,尤其是设计行业的发展更是成就辉煌。但我们仍然能看到各方面的不足,如在行业发展方面,独创性的不足、模仿性依赖普遍存在;在设计教育领域,技能的职业性教育成为设计教育的主旨,设计的高等教育弱化为中等职业教育,创新思维、学术思维和能力的培养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设计本质上即创新、创造,而不是“仿性依赖”。我们注意到,在设计教育中几乎所有从教者都念念不忘、反反复复提“创新”,但在技能教育主导下的时空中,真正的创新思维训练和素质教育难以细化和落实。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师资的学术素质和创新思维能力、教育方式方法等;再如学科体系包括课程设置、教材、课件等等,尤其是对于设计理论和人文素质教育的认知程度,这方面受条件和认知的影响,基本上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我们知道,一个优秀的设计及其产生,有诸多因素和条件,创意思维及其高度不仅来自于实践经验,更多的来自设计者的综合素质和人文修养,这是高于和超越于设计技能的。
在人工智能时代,设计的数字工具日益扩展,可谓日新月异,在不断更新、不断飞跃的现代,更能检验设计成果的不是工具运用的技能,而是人的素质与才能。这难道与理论及其理论研究无关吗?不是。一般而言,设计实践有难度,设计理论研究更有难度。如果说实践有具体的工具,设计理论及其研究则没有明晰的工具可言。参与设计实践、多读书、多思考,使自己的认知建构在理性的基础上,我以为是通途之一。
在人工智能发展逐渐改变一切的今天,设计面临着深刻的变革,设计教育和研究同样如此。本来,设计就是一门复杂的综合性学科,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和能力,它在综合性中体现专业性,在专业性中包含诸学科的综合性。不仅是人为事物的“科学”,也是人为事物的艺术。因其涉及的广泛性,几乎到了难以定义、难以言说的地步。这不仅从现代设计史的发展得到验证,从设计定义的不断更新也得到了说明。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设计工具的数字化使设计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从设计的定义、设计的学科设置到设计理论的表述和阐释都将需要重新建构。变是这个时代不变的真理,但我以为,当今人工智能给设计所提供的主要是工具,作为研究者,对待这一新的工具我们思考的不是如何运用这一工具,而是工具的变革它所产生的其他变革、意义和工具价值以及其他价值。有些东西并不因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就设计而言,设计是为人的设计,它无论在什么语言环境中和生活场景中,适合和满足人的需求则是不变的。
吴文治老师著述的《设计研究理论》系列著作, “涵盖了文艺评论、商业消费、新兴技术、 体验服务、工匠精神、简单法则、传播宣传、美学心理、空间规划、神经感官、社会叙事、 创新创意等多个领域”,如果十卷本出齐,将涉及700多条理论内容,也是700多个关键词,这一庞大、涉及面广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说明了设计本身的复杂性、综合性、交叉性;设计学研究理论的多元与复杂表明了设计理论思维的广度和研究的难度。我几十年的设计理论研究与教学,深知其况味。也由此深深体会到文治老师对于设计学研究理论的深刻体悟和为研究的同仁和从业者提供学术理论资源和方法论的初心。他致力于此,并提出不断增补和改善条目资料的当代性和叙述的准确性,我十分赞赏文治老师的这一努力和智慧。
当下关于设计本身的理论和研究已经比较丰繁,新思维、新方法、新认知层出不穷。仅以我们主编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设计理论研究系列》丛书就已经出版了30余种,如《对抗性设计》《设计的观念》《设计研究》《数字设计理论》《人造物如何示能:日常事物的的权力和政治》《批判性设计及其语境:历史、理论和实践》《设计的政治》《话语性设计:批判、思辨与另类之物》《设计、共情与诠释:迈向诠释性设计研究》等等,这些来自西方设计学者的理论研究著述,为我们提供了设计理论研究的新思路、新理论和方法。我总以为,设计对于各民族而言都有自己的悠久历史,而现代性的设计学科应是西方设计发展的产物,由此产生的诸多理论探讨,对于我们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提供了资源,因此,了解和分析这些设计学的理论成果是我们进行相关研究与探讨的基础,或分析或批判,或理解或阐释,有益于我们的学科建设和专业理论体系建构。就分析而言,西方设计学的这些著述,是基于西方设计的历史和现实的理论建构和探讨,其既有东西方设计的共性,亦有西方设计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的理论并不具有普遍性,需要我们了解之后的辨析与释读。
除上述设计学的著述外,与此相关的工艺技术、传统设计的理论与研究,进而拓展至艺术理论、美学理论、文化理论等,由此组成设计学庞大而复杂的知识体系。这些都需要设计研究者去学习、探讨和思索,目的是建构中国的设计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李砚祖,博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名誉院长、江苏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艺术与科学》丛刊主编。出版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 200 余篇。获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北京市教学名师奖、清华大学教书育人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二等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