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乡互愈：药引与配方

向丽：您在谈论以及实践艺术乡建时，特别重视乡村问题与城市问题之间的紧密关联，这与单纯的乡村建设有着微妙而重要的区分。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百年史就是乡村破坏史。您对乡村症结的分析，亦饱含着对乡村创伤与脆弱的谨慎认知和矜恤。在着手乡村修复的过程中，您在批判中又持存一种温和的、尊重的和虔敬的心态，这实属难能可贵。我记得您曾说过：“我本不想干预世界，不想靠任何东西干预世界，不想站在现代世界的中心，只想站在它的旁边，作一面沉默的镜子。”而此种沉默恰恰是对于文化失序与失调的回应，乡村的伤痛与价值沦陷，促使着我们为其寻找药方。就“一村一品”而言，每个村子有其自身的病症与药方。关于这个问题，您是如何看待的？

渠岩：“一村一品”的说法是从日本学来的，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这是经济社会学的提法，是一种功能化的说法。日本的乡村问题和我们完全不同，日本可以用“一品”来解决乡村问题，我们是不可能的。钱穆先生曾将中国社会分为城市、乡镇、山林、江湖四个部分。在他看来，城市是朝廷权力管控的系统，乡镇是普通百姓聚族而居的地方，江湖是游侠和富于流动性的空间，山林是宗教根据地和儒林隐居之所、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归属。四个系统各有区别，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全貌。今天我们仍然要尊重中国社会的多样性，不能将之抹平和同一化。像李泽厚所说的民间的巫术传统，在今天南方依旧存在，不能简单将之归于“礼”的系统之中。我在青田改造第一座房子的时候，当地要请巫师、巫婆烧香祭拜，仪式结束之后才能开工。青田学院动工之前，当地人也请了巫婆举行仪式驱邪祛鬼。这背后实则蕴藏着当代的伦理系统和敬畏所在。例如，关公在北方是忠义之神，到南方就变成财神了，原因就在于经商重在诚信，关公代表诚信，因而渐至演化为财神的表征。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很多时候中国人建立信任关系并不单纯依靠法理制度，而需要同乡、同宗、同族的地缘、亲缘关系担保和维系诚信系统。宗族、祠堂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很重要，尤其在南方更甚。

我曾经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如果不把乡村还原成家园，谁都救不了乡村。”换言之，我们不能仅仅将乡村建设问题当成经济问题。这并不是说经济不重要，而是指不能将乡村作为单向的、单数的存在。经济增收不是唯一的向度，也不应成为乡村建设中最终的旨归。现实中有的人富裕之后，就想要进城买房来远离乡村，诀别乡村家园，仿佛留在乡村是失败者的选择，离开又复返者更是彻头彻尾的没出息。如何让大家富裕之后，还愿意留在乡村、回到乡村，让乡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家园，让返乡扎根不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这在我看来是更为重要的。这是现代性发展带来的影响之一，也是我一再重申“家园”意义的原因。接下来，我计划写两本书总结许村和青田的建设经验，一本是关于许村的《社火：许村在节庆中绽放》，一本是关于青田的《盘香：青田在传统中燃续》。

周前艺术公社，2024年，图片分别由王笑飞、潘铭聪 拍摄

向丽：这是很精妙的命名，也是您找到的修复乡村的一个药方。您还提到城乡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在审慎、温和地修复乡村的过程中，如何通过艺术乡建为疗愈“城市病”提供药方呢？

渠岩：首先必须肯定乡村的价值，乡村不是被现代化牺牲的对象。现代性所强调的逻辑是以效率为核心的发展主义，其背面就相应地被指认为“欠发展”。乡村作为“欠发展”和落后的代名词的存在不断遭遇被“污名化”，不断被弱化和被边缘化以适应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所以，我们要首先恢复乡村的真正价值，不仅仅用经济学的指标和功能性价值框定乡村，还要看到乡村文明所接衍的血脉意义和价值。

向丽：梁漱溟先生也曾指出“乡村运动，村民不动”的问题，您在许村以及后来的乡建实践中，是如何通过艺术介入实现与村民的联动的？

渠岩：早前我也提过“乡村运动，村民被动”的看法，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梁漱溟式的乡建力图面面俱到，恨不得完全替代政府履行职能。但我认为艺术家在乡建中不是万能的，应该明确自己的定位，不能越俎代庖。在“一条”给我拍摄的视频中，第一句话我就说：“艺术家一没有权，二没有钱。”艺术家在乡建中应该发挥“媒介”作用，即一个能够撬动各种关系、资源来帮助乡村的“媒介”。比如说，许村国际艺术节除了节庆作用之外，还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第一届艺术节开幕那天，一直在下雨。后来雨停了，但村子里有的地方严重积水，全村老幼出动，和我们的艺术家一起帮忙疏导排水，这让我大受感动。后来，我们不断向政府申请资助，最终在晋中市委书记张璞的关怀协调下批了600万元经费，用于修缮、解决全村的排水问题。

向丽：这真是一件让人大受鼓舞的事情。您在谈论艺术乡建的介入机制时曾说过，馈赠才是真正的介入。您可否与我们谈谈目前国内艺术乡建介入的方式有哪些，您的介入方式有怎样的特点。

渠岩：我想补充一个之前想回答的重要的问题，就是价值的问题，以此来回答您现在提出的这个问题。先从节庆开始说，许村国际艺术节已经成为许村在春节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节庆活动了。为什么一个“外来物”能够得到当地人的接纳、进入当地的文化呢？正是由于节庆是在游戏中完成的这一特殊性。游戏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在彼此触动的关系中发生和完成的，这是一种践行关系美学的路径。

向丽：是的，这是艺术乡建中难以通达却最为重要的。艺术乡建应该是行动艺术，而不是物像艺术，它需要基于关系性的共生。

欢乐的节日——许村，许村村民在2017许村艺术节上舞龙表演。图片分别由渠岩提供，吴奇拍摄

渠岩：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不太提倡在乡村举办所谓的大地艺术，因为它是个文旅项目。从艺术层面来说，渠敬东教授将大地艺术称为艺术家在乡村创造“第二自然”的活动，但这种造景实际上仍是艺术的一种自我欣赏，和乡村、村民没有关系，所以我称之为“文化下乡”。它不是艺术乡建，乡建有其伦理底色，也有文化针对性。文旅项目只是解决旅游问题，更何况并不是所有的乡村都具备旅游资源。在我的理解中，我将在乡村发生的、被冠之以“艺术乡建”之名的艺术活动分为三类，一是文艺下乡／文化下乡，二是乡村文创，三是艺术乡建。这样的划分非常重要，不能混为一谈。这主要是根据它们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触动什么问题来加以分类。艺术乡建中应当包含深厚的伦理关怀，类似于“莫斯的礼物”观念。我们不是要向乡村索取，不是通过榨取乡村来成全自我的名声和利益，这就是伦理的要求。莫斯分析了礼物的回馈行为，所以我们中外艺术家在许村创作的所有艺术作品全部捐赠给许村美术馆，累积至今已经有几百幅的数量了，可能山西省的美术馆都没有这么多当代艺术的藏品，但这批藏品会一直留给许村的后代们。在第四届艺术节的时候，策展人将我们驻村的创作展出，展览的名字就叫“莫斯的礼物”。

向丽：这样的馈赠很是贵重，富于持续性和交互性，仿佛一种富于意味的“游戏”。

渠岩：乡土社会中的“游戏”是一个过程，在其背面有着深厚的文化价值和伦理价值的精神支撑，比如祭祀祖先、敬畏先贤。这条脉络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破坏，导致今天的庙会只剩下商品交易会、嘉年华和“游乐场”的性质，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艺术乡建来恢复这一神性系统。我在许村努力了10年来恢复后土庙的祭祀仪式，在青田恢复了成人礼的仪式。汉代以后中国有四大礼：成人礼、婚礼、葬礼和祭礼，但除了葬礼，其他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在青田恢复了中断几十年的成人礼，对当地村民影响很大。年轻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在仪式中有所和解，所以现在当地村民不需要外来力量的介入，已经自发延续成人礼。这是最好的结果，因为这证明了“乡村运动，村民也动”的可能。

向丽：这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康德对于启蒙的理解，在他看来，启蒙就是让人从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也将为乡村运动和乡村自治提供持续的审美革命与配方。

渠岩：我认为启蒙是面向当地官员的，因为乡村的资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得不到他们的认同，你是无法真正参与乡村建设的，所以首先需要与村民进行充分而深入的沟通并得到他们的认可与支持。艺术家到乡村，首先需要转换为复数身份，而不能停留在单一的艺术家身份上，否则很容易走向精英主义。我认为，我在乡村中有四个身份。一是启蒙者。二是谦虚的在地学徒，向村民学习他们的历史、生活方式、文化禁忌等。三是不同主体关系的协调人。艺术乡建必须是多主体共同介入，如何平衡政府官员、企业家、艺术家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虽则困难却富于意义。四是日常政治的战士，这也是最重要的。看到那些企图榨取乡村价值来为自己谋利益，并且还妨害乡村建设的“牛鬼蛇神”，我们要坚决反对。

向丽：在关于艺术乡建地点的选择方面您是如何考量的？

渠岩：一开始我并没有明确的选择意识，许村是机缘巧合碰上。青田，主要是当地政府通过广州大学校长邀请我去讲课。当时校长跟我说，渠老师你不能光去讲课，应该在我们广东也做一个具有示范性的案例。我之前也有过失败的探索，在珠海斗门区待了半年，进行了一些规划，但是由于各种不可抗拒的因素而以失败告终。我是从珠海回来之后，才去顺德做考察。当时顺德经济比较发达，从地理空间形态上来说，三分之一的乡村已经变成城市，三分之一是半城半乡的状态，还剩下一部分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这部分源于青田周围的水田是国家基本农田，没有太多开发价值，因此得以保留下来。2015年，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带我去考察的时候，也是以文物价值为导向来展示当地乡村资源，比如强调祠堂、牌坊等的文物价值。当地确实有宋代古桥、祠堂等留存，但是可能因为旅游导致了很多乱象。最后一天看到青田旁边的两个村庄，我觉得可能没有触动我的点，也该离开了。杏坛镇的宣传文体办公室工作人员刘伟杰有点依依不舍，最后问我：“渠老师你到底想看什么样的村子？我们已经把我们认为有价值的村子都给你看了，但什么样的村子是你认为满意的村子？”还好他最后问了我这两句，不然青田这个点可能就滑过去了。我说：“你能不能把最没有价值的村子给我看看。”这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对村庄的价值判断的问题。最后，刘伟杰带我到了他自己的家乡，那个在别人眼中破旧落后的青田村，这就是我在顺德考察的最后一站。在当地人的眼里，青田毫无价值，没有一个够得上级别的文保建筑。在我眼里却不同，青田四面临水，水田环抱着一个小村庄，村落形态和香火文化都保存得很完整。就这样，我选定了青田。

向丽：青田范式成为全国典型的乡建案例与经验，它是怎样形成的？

渠岩：我之所以提出“青田范式”，就是要为当下乡村建设寻找和建构一个方法论。当然，它来源于乡村内部的历史脉络，需要我们总结出其具有通约性的规律。但我不否认每个乡村的差异化和特殊性。恰如青田范式是源于村子内部，而并非外来知识的强加。正像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所说的：“乡村里面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认为传统乡村社会最重要的是一套礼仪的系统。”乡村的价值不是物质价值，是精神价值、灵魂和信仰价值，乡村的香火就是承载这些价值的存在。概言之，乡村是由天、地、人、神共同构成的文明系统。艺术家介入乡建的优势是通过想象力和创造力，去找回那些走失的神性和人性。在当代艺术中，我们提倡艺术作品融通古今，这才是艺术乡建的核心所在。

向丽：在昨天的论坛分享中，大家也说到艺术乡建中的失败经验和步履维艰。我想到伊格尔顿说到的悲剧观念，今天很多人认为悲剧已经过时，但它恰恰给了我们讨论它的理由。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视角来说，悲剧源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及其无法充分实现之间的矛盾。艺术乡建的贵重之处在于，乡村的问题源于其在百年史中凋敝、被远抛，如今又被争夺的境遇，因此，乡建最为重要的是使乡村获得新生的多重身体。

渠岩：是的，我在这方面跟有些人的看法有差别。我对民国乡建的先贤充满敬畏，但在某些认知方面是不同于他们的。民国的很多乡建观念是否定乡村的，有些企图用西方的现代性组织方式来恢复乡村，但我们今天是以肯定乡村价值为前提进行乡建。肯定乡村什么呢？肯定乡村作为救治现代社会病症的药方。

向丽：这是个很大的转变。法国哲学家朗西埃在感性经验与共通的维度上讨论和阐释“审美革命”“政治”和“美学”，在他看来，审美革命先于现实生活的变革，它的内核是，以一种新的审美配方重新配置和塑造感性，从而生成新的审美经验和范式，唯如此，政治才会真实发生，社会才会发生真正的变革。因此，肯定乡村本身的价值，才有可能为艺术乡建提供持续的审美配方。

渠岩：对。肯定乡村的方式，不是通过将之作为后工业社会的“宠儿”，比如有机食品、新鲜的空气，不是通过消费价值来肯定乡村。我们肯定的是乡村恢复人性、解决城市的人性危机、重建道德秩序的价值。

向丽：广州美术学院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刚刚成立，高校艺术乡建教学联盟也正在建构，您和团队后续将主要在哪些方面推进艺术乡建工作？

渠岩：在我的定位中，应该是朝着三个方向来做点事情。第一是新乡村家园的建设，发挥我们团队的作用，能抢救的村庄有一个是一个。第二是艺术乡建学科的研究梳理。第三个方向是做“陆—岛乡村研究”。此外，我在筹划亚洲乡建三年展。

向丽：非常期待这些工作的持续推进，再次感谢您的不吝分享。艺术乡建是一场漫长的审美革命与接衍，这源于艺术、乡村、建设在这场运动中都被赋予了新的意涵与使命。中国艺术乡建在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物像艺术—行为艺术—行动艺术”拯救—启蒙—共生”的由观念到行动、自上而下、由外到内，由艺术介入到审美经验重构的嬗变与转型，“乡村”也于此由单纯的“物理空间”转向“思想空间”和“审美空间”的“居间乡村”之构型。在乡建的每一次阵痛与期冀中，由天、地、人、神共建的乡村系统与文脉，都以其本真性的存在持续提供新生的药方，它召唤着弱而有力量的“非介入的介入”，在慢速现代性的褶皱中重新释放艺术乡建的审美治理之道。

渠岩、向丽对话现场。图片由向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