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我国人文领域较早引入科技手段的学科，陶瓷考古更是其中的典型。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叶麟趾、周仁等学者已经开始利用科技方法对瓷器的物化指标进行检测和描述。至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古陶瓷界关于原始瓷器的讨论中，陶瓷器的科技检测数据成为回应学界重大课题的关键证据。科技方法在古陶瓷研究领域盛极一时，至今仍被广泛运用于各类研究。

然而20世纪末利用科技手段形成的一些共识，随着陶瓷考古材料的积累和新认识的形成摇摇欲坠。与此同时，在北方白瓷起源、各地窑口创烧等议题中，陶、瓷分界和瓷器起源等宏观问题也常被提及。在具体的科技检测数据面前，陶与瓷之间似乎总是被默认存在一个可供清晰判断的标准和界限，不过这种研究思路和思维模式或有值得探讨和反思的空间。本文欲以近年来较为热门的北方白瓷起源议题为引，尝试分析当下瓷器起源研究中存在的自然科学视角和人文视角，以期在科技考古相关研究方法方兴未艾的同时，引起学界对古陶瓷研究人文视角的足够关注。

一、北方白瓷起源议题中的几个关键概念

北方白瓷起源是瓷器起源母题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研究时段主要涉及北朝至隋代。20世纪，张盛墓、李静训墓、姬威墓等一批隋代高等级墓葬出土的白釉器，率先引发了学界对北方白瓷创烧问题的关注；随后北魏邙山M17、北齐范粹墓等一批墓葬的发现，继续向前推进白瓷

起源的年代上限。遗址方面，北魏洛阳城出土的白釉器亦是目前仍被广泛关注的重要材料。21世纪以来，瓷窑址的考古发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巩义窑、邢窑、相州窑等为这一课题研究提供了大量新材料，临漳曹村窑调查材料也常在白瓷起源讨论中被提及。

自唐代以前的白釉器被发现以来，北方在隋代可生产质量较高的白瓷已基本没有异议。学界争论的一大焦点在于北魏后期至北齐时期一批白釉器物的定性和断代。要想最终厘清白瓷起源问题，关键不只在于材料的累积，更在于回答“白瓷为何物”。以下列出几个在白瓷起源问题中形成的关键概念，从中可大致了解相关研究进程。

1.北朝白瓷

以范粹墓等早年发掘简报中提及的白瓷概念为代表。其时唐代以前的白瓷材料较为稀缺，科技检测手段尚未大量应用，学界面对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新发现，将出土白釉器定义为白瓷，依靠的是对器表特征的直觉判断。学者们将墓中同出陶瓷器的色泽质地与同时期南北方所见陶瓷器的色泽质地进行对比，再将其与隋唐时期北方白瓷产品相联系，于横纵两个坐标，初步确立起“白”和“瓷”两个维度的相对标准。

2.早期白瓷

随着北朝白釉器出土材料不断增加，原来相对单纯的白瓷概念也随着特征各异的新标本的出现而扩展，“早期白瓷”概念应运而生。这一概念使用十分广泛，但不同学者在具体认知上存在细微差异：首先，“白瓷”概念始终存在争议，学界的关注点围绕工艺和性能展开，对是否使用化妆土、特定烧成温度界限、胎釉化学成分特征等方面的认识不完全一致，还出现了为确定“白”的色彩范围而进行辅助视觉判定的色相学研究；其次，“早期”一词的使用势必涉及对时间下限的确认。不少学者从通俗概念、使用阶层、器物造型、装饰艺术等不同角度，分别给出了北朝、隋代、盛唐、五代等时间下限的认识结论。这些讨论推动白瓷发展阶段性研究持续深入。

3.原始白瓷

早期白瓷之外，有学者为湖南地区东汉墓葬出土的一批灰白色高钾釉器单独提出了“原始白瓷”概念。由于这批器物的存续时间和北朝有较长间隔，且釉层助熔剂类型不同于后来的白瓷，故有此称。其明显受到“原始青瓷”概念的影响，但材料为孤例，缺少明确的性能标准，因此其概念中“原始”一词的特定时代指向更为强烈。

4.白胎铅釉陶

类似概念还有瓷胎铅釉陶、白釉陶等。顾名思义，这一概念指以色泽较纯净的瓷土作胎，但釉中仍然含铅，器表呈色观感为白釉的器物。以氧化铅为助熔剂的器物，烧成温度大多低于1000℃，胎土生烧而尚未达到完全瓷化状态,故学者多将其归入低温釉陶一类。之前

-般认为娄睿墓、范粹墓等出土的白釉器是典型的北朝白瓷材料，如今经科技检测，其釉内发现了铅，这批材料自然就不是瓷，因此被认为是误陶为瓷的典型案例。“白胎铅釉陶”是陶瓷器的物化特性和基于此得出的属性判断相结合形成的概念，核心问题依然是陶、瓷分界，具体表现在烧成温度和釉层（助熔剂）成分两方面，釉料助熔剂类型成为器物是否为瓷的先决条件。显然这样的判定无法得到共识，故时至今日，将上述争议材料囊括于“早期白瓷”中的现象依然较为常见。

5.铅釉瓷

这一概念源于曹村窑址标本的出土和检测。检测报告认为，曹村窑青釉器同时存在二次烧造的铅釉陶和一次高温煅烧的钙釉瓷两类。尽管报告仍将这类铅釉器归入釉陶之列，但有学者打破了以往总是将釉料是否含铅作为瓷器定性标准的固有认识，强调这批器物和隋唐时“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白瓷存在紧密联系，提出了“铅釉瓷”概念，来指代这批以瓷土作胎，先经素烧，再施含铅釉料，最后经二次低温烧成的器物，以区别传统的铅釉陶。不过这种包容性理解只囊括了所谓二次烧成的铅釉器，和白胎铅釉陶概念并行不悖。至于这批器物是否真正经二次烧成，也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通过梳理白瓷起源问题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可以发现不同学者在判定陶与瓷的属性时，对陶瓷各部分指标和性能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如陶、瓷之分中，是以釉层助熔剂类型作为关键依据，还是以胎土的成分性能为判断准则；青、白之分中，是以胎釉铁含量为衡量标准，还是以器表的最终呈色来加以分辨。以上分歧其实是研究过程中自然科学视角和人文视角的模糊切换和摇摆不定造成的。

二、两种视角下的两类“瓷”概念

从上文五个概念提出的背景及其在各类研究中的使用情况来看，北方白瓷起源研究中对“瓷”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从初级人文视角，到大规模转向自然科学视角，最后尝试回到新层次的人文视角这样几段历程。

“北朝白瓷”概念是以唐宋时期白瓷概念为基点向前溯源而提出的。学者们以器物质地和器表呈色作为传统标准，在缺少科技检测的情况下，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以视觉感受为中心、辅以人体其他感官的主观判断。这种早期的主观判断可能会随着材料的不断积累显得不足，但这种主观感觉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与古人对瓷器的传统认识和自古以来的鉴赏方法异曲同工，可视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初级人文视角。

“早期白瓷”和“原始白瓷”等概念，使用之初应是为了凸显白瓷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但学者们莫衷一是，特别是在“早期白瓷”概念上下限的讨论中，于研究方法和视角上各执已见。在上限讨论中，学者们普遍偏重于用科技检测数据来确定标准，此时自然科学视角占得上风；而在下限讨论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后世文献记载或约定俗成的白瓷概念影响，需要考虑到唐宋时期的典型白瓷及其能够溯源的年代上限和早期形态，这时社会背景、文化观念等人文视角便参与其中。在具体研究中，同一概念的上、下限从不同视角切入是“早期白瓷”概念无法完成自我闭合的重要原因。另外，“早期”“原始”等词使人联想到20世纪瓷器起源

问题大讨论中提出的陶与瓷的界定标准。时至今日，科技检测数据不断积累，但标准始终无法令人满意。学界意图不断用一个新的数据标准去修订、推翻旧的数据标准，以求更加明确陶与瓷的分界，但问题依然未能很好地解决。不过可以看到无论是青瓷起源还是白瓷起源问题，具体概念的确定始终都是以自然科学视角为主导的。

事实上，人文视角可以在释读科技检测结果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长期以来铅釉几乎是陶器的代名词，在瓷器起源问题中尤其如此。由于成体系的瓷器生产传统在南方地区更加悠久，学术讨论也更充分，北朝白瓷的认定实际上沿用了以南方青瓷传统为核心的检测和判别体系。至于把铅釉瓷从低温铅釉陶中分离出来，除了考虑到胎釉层面的微观特征外，这还是人文视角研究的一种尝试，即“考察是否是有意制造”——假使素烧程序的确存在，挑选瓷土并使之烧结瓷化的行为就已经能够反映出窑工将其刻意区别于普通铅釉陶，追求普遍意义上瓷器质感和性能的制作意图。不过这种人文视角的解读仍显拘谨，无法摆脱自然科学检测数据而独立存在，使得“铅釉”和“瓷”的搭配更像是在两种视角中寻求暂时的妥协，仅可以作为新层次的人文视角的尝试。

由此观之，白瓷起源问题研究中的自然科学和人文两种视角，目前仍处于错杂交融的状态，因此有必要先明确两种视角对“瓷”概念的不同认识。

目前所见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古人对陶瓷产品认识的直接证据过于稀缺，后世通行的“瓷”“磁”等字样不见于汉代以前的典籍，且早期陶瓷器的文化内涵又依附于功能、组合、场景等要素，尚未充分发展出以陶瓷器本身为中心的一套成熟的物质文化体系，古陶瓷研究只能转向自然科学技术来探寻陶、瓷的界限。在研究中引入近现代硅酸盐工业的陶瓷标准后，大部分学者很快意识到器、半瓷器等现代标准和隋唐后约定俗成并延续至今的瓷器概念无法贴合。古陶瓷研究在寻找自我标准的同时，吸收了硅酸盐工业陶瓷标准的判定框架，

但忽略了该标准并不完全适用于古陶瓷研究，其原因或许不仅在于具体数据指标的高低，其判定框架本身是否能和古代陶瓷材料契合亦值得思考。

自然科学视角下的“瓷”概念，通常由烧成温度、吸水性、气泡形态、晶体形成状态、胎釉化学成分等多个指标组成，绝大多数仅限于陶瓷器的微观形态范畴。在工业生产标准化时代，生产者通过理解标准来确立产品定位。自然科学视角下“瓷”概念的显著优势在于可以用量化形式给出陶、瓷界限和各类瓷器内部的分类框架，符合当下考古学研究对标准清晰明确的追求。但其缺点亦显而易见，这种标准是脱离历史背景的纯科学化、工业化概念，不符合古代手工业生产的特性。古代的生产者更加依赖的是在长期生产、使用等实践过程中对产品宏观特征的直接感知和体验，这些宏观特征却并不能和微观指标一一对应。如果生产者在制作过程中完全没有微观层面的意识和控制各类参数的能力，那么其产品指标即使能在一定时空内因为技术惯性而具有相对共性，也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

人文视角下的“瓷”概念，指从人的视角出发，通过生产制作等技术手段、流通消费等交易途径、使用消耗等互动方式、观摩鉴赏等文化角度，在人和物互动关系的探索中形成以人为主体、瓷为客体的认识和定义。古陶瓷研究者在特定研究中必须谨慎使用当今习以为常的基于现代工业化标准形成的“瓷”概念，需要将思维模式还原到原始情景中，思古人之所想。各个阶段、不同地区的陶瓷生产力水平不尽相同，形成的“瓷”概念自然也存在差异。但陶瓷相关遗迹遗物体现出的技术上的连续性，物质和文化在地域间的互通交流及其在时空中普遍存在的发展惯性，以及作为生物的人对于材料材质、功能使用、空间感知等方面存在的古今共性，使我们可以寻找到哪些是历史发展进程中，贯穿于“瓷”概念始终的核心因素，进而将其凝练成通则式的“瓷”概念。

“瓷”概念的人文视角让研究者回到了熟悉的传统考古学领域。判断材料属于陶还是瓷，其实是在探索遗物背后体现出的古人的认知能力。一些学者担忧人文视角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会把瓷器起源问题拖回泥泞之中。然而无法否认的是，这种人文概念边界的纠缠拉扯是走向透物见人的必经之路。对清晰、明确的迫切追求，固然让科学视角和科技方法在人文难以量化的模糊领域大放异彩，却淡化了物质和人类思想认知的关系，容易使原本以人文属性为基调的陶瓷研究建立在并不合适的基础上，无益于未来更进一层的研究。

沈岳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张丹妮，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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