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乡土逻辑：同乡同业的重要动力

诚如上文所言，同乡同业的“乡”字语义多样、意涵多元。“乡”的内涵远不止地理概念，更是一种由血缘与地缘交织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得益于此，不少乡村能够成为某一产业各种生产要素的集结地与流转地，并形成一定的社会文化体系，继而辐射全国。可见，在不少同乡同业的经济实践中，民众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未因迁徙他乡而弱化，反而在其经济协作中得到进一步巩固。以Q村的兴化籍机车制壶群体为例，乡土逻辑不仅深刻影响着该群体的行业准入、技艺传递与商业运作，也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他们内在的身份认同感与对外的群体边界。

（一）重度依赖：入行与生存的乡土网络

在传统乡土社会，农民的社会关系主要是血缘与地缘关系，家庭及家族是其社会交往的基本单元，日常行为则普遍遵循地方性习俗与伦理规范。随着社会转型，传统乡土结构经历深刻调整，乡村经济从单一农业向多元产业转变，农民与土地之间的依附关系也日趋松弛。对此，任远认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血缘、地缘关系对人们的生活及交往方式都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并因此形成了一种“习性”。在农民进城和职业转变的大背景下，这种“习性”仍表现出强大的延续性，使得进入城市的农民依然高度依赖其原有的乡土社会网络。乡土社会网络并未因农民的流动而解体，反而在其迁入地呈现出巩固和拓展的趋势。农民对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依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借助原有的乡土联系，在移居地获取必要的社会资源，从而确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二是通过对该网络的有意识维持与经营，进一步积累和拓展其社会资本。

之所以依然高度依赖原有的关系网络，主要是由于他们需要面对一个全新的、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与信任基础，这一网络能够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形成一种风险共担、压力分担的互助机制。可见，乡土社会网络是低成本传递包括信息、信任、信念、经验、影响甚至技术和资金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的主渠道。Q村的兴化籍机车制壶群体正是通过这种“亲带亲”的方式，依托家族、村庄、姻亲、同学等关系网络完成了迁移与就业的全过程。除了能共同抵御潜在的风险，这种网络还能帮助新来者迅速找到工作与住所，也在初期免去了其技术学习与市场摸索的高成本。一位机车制壶人的入行经历如下：

我那时候在上海打工，赶上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想到我老家好像有远房的叔子在宜兴这边做茶壶，就说动一家人一起到这里来投靠他。也是他带着我，教我一步步地怎么做茶壶、怎么卖、去哪里做滚压机，包括后来有老板拿货，他也推荐我这里，这样慢慢地我的生意就起来了。

在资源共享与互助实践中，原有的关系网络往往还能得到进一步的维系与强化。这表明，在现代性语境下，乡土逻辑对流动中的农民依然具有影响力与较强的韧性，乡土社会依然能够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相适应。正因如此，当从业者遭遇经营失败或突发变故时，血缘与地缘关系常常能成为其渡过危机的关键支持，这构成了同乡同业现象生成的重要动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社会，血缘与地缘关系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这种内聚性往往伴随着较强的排外倾向，使农民大多安土重迁，而在当代，随着土地束缚的减弱，人口跨地域流动成为可能，本土村落对外来者的接纳度也随之提升，从而为同乡同业提供了现实的社会空间。在“故土”与“他乡”的二元背景下，业缘关系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之中。其内部各要素会在制壶人的日常实践与社会互动中持续分化，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催生出如“趣缘”等新的社会联结形式。这些新型关系网络不仅拓展了群体内部的社会联系形式，同时也与传统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纽带持续互动，在实践中对其进行补充、转化乃至重构，从而展现出乡土社会网络在人口流动过程中所具有的适应与调整能力。

（二）同乡之间：无处不在的乡土牵连

随着乡土社会的变化，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作用逐渐式微，这使得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为可能。贺雪峰将这一现象称为“差序格局”的解体，并指出这种解体令流动的农民在人际交往方面呈现出“理性计算”的特征，导致“农民可以摆脱村庄舆论对自己的压力，从而更容易摆脱道德义务和选择交往空间。贫困化则使他们将较少的资源更多地用于投资那些可以带来经济回报的人际关系，而不是由血缘决定的人际关系之中”。事实上，这种变化在Q村尤为明显。身处异地的同乡在日常互动中，呈现出鲜明的两类特征：一方面，许多社会往来确实带有明确的经济目的，以获取实际利益为导向；另一方面，乡土社会中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仍在制壶人群体中具有较大影响力。

一直以来，师徒相传是手工艺传承的重要方式。近代学者庄士敦在考察中国社会关系时，便特别指出了师徒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尽管师徒关系未被正式纳入传统的“五伦”范畴，但其内涵实则与“五伦”中的父子、朋友关系深刻关联，从而构成一种重要的拟亲缘性社会联结，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Q村，机车制壶人大多有自己的师父，师徒关系因此成为该行业一个不容忽视的特征。不过，这种关系并非完全遵循传统技艺中严格的父子伦理，反而更接近于一种朋友般的协作模式。一方面，很多师徒之间原本就存在亲缘联系，即便这种亲缘已经超出五服的范围；另一方面，这类师徒联结的建立往往不依赖严格的仪式或长期学艺过程，既不必支付学费，也无需举办正式的拜师礼。这种基于血缘而构建的业缘关联，非但没有削弱亲缘纽带，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血缘关系的社会凝聚力，从而在本地制壶产业的运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与全手工或半手工紫砂壶相比，机车壶在技术复杂度上显著降低。传统手工制壶尤其注重壶身的拍打成型，这一工序技艺要求高，且需熟练运用数百种专用工具，若无师父指导很难掌握，而机车壶通过机械滚压成型技术，将原先需要数天完成的身筒制作缩短至几分钟，再结合成熟的模具压制配件工艺，一名工人每天可生产数十把器型规整、价格较低的机车紫砂壶。由于该技术相对简单，学习者通常只需数天即可掌握完整流程。

尽管如此，然而技术的简化并未降低拜师入行的门槛。在Q村，若缺乏血缘或同乡关系的引荐，外来人很难获得系统学习制壶技术的机会，即便是来自兴化其他乡镇的人也曾被排除在外。事实上，曾有不少兴化人因无法找到师父而被迫离开，尽管近年来这种封闭状况已有所缓解。由此可见，在机车壶这一看似技术门槛不高的行业中，乡土社会网络依然深刻影响着技艺的传承与行业的准入。为何在同乡中会形成技术垄断呢？这是因为对机车制壶人而言，拜师学艺所学的不仅是制壶技术，还涉及泥料鉴别、模具设计、制作技巧、烧制要点以及销售心得等多方面的知识与经验。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师父还会将自己积累的客户资源引荐给徒弟。做出一把造型美观、质量可靠的机车壶固然重要，但若想在此地长期立足，则必须掌握与同行及买家打交道的社交能力。机车壶产业的壮大，离不开Q村数量庞大的兴化籍从业者。然而，同行数量过多也容易引发激烈竞争。因此，为了实现产业壮大及竞争减少之间的平衡，制壶人在挑选合作者或传承对象时往往会设置一定的门槛，让机车壶产业形成垄断。这种垄断不仅体现在技艺的传承上，还有关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共享。在早期，为了防止制壶人数量的快速增长形成同行竞争，制壶人在收徒时总会有所保留，直到机车壶市场的扩大，尤其是近年来网络直播带货的兴起，市场对于机车壶的需求变得巨大，收徒的限制才慢慢变化，甚至出现了交学费拜师的现象。

但是，在Q村的兴化籍制壶群体中，亲属之间传授技艺通常不收取费用，师徒关系的建立往往仅基于血缘或地缘关系。尽管没有学费，学徒仍会通过其他方式表达谢意。那么，应如何理解这种面向亲友免费传授技艺的现象？以机车壶产业为代表的同乡同业实践，其运行逻辑并未脱离传统乡土社会的伦理框架。正如李培林所言，中国的乡土社会是具有互惠特征的，这与完全基于竞争的市场社会存在根本区别。这种互惠建立在由血缘与地缘关系所构筑的人情信用基础之上，而人情信用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难以被完全量化为货币或进行等价交换。因此，在乡土社会关系中若处处进行得失计算，反而会被视为过度精明的表现。摆脱了土地束缚后，农民们在人际交往中逐渐呈现出鲜明的“理性计算”特征，这种倾向主要体现为以获取经济利润为核心目标。在此逻辑下，制壶人往往在既有的乡土关系网络基础上，有选择地构建起以经济协作为导向的新型社会联结。虽然同处于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但机车制壶人在生意上的往来仅仅局限于小团体中，每位制壶人都与数量不等的同行保持密切互动。这些同行既有原本就具备血缘或地缘关系的亲友，也有来到Q村后才结识的合作者。他们通过共享资源、互通信息的方式开展合作，共同扩大经营规模，提升利润空间。

除了对乡土社会网络的极大依赖，在机车制壶群体的观念意识中，也呈现出一定的乡土逻辑。他们普遍自称“外乡人”，即便在宜兴生活了数十年，也少有迁户或置业的行为。这种自我定位强化了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兴化人”不仅是一种地理标签，而且是对乡土身份的情感依附和文化认同。边界的设置有效区分了群体，并因此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认同，再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予以强化。因此，机车制壶人持续强化自身的“兴化人”认同，不仅有助于强化群体内部的协作与凝聚力，还能为整个机车壶的产业发展营造良好和稳定的环境。

四、同乡同业的内在困境

总体来看，Q村机车壶产业的出现是“乡”与“业”共同影响的结果，即乡土社会网络与可复制手工艺相结合的特殊产物。不少研究对于乡土社会网络与经济活动的互动逻辑有所涉及，但大多关注正向的促进，对于同乡同业可能遭遇的困境，仍旧缺乏一定的理解。董磊明等就指出，乡土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并非仅为正向，在维护激活乡土纽带的同时，也可能分化乃至消解乡土关系，如机车壶产业就在产业升级、文化评价和代际传承等三个层面遭遇了困境。具体而言，一是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乡土社会网络，在塑造产业化的过程中，抑制了其发展的空间；二是在地方文化和非遗为核心的文化评价体系中，机车壶无法获得认同，加深了其发展困境；三是当机车壶市场缩小、无法获得文化价值层面的肯定时，制壶群体人数减少，从而影响和破坏了乡土社会网络的韧性。

首先，传统乡土社会网络在Q村机车壶产业兴起阶段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即依托熟人信用来降低入行和生产成本，减少潜在风险，以实现低成本、高收入。但共同体的归属感会随着外部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具体而言，机车制壶人通过乡土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入行成本、降低机车壶单价、共享销售市场、共商产品创新等，从而推动机车壶产业的规模化扩张。然而，在产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发生“内卷”现象，从而阻碍其进一步发展。具体而言，尽管同乡同业在专业性、灵活度和流动性上具有较大优势，但这种基于乡土关系的技术，却在传播上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早期的技术垄断虽在特定阶段保护了先入行者的利益，却阻碍了外部新知识、新理念的流入。即使后期因消费市场的扩大，制壶人数量增长，但是在制壶技术上也并未有过多创新。这种去技术化和标准化，导致机车壶产品出现高度同质化，引发了市场饱和。因此，价格战便成为机车制壶人最直接的生存策略。不少机车制壶人通过选择成本更低更差的泥料、简化制壶工序、减少精修时间等方式以降低生产成本，令整个机车壶产业陷入了发展困境。

其次，当前围绕手工艺的评价体系多以地方文化和非遗为核心展开，在宜兴当地的文化评价体系中，紫砂壶与地方认同、历史文化等密切关联，艺术性、独创性、传承性等成为手工艺的重要评价标准，而通过机械复制的机车壶显然无法获得这一评价体系的认可，有时甚至还会被贴上“低端”“造假”“无灵魂”的标签。这一评价体系导致机车壶的发展偏离了传统手工艺基于“艺术品—高价格”的发展路径，转而追求“实用器—性价比”。Q村同乡同业的最终目标，在于快速扩大机车壶的生产规模，确保机车制壶人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利。基于此，机车制壶人在生产时所考虑的首先是利润，为了规避风险，他们往往倾向于制作工艺简单的圆壶，这就导致了机车制壶人在制作技术方面偏于保守，不愿创新或引进新的技术，从而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失去优势。因此，低价就成为机车制壶人不得已而为之的市场策略。这种固化的市场评价、微薄的利润，又强化了制壶群体对于上述低成本、无创新、快周转这一生产模式的依赖，导致产业发展的进一步困境。

最后，同乡同业的生命力与韧性不仅在于群体之间的互帮互助和风险分担，还在于一定程度上的排外性和人员稳定的要求。在Q村机车壶产业面临内卷化竞争、利润微薄与文化认同缺失等困境时，人员流动性明显增强，导致在异地的乡土关系面临断裂风险。作为一种低附加值、高强度和重复性的劳动，机车壶制作难以吸引追求更高收入、更体面工作的年轻一代兴化人，尤其是机车制壶人的后代。在田野访谈中，不少一代制壶人的学历仅为小学，而他们的子女却有不少都是本科学历，有些甚至是博士学历。一方面，当前的职业选择更加多元，收入与社会认可度相比机车壶产业更有优势；另一方面，长期处于产业链底端、被主流紫砂文化评价体系所排斥，使得机车壶制作难以获得年轻一代的职业认同感。即便他们未来要从事紫砂壶行业，也会选择学习制作手工壶而非机车壶。在Q村的乡土社会网络中，与机车壶有关的生产、销售知识是其核心，也是维系关系网络韧性的重要内容。当年轻一代不愿从事机车壶生产时，不仅意味着相关劳动力的流失，还表明凝聚乡土关系的知识和制壶技术面临失传的风险，从而动摇了同乡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并导致乡土社会网络出现断裂。

吴重庆关于同乡同业“低端化”的看法，主要是基于同乡同业所呈现出的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两大特点而言。此外，他又总结出近40年来中国同乡同业中“低端”的四大趋势，包括去技术化和标准化、高可替代性、产业链缩短、价值链的社会分层。这一概念为我们理解Q村兴化籍机车制壶群体同乡同业的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总体而言，Q村机车壶产业所遭遇的发展困境并非独有，而是同乡同业现象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也是其赖以生存的乡土逻辑在当代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依托血缘、地缘关系的低成本入行与互助、基于乡土社会网络的资源共享协作，是推动同乡同业形成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这一乡土逻辑在当代遭遇手工业时，在机车壶产业规模膨胀、市场环境变化和文化价值差异等背景下，逐渐呈现出同乡同业中的巨大张力。

结语

本文通过对Q村个案的深入考察，呈现了根植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传统乡土社会网络是如何推动某一特定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点到面的发展，并与之相伴而生的发展困境。同乡同业并不是传统乡土社会网络在当代的简单延续，而是在乡村流动性增强、传统乡情纽带断裂、城乡深度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乡土逻辑与现代化、城市化碰撞所产生的一种具有高度内在张力和脆弱性的社会经济新形态。正如韦伯在对中国宗族与经济关系的考察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社会中几乎一切超出个体经济范围的有组织的经济实体，都建立在现实的或模仿的宗族化的基础上。Q村的同乡同业正是这种“宗族化”或曰乡土社会网络介入当前经济活动的典型个案。依托“亲带亲”的乡土关系，兴化籍机车制壶群体有效地完成了技术传递、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精准对接了大众市场对低价实用器的需求，并在他乡宜兴建立起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机车壶产业，彰显了乡土逻辑在当代的强大生命力与适应性。

但与此同时，推动同乡同业发展的乡土逻辑，在接入特定经济活动时，尤其是在当代，也呈现出其巨大的内生张力，限制和制约了同乡同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不少学者将其视为产业“低端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本文认为，所谓的“低端化”是由特定的资源禀赋、独特的组织形态和消费市场外部评价三者之间互动、形塑的结果。换言之，正是宜兴既有的紫砂原料、绵延数百年的制壶传统、外迁于Q村的兴化人和围绕机车壶“真—假”“好—坏”“优—劣”的争议等多重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才导致了机车壶产业面临着“低端化”的指责。此外，Q村的个案还启示我们，在当前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的宏大背景下，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手工艺生产等的研究，需要超越对艺术性、独特性的单一评价体系，理解其内在的张力与发展困境，以便更好地引导类似本文所关注的同乡同业可持续性发展。

作者简介：

岳永逸，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社会建设研究基地教授；高鹏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民族艺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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