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进程中形成的独特造物哲学与实践智慧，是中华文明物质实践与精神表达的重要载体，其构成及价值不仅体现在器物制作的技术层面，更深刻融汇自然观、伦理观与美学观。开展相关研究，在于突破器物形制、工艺技法和风格谱系等传统工艺美术史相对单一的视角，将造物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态中，把握造物行为中的文化逻辑，揭示其作为动态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核心价值。

一、“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的基本内涵

根据我国文献记载，“造物”一词的语义主要涉及“天”造物和“人”造物两个方面，前者指自然或不可预知的神力创造、化生万物甚至主宰人生命运，后者指人从事生产、制造器物。前者具有自然哲学的意义，其语义应用和影响广泛，“造物”一词首次出现也始于这一内涵。《庄子·大宗师》“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将创造万物的力量人格化为“造物者”，寓示自然大道的创生运行。汉代《淮南子》将抽象的自然规律表述为“造化者”，宋代陆游词中“元知造物心肠别”^[以“造物”指主宰之力，朱熹以“造化为工”解释自然创造力，元代杂剧《刘弘嫁婢》、《范张鸡黍》等“各人的造物”将“造物”等同于“命运”，即“造物”是自然或不可知的神力对万事万物的主宰和塑造。器物制造意义上的“造物”，主要涉及相关生产技术的应用。《考工记》所谓“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将造物视为“圣人之作”赋予其伦理高度，并提出“天时、地气、材美、工巧”等要素，确立了人工造物的系统性的技术法则，成为我国技术伦理与制度化的开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系统记录农业、手工业中的造物技术，计成《园冶》提出造园需“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由人工与天工关系的思辨逐渐向艺术审美境界深化。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自然等外在力量的创生化育，还是施以人工制作生产，均处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的思想框架中，即注重区分无形的、主宰性的“道”和具象的载体，以之为认识、评价造物活动的哲学基础。“造物”的传统内涵转化为现代学术术语，主要与张道一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系统构建“造物艺术”理论有关，其于1989年出版专著《造物的艺术论》，将“造物艺术”作为现代学术概念进行系统阐述。张道一先生提出，“造物”活动是人类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物质的活动，涵盖从原始工具到现代设计的全部人造物体系，是一种基础性的活动和范畴。关于造物、工艺美术、设计的关系和本质，张道一先生提出，从原始造物开始到社会分工演进，由物质性和精神性合一的本元文化逐渐分化为生产性的物质文化和纯艺术的精神文化，但以原始造物为起点的工艺美术实践始终具有物质和精神、实用和审美的双重属性，是具有文化母体意义的本元文化的延续，指出工艺美术现在改称设计艺术了，但其核心仍然是造物活动中的艺术性和文化性。就此超越20世纪以来中国关于“图案”“工艺美术”“艺术设计”等学科专业的名称更迭和内容分割，回归“造物艺术”的本质和民族的历史文脉，以本土文化资源重构设计哲学。其中，包括充分认识和理解工艺美术作为造物艺术的原型和代表所具有的物质与精神的统一性和历史的连续性，将之作为艺术设计的文化根基；并进一步从“本元文化论”出发，以“造物艺术”重构中国设计艺术学，使造物从技术传统升华为兼具历史深度与当代价值的学科范式。从“体系”的意义上看，“造物艺术”也具有溯源人类造物活动的本质、探讨造物行为文化动因等哲学与文化史的宏观意义，同时，通过“本元文化”论，破解传统的道器二元对立和西方现代以来技术异化与人文关怀的矛盾，构建了“本元”一体的现代理论体系，并整合历史、哲学、艺术等学科，进一步推动了造物理论进入高等教育，实现学科专业的制度化。当前，“造物”研究的落脚点，主要在于人类有目的、有意识地利用材料和技术创造物质产品的行为及其成果。其超越简单的“制造”，更强调“创造”和“赋予意义”。当强调“造物”是人类最本质的创造性活动时，则突破了“工艺美术”可能带来的技艺化、艺术化限制，在文化与生活的语境中，成为技术与艺术、物质与精神、实用与审美的统一。因此，关于“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的研究，对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在独特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经济技术条件下发展形成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器物制造思想和实践加以体系化的研究和阐释，从而发掘其哲学思想、美学法则、技术构成、伦理观念与生活智慧，发掘并阐释中国传统造物艺术的理论体系，进而为发展中的“中国设计”理论与实践提供支持。

二、“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

关于“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的研究，包含思想基础、技艺经验、造型形态、审美文化及相关联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文献研究。需在充分的个案研究基础上，系统把握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从思想基础到技术体系及表现形式的整体；并突破关于“物”的研究，从造物与用物之“人”的思想文化、技术经验、社会联系等方面着力，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物质载体和精神内核的理解；相关研究不仅在于解释历史，更在于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化，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理论体系、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增强文化自信提供思想资源和学术支撑。

（一）中华传统造物艺术元理论研究

元理论是“关于理论的理论”，重在把握理论如何被构建、验证、解释和应用，探索理论背后的哲学基础、认知逻辑、文化预设及其固有局限。中华传统造物艺术的元理论研究，在于把握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的哲学根基和理论核心，不只在于分析具体的理论观念如何影响造物实践，而是进一步分析把握理论观念背后的基础逻辑，包括如何看待世界本质的“本体论”、怎样获得认知的“认识论”、如何开展实践的“方法论”以及追求何种终极价值的“价值论”。整体上看，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本质的认识是一种生生不息的有机生命观，将世界视作有机生长的生命体，主要认为万物由“气”生成并相互感应，“气”如同生命能量，无形而弥纶于天地，聚散成物，感应互动，万物因此存在并处于永恒流变之中。因此，人与世界的关系，在于参与宇宙生命循环，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并获得感应共鸣。具体在认知上，以身为度去体悟自然，实现心物交融、格物致知，形成具身认知并不断心传默会；在实践上，讲求顺应天道，通过法天象时、器以载道，实现天人合序；在价值判断上，主张敬畏天道，将个体生命融入宇宙大化流行的永恒创生之流，实现从有限存在到无限生生的超越；由于这一追求并非指向彼岸救赎或绝对真理，而是在此生此世、日用伦常中完成生命的终极升华，因此以孝悌忠信维系社会生命的共同体，展开“日用即道”的伦理实践。在这一思想体系中，造物不是对自然的“征服”或“模仿”，而是一种参与和融入。因而，对待物质材料，讲求顺应材料的“物性”，因材施艺，而非消除材料的差异性，进行标准加工以实现预设的形式；施加工艺，认为“天工”在前，“人巧”在后，主张“巧法造化”，且认为“技进乎道”，反对技术至上，警惕奇技淫巧；对于器物的价值，主张器以载道，以器物为生命伦理的载体，无论沟通天地的青铜礼器还是文房案头的清玩，使用者通过与器物的互动可完成生命境界的修行。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以有机整体宇宙观与伦理价值为根基，追求天、人、物的和谐共生与伦理表达，造物活动成为一种关乎宇宙秩序、伦理道德、生命意义和文化认同的存在方式。相对西方近代以来在物质生产制造方面强调改造自然，重视工具理性，追求效率最大化和形式创新，存在根本差异，具有独特内涵。

作者简介：

潘鲁生，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与设计文献研究》首席专家。殷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