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红五星》作为当代观念性纸艺术的代表性作品,不仅是对红色文化的一次观念性阐释,也体现了传统纸质媒材在当代艺术语境中的创新性延伸。结合“综合材料艺术六法”的具体法则,拆解《寻找红五星》的背景、材料、过程等要素,聚焦“六法”核心准则“观念生成”与其余五法之间的关系,进而归纳“六法”在方法论层面的启示,以期为当代观念性纸艺术的创作实践提供参考。
“综合材料艺术六法”(下文简称“六法”)作为一套系统性的创作方法论,以“观念生成、材料延展、技术重组、形式借用、空间表述、时间界定”为核心框架,并确立了“观念性”在艺术创作中的本体地位。在当代艺术创作语境中,“观念性”深刻介入并重塑着材料、技术、形式等诸要素的美学表达。然而,反观当代纸艺术创作,发现当代性纸艺术作品存在着观念表层化现象,其表现为观念并未与材料、技术、形式、空间与时间等作品要素产生联动,导致“观念性”无法真正有效发挥价值。观念性的价值实现需要溯源其概念本质,夯实观念性表达的根基,在“六法”框架内探究观念生成与其他要素的深刻联系。《寻找红五星》以“红五星”为精神符号,通过纸媒材的再造与编织技术的借用,构建起一座连接传统与当代的桥梁。对该作品创作过程的拆解,可视为“六法”的一次实践演绎,能直观揭示“观念生成”作为首要准则,是如何系统地驱动并整合其余“五法”,从而为解读当代艺术创作中观念与方法的互动,提供研究范本。

图 1王雷《寻找红五星》《解放军报》纸搓线及编织技术尺寸:XL号军服同比例放大,展览尺寸可变2018年
一、观念生成的前提定位与统摄价值
在“六法”的理论框架中,“观念生成”居于首位,是“观念性”在艺术创作中的前提。观念性不仅是创作的出发点,更作为核心驱动,渗透到创作的各个环节。在《寻找红五星》的创作实践中,观念性的首要作用体现为对主题的挖掘与符号的重构。红五星作为新中国的标识,是无数革命者的精神图腾,作品以这一家国符号为观念起点,构建起精神追寻的叙事结构。观念性在此发挥了价值导向作用,作品通过“红五星”展开“寻找”,追寻那些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老兵。作品基于观念性,将“红五星”进行重构,使之超越简单的历史再现,让革命精神进行当代化诠释,生成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观念性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其对创作方法的规约。在《寻找红五星》中,创作者没有简单地使用网络图文资料,而是采用田野考察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创作团队更是历时近一年实地走访,深入太行山区,采访了申随山、许存山、刘其林等多位为国参军的老兵,这一行为正是观念性对创作方法的内在要求使然。这些基于访谈的情感体验,不仅确保了作品观念的真实性与深刻性,更凸显了观念性作为创作前提对方法论层面的统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六法”借鉴了“观念艺术强调思想优先”的特点。但本文中的“观念性”,或“当代观念性纸艺术”所强调的观念性,并非特指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观念艺术”流派。“六法”理论框架下的“观念性”,其内涵更偏向于在当代艺术创作中,内嵌的精神指向,它强调艺术创作应从深刻的观念生发,并以此统摄材料、技术与形式。正是这种前提性的定位,使得观念性成为超越装饰性制作、获得精神深度的核心特质,在《寻找红五星》中具体体现为对红色主题的当代转译和对传统纸媒材的观念性重构。

图 2王雷《寻找红五星》《解放军报》纸搓线及编织技术尺寸:XL号军服同比例放大,展览尺寸可变2018
二、观念生成的协同机制
“六法”并非各自孤立,而是互有关联。“六法”的迁移运用,意味着对创作的规定性,当然这种规定性能有效协同创作要素,具体表现在核心准则“观念生成”与其余“五法”——材料延展、技术重组、形式借用、空间表述、时间界定之间的关联。《寻找红五星》即在观念生成与“其余五法”的关联上强调了整体协同与互动。
(一)观念生成与材料延展
材料是观念的物化载体,没有材料的使用,作品的呈现也就无从谈起。像近现代科技对现代艺术的影响一样,很多新材料的产生都直接影响到当时的艺术创作。[]“材料延展”要求艺术家超越材料的常规属性,深入挖掘其物理属性、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使材料成为作品叙事的一部分。《寻找红五星》首先打动鉴赏者的必然是材料的选择。艺术家以官兵日常阅读的《解放军报》为材料,这幅作品具有多层次的“观念”考量。选择材料属性是准确表达作品观念的前提。从材料的物理属性上看,报纸的可裁切、可搓捻成线的特性,为后续的编织工艺提供了物质基础;从材料的社会属性上看,《解放军报》承载着军人集体的记忆与精神认同,其内容与老兵身份高度契合;从材料的文化属性上看,纸的发源地在中国,国人骨子里就有“敬惜字纸”的传统,这赋予作品更深刻的文化内涵。通过对《解放军报》的搓线、编织与重构,材料逐步从“信息载体”转化为“精神载体”,实现了从物质到观念的升华。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纸媒在物理形态上的延展,更凸显了其社会属性与象征意义的双重拓展,成为“六法”方法论中材料语言与观念表达深度融合的典型例证。
(二)观念生成与技术重组
“六法”鼓励创作者根据观念表达的需要,挖掘自身既有技术、打破技术壁垒,完成“技术重组”。在《寻找红五星》的创作中,“技术重组”具体表现为当代艺术语言对传统编织技艺的重组。艺术家并没有否定传统编织技艺,而是将其深化为当代性艺术语言,此时,“编织”技术已超越单纯技术范畴,观念性的介入使“手工为观念服务”成为另一种规约,让手工艺操作程序更本分地体现“工具”性价值。[]通过将《解放军报》搓捻成线、再编织为军装形态,这一过程使技术本身具有了连接物质材料与精神观念的作用。艺术家对报纸进行的裁切、黏结、打水、搓线、制板、编织、缝合、熨烫等十余个技术环节,既体现出对传统手工艺的延续,也实现了对当代艺术创作方法的拓展。在技术与形式的整合层面,《寻找红五星》展现出高度的系统性。技术重组具体表现为将平面报纸转化为立体雕塑,进而通过编织工艺重构出老兵的军装形态。此外,“技术重组”也强化了作品的社会意义,赋予纸质的纤维以军人的理想与梦想,使之从信息载体转换至物质实体,将技术激活为观念表达的重要环节。
(三)观念生成与形式借用
在“六法”的框架中,“形式借用”体现为对既有经典形式的创造性转译。各种美术形式都有独特的制作与展示方式,“形式借用”能化用这些既有形式,从而实现作品的艺术性、可读性。[]《寻找红五星》以老兵军装作为形式载体,将军人身份的视觉象征转化为观念表达的媒介。作品在展陈方式上进一步延伸了形式借用的内涵。编织的“军装”被折叠得整齐庄重,呈现出军人特有的秩序感与仪式感。这种严谨的置放形式所带来的视觉庄严性与精神感召力,能有效地引导观众,将他们带入一个充满敬意与历史回响的鉴赏场域。《寻找红五星》的整体展示样态也体现了形式借用的价值。作品在形式上既保留了军装的识别性,又通过经典形式启发观众对军装的联想,引发他们对“战争与和平”“历史与当下”等议题的深层思考。观念生成与形式借用之间的化学反应强化了军装的神圣感,并无形中生成对观众庄重的“邀请”。
(四)观念生成与空间表述
在“六法”的框架中,空间表述强调作品与展示场域的深度融合,通过尺度、形态与布局的有机组织,构建具有精神指向的叙事空间。[]《寻找红五星》在这一维度上展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其展示方式已超越单一作品形态,形成“主题作品+文献资料+现成品装置”的综合表达。作品在展览空间中以悬挂或“穿戴模型”的方式呈现,等大的尺度赋予其强烈的真实性与在场感。“纸”军装材料的脆弱质感与军装本身的庄严形态之间形成视觉与心理的张力,引导观众进入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展览现场,创作者辅以创作文献,进一步丰富了作品信息、拓展了叙事层次,方便观众的深度鉴赏。例如,在北京81美术馆的展出中,墙面铺陈整年《解放军报》的报头,报头中密集的红星构成强烈视觉意象,将前立的军装衬托得愈发庄重。这些红星聚集在一起,犹如历史的星河与精神的灯塔,为前排的“军装”注入集体的记忆,更像为无数仁人志士吹响的号角。此种“空间表述”不仅营造出丰富的视觉层次,引导观众从觉知走向感知,更在情境营造中完成了从物质形态到精神表达的升华,体现出“六法”中空间语言与观念内核的高度统一。
(五)观念生成与时间界定
“时间界定”要求艺术作品通过内在叙事与物质痕迹确立其历史坐标,引导观众进入时空维度的思考。观念的介入,让时间叙事不再是简单的线性进程,在《寻找红五星》中,军装与《解放军报》作为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的符号,天然承载着时间性与家国情怀。作品利用《解放军报》的日期属性,串起不同年代老兵的个体经历以及军装所象征的历史记忆,搭设了一个跨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多个历史阶段的叙事框架。通过实地采访,艺术家更加重视作品的时间性特质,从九十五岁的老连长到中年退伍军人,他们的生命轨迹共同织就了作品的时间经纬。值得强调的是,《寻找红五星》这一标题本身就有时间指向——对过往历史的追寻。艺术家使用带有具体日期的《解放军报》与代表特定历史时期的军装形态,共同锚定了作品的时间坐标。这种设计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建立起对话通道,促使观众深思战争与和平、历史与现实的永恒命题。报纸作为即时信息载体,它的时间性属性与当代艺术的观念性表达之间形成新的逻辑关系,更进一步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寻找红五星》在艺术语言创新的同时,更以其鲜明的观念导向,完成了从形式探索到社会关怀的价值跃升。作品以观念表达为核心,通过对“六法”诸要素的有机整合与动态串联,营造具有传统手工艺温度的当代叙事。在观念与其他要素互动的过程中,纸艺术编织超越了单纯的形式,并且转化为一种具有介入意义的文化行动。因此,作品能唤起公众对老兵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认同,推动红色记忆在当代语境下的活化传承。

图3《解放军报》纸制作的纸线
三、“六法”的方法论启示
《寻找红五星》具有超越个案的范式意义。“六法”作为系统性的创作方法论,其核心价值在于打破形式、观念与技术之间的界限,推动传统工艺在当代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拓展艺术作品的精神内涵。作为方法论的“六法”具有一定的范式价值,《寻找红五星》在“六法”各法之间的串联与协同也具有启发意义。
首先,“六法”确立“观念先行”的创作原则,强调艺术创作应立足于深刻的思想认知与人文关怀,在此基础上超越单纯技艺表现。《寻找红五星》前期所开展的田野调查,正是观念生成阶段的重要实践,也为技术重组与观念涵泳提供基础。西方观念艺术的主将们在20世纪60年代就普遍性地将观念描述为超过任何特定内容或形式,在中国,观念本身早已不是一个问题。即便如此,怎么理解观念、利用观念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没有材料、技术、形式等元素的串联,空谈观念是没有意义的。在《寻找红五星》中,可以窥见观念与“材料”“技术”“形式”“空间”“时间”等要素的勾连与互动,可以推演出观念的先行性与基础性。启发创作者在重视观念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其余五法的匹配与协同,最大化催化观念的作用。
其次,“六法”构建出一套可操作的范式,涵盖从观念激发、材料选定到形式构建与空间表达的全过程。流水化作业是所有艺术创作的大忌,但这绝不意味着创作过程不能存在任何结构性流程。相反,尤其是在面对传统手工艺的当代转化时,更需要通过范式来引导系统性的作业,这种范式能更好地将手工艺的经验性知识纳入可传递、可发展的创作逻辑中,进而激发观念的生成。换言之,范式本身不是僵化的生产模板,而是为创作提供一种可迭代、可反思的基本参照。基于此,“六法”各要素不能简单归并或确实,比如很多创作者会觉得观念生成与技术重组等并没有区别,纵有差别,也是表述的差别。在某些时候,材料的延展性或技术的重组等元素确实能表征观念,但这种界定往往流于表面,其内在逻辑仍模糊或语焉不详。“六法”从感知到呈现,连贯了构思、运思与巧思的思维动作,强化了视觉、触觉与知觉的融合,也衔接了空间、时间与意义生成的过程,整体呈现出创意能力的递进发展。这一递进式流程不仅为《寻找红五星》的创作提供了清晰的实践路径,也具备较强的迁移性,尤其有益于艺术家将复杂创作资料条理化,适用于强调观念表达的艺术实践。
此外,“六法”通过各要素之间的有机串联,推动艺术创作走向融合。“六法”鼓励艺术家突破画种与技法的限制,广泛汲取不同领域的资源。《寻找红五星》融合雕塑、纤维艺术、装置等多种语言,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适时地展现出方法论的适应性。经过串联,“六法”亦能促进传统工艺与当代观念的有效对话,使作品在形式创新的同时,承载更为丰富的文化意涵与情感表达。它所构建的不仅是一套创作流程,更是一种融合性的艺术思维,推动创作者在多元语境中打通艺术门类隔阂,实现创作上的突破。
“综合材料艺术六法”以观念生成为内核,以材料延展为基础,通过技术重组与形式借用等手段,以观念赋能传统手工艺创作,在空间表述与时间界定中完成其社会性与历史性的表达。《寻找红五星》作为方法论的典型实践,诠释了如何将精神感悟转化为物质呈现,将个体情感升华为集体记忆的艺术路径。
作者简介:
王雷,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纤维艺术与设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师范大学“双龙学者”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时装艺术国际同盟常务副主席。
杨中伟,衢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美术教育专业博士、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交叉学科专委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纤维艺术与设计专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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