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命题。数字技术赋予其新动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赋能文化创意，通过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技术实现文化创意的新奇化，增强传统文化与现代语境的融合力度；赋能文化生产，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实现文化产品的个性化定制，提升内容生产与受众需求的匹配精度；赋能文化消费，通过数字藏品、数字演艺等新型业态实现消费场景和规模的持续拓展，激发文化市场活力；赋能文化传播，借助数字媒介实现多元文化连接，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这四个环节相互衔接、协同作用，共同构成了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进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思想精华；它承载着我们的民族记忆和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论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承、弘扬和发展提出了总体要求。如何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古为今用、扬长避短、推陈出新地赓续中华文脉；如何运用新技术、新思路、新方法实现表达形式的现代转化和时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下去、走出去，因而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命题。

数字技术提供了新的创造力和驱动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意、生产、消费和传播各环节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在文化创意环节，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全息投影等前沿数字技术，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符号的沉浸式场景重构与跨媒介叙事创新，成功破解了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审美语境的衔接难题，为文化资源活化提供了技术路径；在文化生产环节，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构建智能生产体系，精准识别多层次受众的差异化需求，推动传统文化产品供给模式从标准化输出向个性化定制转型，显著提升了市场适配度，以更好地满足受众的多层次需求；在文化消费环节，依托数字藏品、数字演艺等新兴业态，持续拓展消费时空边界，形成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消费生态链，既培育了新型消费习惯，又通过数据反馈优化生产环节，构建供需互促的良性循环机制，激发了传统文化市场内生动力；在文化传播环节，借助5G+8K超高清传输、智能算法推荐等技术，搭建全球文化传播网络，有效突破地理隔阂与语言壁垒，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从本土传播到全球共享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内外联动、双向互济的文化传播新格局。

因此，借助数字技术的加持赋能，文化创意、生产、消费和传播各环节的参与者既按照时代新特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又按照时代新要求推动其创新性发展，补充、拓展、完善其时代内涵，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这四个环节相互衔接、协同作用，共同构成了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进路。

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实现创意新奇化的核心策略，在于将文化内涵与数字载体进行深度融合，进而使创意外显化。这种融合尤其体现在出版社、博物馆、展览馆、美术馆等文化机构的数字化协同创新中，当数字技术与文艺表演、文学出版、绘画展览等多元文化艺术形式碰撞交融时，往往能够激发出别具一格、充满活力的创新表达。当然，这种结合既要为受众保留“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风貌，又要利用数字技术“强调原创性与独特性，满足公众对新奇、个性化和独特体验的需求，避免千篇一律和同质化，鼓励原创性思考和独特性设计”。2023年，山东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推出了一系列数字出版物，其中《这里是山东》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以极具特色的“书、画、桥、歌、家”这五个意象符号来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历史和当代发展，带给读者直观、亲切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这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出版业的创意主要建立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的基础之上，跳出了传统出版业主要依靠文字和图片来传播信息的窠臼，将传统文化精华可视化、场景化地呈现给读者，显著优化了读者的观看体验，提升了认知效率和情感共鸣强度。

除此之外，在人工智能、空间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强劲驱动下，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传承的重要阵地，正在积极构建一个以用户需求为中心、以海量数据为驱动引擎、以前沿技术为坚实根基的新型综合性知识服务系统。中国国家图书馆运用数字还原交互技术提供沉浸式阅读体验，如“《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通过三维交互技术实现典籍的旋转、放大与翻页操作，让读者身临其境地“触摸”原貌；同时运用可视化叙事整合历史脉络，结合图像、动画与音效，呈现这部鸿篇巨制600余年的聚散流变；此外，数据库还融合地理信息系统与3D技术，在“遗珠”板块为每册现存大典建立时空演变模型，直观展示其全球流转历程。由此可见，数字技术已经全面介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之中，为创意者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创意实现工具。配合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自身“在内容、模式、业态和场景等方面的多元创新，催生了文化新业态、新模式，呈现可视化、互动化、沉浸化，让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

概而言之，在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过程中，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创意新奇化提供了强大助力。各种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打破了时空界限，进而塑造出在横向上总揽人类文化全局、在纵向上贯通古今文化脉络的新兴文化形态，文化与媒介相互结合、混搭，最终为文化创意新奇化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如“故宫沉浸艺术展”借助数字投影、虚拟影像、互动捕捉等技术，将《千里江山图》转化为沉浸式数字体验项目，传统文化元素与当代艺术设计交织，建构了一个艺术作品与观众互动的创新文化体验空间，实现了传统艺术的现代表达。此外，数字技术还推动了文化创意的跨界融合，让不同领域的文化元素自由组合、碰撞，催生出众多新颖独特的文化创意产品。如将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电子音乐相结合，利用数字音频处理技术创作出既保留传统戏曲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的新型音乐作品等。这种跨界融合不仅丰富了文化创意的表现形式，而且拓宽了文化创意的受众群体，从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赋能。

一方面，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全息投影等技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生产可选择、可交互的文化内容。这些数字技术的综合应用和迭代发展，“加速催生了数字知识产品、数字出版、数字考古、数字文博等文化领域的新内容、新方法和新业态，推动数字化成为全球各国（地区）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新潮流和新动能”。大众通过智能手机、智能眼镜等便携设备即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来观赏，也能通过各类交互平台实现与创作者的即时交流。虽然这些文化产品并非为个人定制，但因其可选择性，也可视作文化产品的个性化生产。如山东博物馆的30个数字展厅同时开放，观众既可以在不同展厅中任意穿梭，也可以随意跳过内容或快进，从而实现对文化产品的时空跨越和自由选择。孔子博物馆的“互动厅·对话圣迹图”，是一幅长达30多米的数字动态长卷，观众可以点击圣迹图中的人物，聆听相关故事。此外，内容生产者特别是自媒体从业者将已有的文字、图片、视频等素材“再媒介化”加工之后生成的内容，同样可视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个性化产品。其中，短视频是最主要的媒介表现形式，这类内容将短视频的“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相结合，碎片化、精准化地传播传统文化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受众覆盖面和接受度。目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微视听文艺创作的热门题材。“数据显示，全国1557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短视频平台覆盖超过99%，包括项目展示及相关的传播内容，涵盖传统戏剧、传统技艺、民俗等十大类别，而且逐渐拓展到文物活化、博物馆文创、历史再现等层面，作品样式越来越丰富。”由此可见，在数字技术的强力赋能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文化制作单位、内容平台乃至自媒体从业者，都可借助低门槛、易操作、多功能的数字技术应用集群来生产形式多样的文化内容，以满足不同受众的精神需求。可以说，数字展厅、三维虚拟图像、短视频等既是数字化再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文化产品个性化的重要策略。

另一方面，以ChatGPT、Sora、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个性化生产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工具。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关键词、主题或风格要求，快速生成与之匹配的传统文化内容，如诗词、故事、绘画等；或协同智能眼镜等设备，为受众实时提供高度个性化的视听内容，这一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各大博物馆和文化场所的数字化互动设备。这种定制化的生产方式，不仅满足了受众对于个性化文化产品的需求，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文化生产的效率。同时，通过不断优化算法和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还能在体现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进行创意性的发挥和拓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ChatGPT与传统媒介工具的结合使得后者更加‘聪明’，也更善于‘理解’用户的想法”。滕王阁景区虚拟数字人“AI导游王勃”，不仅可以随时陪同、精准定位并自动感应讲解，而且能提供智能化定制诗歌服务，游客只需提供自己的姓名，“王勃”便能立即写出一首融合古典韵味与个人特色的藏头诗，在提升游客游览体验的同时，也进一步拉近了传统文化与当代受众的心理距离，这种专属定制、寓教于乐的形式使传统文化以更具参与感的方式融入了现代生活。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文生图还是文生视频，人工智能的核心能力均需建立在对中华传统文化历史底蕴和当代内涵的把握之上，否则其所进行的个性化生产就只能停留在较为粗浅或者机器“呓语”的层面。由于“大模型幻觉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不确定性，其出现没有固定规律可循，目前的表现形式也难以预测与控制，甚至在很多复杂情境下难以被察觉”，这就要求生产者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文化产品个性化生产时，必须加强对文化内容的审核与筛选，确保所呈现的内容既蕴含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能体现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同时，研发者应建立完善的反馈机制，及时收集用户对个性化文化产品的反馈意见，不断提升算法的精准度和模型的稳定性，以减少“大模型幻觉”带来的不良影响，使人工智能在文化生产领域发挥更加积极和有效的作用。

陆晓芳，《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