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馆的建筑空间和呈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历史悠久的博物馆的影响。19世纪以来，现代博物馆以纯粹、明亮、中性的空间构造确立了一种“规范的”公共展示—观赏制度。这种展示审美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具体呈现出来，被布莱恩·奥多尔蒂称为“白盒子”（White Cube），其主要空间特征包括白色墙壁、无装饰、非彩色地板等^⑨。“白盒子”是把艺术作品纯化，有助于“纯”艺术的建构。这种追求去语境化的审美，弱化了文化表达的独特性。非遗馆如果受现代博物馆空间“白盒子”影响，会出现强化非遗作品的艺术化一面，凸显其美感特质，这会让其来自原生场域的特质被削弱甚至消失，必然导致其集多元特征为一体的特点被消解。

有些地方非遗馆的建筑将“地域性”非遗转化为具象的空间语言，通过建筑形态、材料运用等方式与地域文脉深度融合，呈现独特的建筑风格。如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其馆前走道的设计灵感来自布达拉宫的“之”字形步道，博物馆建筑原型取自大昭寺，突出在地性表达，使建筑本身成为当地非遗的展示载体，增强观众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国非遗馆的建筑外观就像一个悬浮在空中的“多宝阁”，让人联想到它作为收纳、展示中国传统技艺珍宝的载体功能。

非遗馆的主题展览是向外界传递非遗保护理念的重要方式。非遗馆的展陈空间应力求打造非遗原生场域的氛围。非遗有着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等特点，非遗作品陈列在非遗馆里实则脱离了非遗的原生场域，作品被悬置，不利于观众理解非遗所依存的环境和媒介，也就降低了作品被充分理解的可能性。因此，非遗馆的展陈应努力打造还原非遗所依存的原生环境，为观众呈现类真实的、原生态的、沉浸式的场域，追求非遗空间和非遗作品的充分融合。

除了“场”的打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与“人”之间的多维互动。这里既包括传承人的技艺演示，也包括传承人与传承人之间的交流，还包括传承人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这些共同构成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博物馆的展览以“展品”为中心，与观众构成的是单向度的、静态的且多依赖于视觉系统的知识传递关系。非遗展品并非定格在某一历史时期的“物”，而是带着传统文化基因，经非遗传承人的传承与实践，活态呈现于当下，并预示着未来有无限可能，体现的是非遗的蓬勃生命力和人的无穷创造力。可见，非遗的核心是“人”的实践与创造，其价值实现既依赖于“传承人”与“场域”的动态关联，更依赖于非遗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与传承。例如，在中国非遗馆的“青出于蓝：吴元新蓝印花布收藏暨设计作品展”展览空间内，“蓝印”时装秀穿梭其中，打破了“展墙—观众”的单向传播模式，将展厅转化为蓝印服饰T台秀场，展品从展墙走下来，“活化”了展品，并呈现出蓝印服饰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美。非遗传承人、设计师、观众在展览物理空间中产生直接的互动，形成文化能量交换的“热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场”中，非遗项目之间、非遗的传统与创新之间并不存在主、次、优、劣之分，因此，人在其中的互动秉持的是尊重与欣赏。正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中提到的“在国家之间以及社区、群体和有关个人之间的互动中，应尽量互相尊重并尊重和相互欣赏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馆的展陈理念应秉持“人—技—场”的共生关系。只有将三者充分融合，才可能打造出非遗展的成功范式。传统博物馆遵循“物本主义”，其空间划分通常为封闭的线性叙事，以展品为中心构建空间布局，强调物的分类逻辑性与知识体系的完整性。观众在既定展线中通常处于被动的游走状态，互动性与体验性较弱。非遗馆的空间则突出“人本主义”，侧重表达人的创造力与文化的多样性，多打造开放式的“场景”，邀约观众进行多感官互动与体验，增强非遗与现代生活的连接，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非遗的魅力，实现从“观展”到“体感”的跨越。例如，中国非遗馆在2024年末推出的“过年—春节主题展”，设置了“庙会”“市集”情境区，通过展陈设计营造春节逛庙会的热闹氛围，展示各地极具地方特色的非遗好物，邀约多位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的传承人现场展示，引导观众体验。这里并不是简单地售卖非遗产品，而是通过传承人现场讲解非遗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亲自示范传统技艺、邀约观众动手体验，从而构建起一个集展示、互动、学习、体验、售卖为一体的文化实践新模式。正如《丰裕社会》一书中指出：“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基本需求可以被满足，社会就进入到了充满个性化交互需求的时代。”社会进步带来的产业动能的优化进而刺激消费需求的变化，致使消费尤其是文化消费从“服务经济”向着“体验经济”的浪潮迈进。此外，展览空间里传承人之间的沟通，实现了技艺切磋和跨界合作的可能。传承人与观众的直接交流，不仅促成传统技艺知识的传播，更让传承人直接了解观众、市场的真实需求，激发传承人对当代审美需求的再认知，进而促使他们在今后的创作中做有针对性的调整，形成集技艺传承、及时反馈和调整创新于一体的良性循环，保障非遗在当下的持续力与生命力。可见，非遗馆构建的是集展示、体验、传承、创造于一体的复合功能，也注定将成为更接地气、更具活力、更亲民、更激发创造力的公共文化空间。

由此，非遗馆凭借 “在地性表达” 的空间营造，设计好“人—技—场” 融合共生的空间功能，构建起以“人”为核心的活态传承。观众在这样的空间中不再是在传统博物馆中“瞻仰”“膜拜”式的参观，而是能够感受到非遗带来的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原生性、包容性、流变性以及创新性的富有“人间烟火气”的“体验场”“交流域”。它更聚焦于公众参与、文化实践及社会服务的需求，也就是说，非遗馆将传统封闭的展陈空间转化为开放式、多维交互的社会空间。

非遗馆既可以成为牵动多元主体的“文化中枢”，还可以成为驱动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超级接口。三种核心能力的转化可以在非遗馆里发生：将传统技艺符号转化为现代设计语言的文化解码能力；破解学术研究、大众传播与商业应用三者之间的转化壁垒的系统集成能力；在保持非遗本体的同时，融合多门类非遗，实现创造性转化，拓展现代适用场景的多维价值增值能力。

以中国非遗馆2023年推出的“‘印染新生’——中国传统印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系列社教活动”（以下简称“印染新生”）为例，它是围绕馆内的展览——“青出于蓝：吴元新蓝印花布收藏暨设计作品展”拓展出的系列活动。展览聚焦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元新的收藏与创作，而“印染新生”则以“蓝印”这一切面为起点，多维度深挖中国传统印染的社会教育素材，其中“‘非遗华夏秀’服饰设计与应用”，是由馆方联合非遗传承人、高校服装设计专家、服饰公司共同打造的集服饰设计、展示及推广应用为一体的综合性社教项目。高校服装设计专家的设计理念融合了多项非遗项目，如以“二十四节气”为脉络，充分展示从小满到秋分时节大自然美妙的色彩变化与生命律动所赋予服装设计的灵感，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尊重自然规律的设计思想。服饰的设计通过与多位非遗传承人的沟通和对接，巧妙融合了苗绣、剪纸、皮影等非遗元素。服饰的制作则充分运用中国传统印染技艺。在设计制作过程中，还参考了一些亲子家庭的意见，最终设计制作出60套印染创新服饰，并以一场亲子时装秀作为最终设计成果汇报展示。此外，本次活动的部分创新设计成果还尝试投入服饰企业的生产销售，推动了“新国潮”亲子服饰的推广。

通过“印染新生”这一社教项目的案例可以看出，非遗馆集合了高校、非遗传承人、服饰产业以及社群四方力量，即非遗传承人代表的“文化原力”、高校设计师代表的“学术解析力”、服饰产业代表的“创新驱动力”以及社群代表的“社会支撑力”，探索出一种集“展、学、研、产”一体的多元化、立体化融合发展模式，充分展示非遗馆的平台枢纽功能，即整合资源，促进多方合作，催生技艺传承、知识生成、设计创新、产业赋能等。同时，可以激发个人与家庭的亲情联动力、个人与国家之间文化认同的凝聚力以及文化与产业结合的创新力，编织起文化创新的社会支持网络。当然，在此过程中非遗馆也面临挑战，即如何维持多方合作，并不偏不倚地保持自身定位，以避免过度商业化等问题。

非遗馆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而教育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遗馆要为公众搭建交流、体验、学习、传承非遗的平台，推动非遗知识和技能的代际传递。非遗馆要提供分众化的教育，确保不同群体都能参与并受益（图2）。

▲ 图2 中国非遗馆开展的分众化社会教育（宋艺 制）

中国非遗馆自运行以来就致力于打造品牌化的社会教育项目。设计分众化的教育体系，努力实现非遗传承的全年龄段覆盖，例如，针对7—14岁的青少年群体，开发“小小讲解员”项目，让孩子们用稚嫩的童声讲述非遗作品。自2022年开馆起，该活动共举办25期，培训学员720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培训结束后，经选拔，共有60位小讲解员正式成为馆方的小小志愿讲解员。据统计，每位小讲解员平均带动3个家庭参与非遗活动，形成“儿童—家庭—社区”的传播链，构建起跨年龄层的非遗对话场。面向全年龄段群体，中国非遗馆打造“艺海拾遗”“遇见非遗”等系列非遗展演活动，邀请非遗领域相关专家讲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展演，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与体验表演艺术类非遗。“中国巧手”项目面向喜欢传统手工艺的各年龄段群体，已成为馆方特色的手工艺美育教育形式。此外，中国非遗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艺体验项目”，在2024年开设的“传统香制作技艺（清苑传统制香技艺）”“龙泉青瓷烧制技艺”“仿点翠工艺”“景泰蓝制作技艺”“敦煌石粉彩绘技艺”等18个传统手工艺体验项目，共开展活动4600余场，接待观众2.8万人次。“社会大课堂”研学项目主要面向在校生，2024年接待16所学校的4083人次。“薪火相传”项目是由馆方优秀志愿者组成的宣讲团，旨在把优质教育内容直接送达基层，如街道、养老院、军营等。

目前，一些非遗馆的社教活动多聚焦非遗项目的体验性活动，停留在对非遗知识和技能的兴趣培养方面，还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正规教育。正规教育应是指通过系统的、全面的、有教育方法的学习，致力于促进、支持非遗的传承，以连接社会与“社区”。另外，传统“师带徒”的传承方式属于非正规教育，也称之为传统教育。“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一直被用于传承非遗的知识、技能和实践。正规教育，如在一个正规教育环境中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的传承。非正规教育可能发生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给孩子，或发生在师父与徒弟之间。”非正规教育并不是落伍的教育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本身就是一种发生在社区内部的非正规教育形式”。鉴于此，中国非遗馆致力于推出体系化的、进阶式的教育传承计划，搭建起集知识讲授、技艺示范、在馆的正规教育与在地性传统教育于一体的完整教育体系。到非遗项目的所在地开展在地性研习是非遗馆开展的正规教育的延伸，也将成为非遗馆开展的正规教育中最有吸引力的部分。

非遗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社区共建方面，从时间维度上，以“节”为时序，营造社区对集体文化的认同感，构建情感共同体；从空间维度上，非遗馆的展陈空间以“人”为中心，通过构建“人—技—场”的共生关系，实现从“物的陈列”向“人的联结”的范式转型，其空间设计及运营模式对社群关系的营造具有多维度的催化作用。非遗馆还可以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的“文化中枢”，连接传承人、社区、产业等多元主体，并在多元服务主体的思想与创意的碰撞中发挥“创新引擎”的作用。此外，为履行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使命，非遗馆提供的教育服务对非遗馆发挥传承功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兼顾教育目标的公益性、普及性与分众化，注重教育形式的正规化、非正规化、体验性等多元方式的结合。当然，非遗馆的社会服务功能远不止于此，还包括一些外延功能，如文旅融合、数字传播、经济赋能等。随着非遗馆社会服务功能的不断拓展，还需要对其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估指标体系，助力非遗馆履行独特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