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陈勤建黄亚欣：传统村落文化整体性数字化保护与振兴研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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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陈勤建黄亚欣：传统村落文化整体性数字化保护与振兴研究（二）

时间：2025-08-02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0 分享：

二、传统村落文化整体性数字化保护

传统村落保护中，我们要从民众生活出发，贯彻整体性的原则，在村落传统建筑修旧如旧的保护中，同时进行传承性生活相的自然修复，防止片面的、文化碎片式的保护。传统村落之所以成为传统村落，除了特有的传统建筑外，还与村落原住民生活相（即原住民固有的生活样式）紧密相连。村民独特的生存方式、生产技艺、生活智慧、思考原型等传承性生活相，其间蕴涵着民族生生不息的、特有的文化生命密码和民族身份的标记，在现代科技发展的今天，它们仍然具备旺盛的生命力，并在当代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对这些传承性生活相进行整体性数字化保护十分必要。

温州永嘉楠溪江上游，有一个桃花源式的村落——蓬溪村，人口三四千，大多数村民姓谢，是晋代山水诗人谢灵运的后裔。他们集族而居，至20世纪90年代初，已有13个祠堂。每个祠堂原先均有公田，收入除用于祭祀祖先外，余下的都用在资助族内贫寒子弟的学习上。1937年以前，小学毕业生每年可享有族内十担谷；若当上秀才，每年可得族内六十担谷，并需承担起族内一切文化性事务。那一时期，族内不存在贫寒子弟因经济困难而读书难的问题。至今，他们对流传久远的族内依据需求而进行的公平分配制度仍念念不忘。

蓬溪村这种传承性的生活文化对今天有什么启示呢？清末，在法国留学的陈季同撰写的法语专著《一个中国人的自画像》中，就用类似上述蓬溪村的案例阐述了“中国式的社会共同体”的观念，这种论述远早于19世纪后期法国倡导的社会改革——“社会共同体”理论与实践。该书出版后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先后被翻译成18种文字，唯独没有中文。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此书才出版了中译本。对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某些地域特有的生活样式的重要价值，并对其加以整体性的数字化保护，否则，这些生活样式必将与时消沉，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1992年，我随中日环东海农耕民俗考察团对温州碗窑村的传承性生活方式进行现场调研，其震撼力久久震荡在我的心灵中。碗窑村位于温州市苍南县桥墩镇，旧称蕉滩碗窑，福建移民迁居于此后，改称碗窑。碗窑村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至今仍完整保留着商品经济萌芽时期以手工业为中心的传统村落形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山顶一条溪水曲折而下，流经每家每户，每户门前均有一个水碓，或在打竹子做纸浆，或在打黏土做碗，也有的装了个小发电机。水流至山腰，蓄积成池，池塘里养鱼；水继续往下流，流至山脚下的谷地，谷地两边种水稻，几个木头水轮顺水悠悠地转，轮片上安上小竹桶，将水渠的水灌入水稻田。从山顶到山脚，村民们的生产生活井井有条。同去的日本教授激动地趴在地上，颤抖地高呼：“天工开物，真正的天工开物！”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农民在自己传承性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生存方式和生态文明，这同时也是当代国际社会的理想和追求。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宁波北仑港北部的山区调查。中午与几位老农的座谈会临近结束时，一位老人跟我说：“我盖了个新房子，要去看看，下午的座谈会就请假不来了。”我说：“可以呀，你盖新房了，向你祝贺！我可不可以参观参观？”那时宁波地区正值经济大发展时期，农民普遍拆旧房，盖新屋，越造越漂亮，令人羡慕。他笑着答道：“无告！就是在山上走路不方便。”我说：“没关系啦，我们这些人整天在外调查，爬爬山小意思。你盖新房，有多大呀？现在农村盖房都是楼房，比我们城里人的住房大多了。”我正在一面示强，一面示弱，感叹城乡居住反差时，座谈会的几位老人，显然知道我文不对题，赶紧挑明说：“陈教授，他盖的新房不是你们城里人住的那种房，是他老了以后住的新房。”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见我一脸困惑，他们又补充道：“就是寿坟。”我终于明白过来，原来是墓穴，心头不由得掠过一丝寒意，为掩饰自己的尴尬，我强笑道：“那也没关系，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看。”老人们又表示了欢迎，说：“我们几个原本商量好的，房子都盖在一块儿，要看都可以看看。”我无话找话，问道：“为什么？”几位老人异口同声地笑道：“我们都是好朋友，住在一起，将来冬天一块儿出来‘晡（晒）太阳’时，热闹些。”我听了，头脑嗡的一下，心想：那是鬼聚在一起了。可这些老人们似乎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差异，在他们看来，所谓人死，不过是换了个房住而已。他们还会是那样生活，包括冬天到屋外“晡（晒）太阳”。

由此可以看出，在吴越地区民众的心目中，生命是永恒的，没有死，只有化，转化到另一个地方住，或转化为其他生灵，这不仅体现在上述盖寿坟的案例中，也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当地民间文学里，人和动植物都会互相转化，布谷鸟、相思鸟、鸳鸯以及牡丹、桂花、昙花等都是人的某种化身。梁祝传说在流传中衍化出生死相随、“合冢化蝶”的结局，给人以极其强烈的情感震撼。实际上，它艺术地展现了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越地民众强烈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经典的梁祝传说迷人之处就在于超越了西方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模式，以“合冢化蝶”的生命转化意识，将传说包含的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精神推向了更高的层面，为增强凝聚力和引领力增添了厚重的“地气”。

上述这些传承性生活相，是无形的民族精神文化，恐怕更多的只能用数字化的形式和技术来记录、保存、赓续、发展。除此之外，体现乡民优秀文化人格的家训家教、乡规民约，也可以用数字化的方式更好地传递下去。需要注意的是，对这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应结合其生存的“文化空间”进行整体性数字化保护，即对乡村特定的生态场进行数字化恢复与重建。生态场是文化遗产形成的特有的自然和人文的整体性场景：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智慧、文化人格构成的立体空间，特定的生态场，是文化遗产存续的基础和前提，如能采用数字化手段对文化遗产所处的生态场加以修复，可以使遗产本身得到更为全面、系统的保护。

陈勤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文艺学、民俗学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

黄亚欣，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民俗学博士，日本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助理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间文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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