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刘勰于一千多年前所概括的时移世易之势，同样适于概述当下中国艺术学与时代相向而行的发展走向。关涉中国艺术学建构的学术资源极为丰富且多元，中国传统艺术和古典艺术理论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这些资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艺术的根基，孕育出富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思想及思维方式，体现着鲜明的民族性、交融性和世界性。具体来说，中国艺术学不仅包含文化内涵、精神特质、审美追求和艺术境界，还具有丰厚的哲理思辨性、诗性智慧和艺术表现性。

中国艺术以绘画、书法、雕塑、建筑、音乐、舞蹈和戏曲等为主要门类，尽管各门类艺术有着不同的物质媒介、创作方式、社会功能及审美特征，但其中都蕴含着中国艺术特有的精神气质。有研究者曾将之概括为“道”“气”“心”“舞”“悟”“和”六大特征，可以说，这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深入领会和凝练概括。这六大特征在古代的文艺实践中都有着生动的表述，如书法追求“心悟于至道，则书契于无为”；绘画讲究“胸有成竹、一气呵成”；建筑则注重“透风漏月”，把握自然之动景，感宇宙之情韵。凡此种种，唯有理解了中国文化之精神，理解古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以及“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才能站在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古典艺术及理论所展现出的中华传统，而这也正与我们今天对待传统文化之守正创新、贯通古今、古为今用的发展途径相契合。因此在深化“两个结合”的当代语境中，充分激发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在新时代的生命力，使其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基石，这是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的历史使命。

当然，对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总体把握和认识，不是围绕宏观话题进行讨论就能做到的，还需要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和方法作为铺垫。一方面需要吸收中国古典学如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义理和辞章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应借鉴西方理论，对中国传统艺术及理论进行挖掘和整理，同时立足当下语境并进入各个历史阶段、各种理论体裁的专门研究，从而使中国艺术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工作得以落实。换言之，古典艺术理论的基础研究工作不容忽视，要充分吸收中国古典传统“小学”的治学路径、研究特点与实践价值。基于此，以下两点值得重视：

首先，通过深入挖掘、整理、研究，全面了解和把握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进而建构起一个结构合理的知识传承系统。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最为根本的特征，是坚持理论从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出发，其中蕴含着厚重的人文精神。因此，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学术与话语体系建构，需要重视对古典艺术理论中人文性的传承。由此而言，只有对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体系进行全面、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才能更好地明辨是非，传承其合理成分，进而采取文化自信的姿态，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进行交叉融合，从而形成具有创新性的学术研究。

其次，对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及晚清以降百年来中国艺术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发展与变化，应作出全面而客观的认识与探讨。应当看到，西方的学术、知识体系在16世纪之后得到迅速发展，在18至19世纪取得长足进步，到20世纪基本完成了系统性的建构，这一进程建立在一系列“宏大认知观念”基础之上。因此，西方学术的认知框架呈现出一种趋同态势，即思维方式具有相似性，其注重所“假定”的素材（对象），通过有针对性的事实判断来甄别所采集的信息，并由此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检验体系。当然，其中也涵盖了整体思维、对比思维、因果思维和超越思维等多种思维模式。借助情感意识与理性意识的互动，以世界（意识展现）为研究对象，展开思维（意识处理）活动，这是一种基于多维度视角而形成的认识论与知识体系，其最终将导向对微观层面的深入阐释。相对而言，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并没有经历这一“宏大认知观念”的演变过程，而是直接进入微观研究阶段，这就需要强调通过认识达到相互理解、相互印证和相互融通的境界。不可否认，在对中国传统学术资源进行系统整理及转化的同时，仍需借鉴和汲取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优点，正如有研究者所说，“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知识体系过程中，社会学研究者应当从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互动中探讨如何积极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如何增进文明交流互鉴、如何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学术”。由此而言，我们只有全面、系统、深入地掌握中外历史与现实，方能自信、自觉地建构起中国艺术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化非常注重文献学的实践探究，而对文献学的理论建构则着力较少，除了唐初刘知几《史通》、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少数几部带有理论探讨性质的学术著述之外，现代较早的文献学理论著作以郑鹤声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最为典型。而古典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体系的确立也只是近百年间的事，各方对其内涵的认识并不一致。通过考察学科专业目录的多次调整，以及全国高校研究生招生目录和专业方向的不断修正情况，我们可以大致感受到这一点。因此，利用古典文献学来深入挖掘、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古典文献学在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等传统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同时吸收近现代以来整理和研究文献的理论与方法，与中国古代艺术文化及古典艺术理论的各个分支类别研究相对应，这需要注重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涉古学科需要有相关古典研究领域的专业成果作为支撑，以提供有关典籍研究的基础理论和文献处理方法，构成有体系的学术研究路径；二是需要将史论融合，体现“以史促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的古典艺术理论与艺术史学综合研究的整体思路。

整体而言，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需在以下几个层面着力：第一层是传统的“小学”层面，即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些是古典文献学的基础，自然也是识读与解读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基本方法。第二层是中国文化元典，如《尚书》《周易》《诗经》《左传》《老子》《论语》《庄子》《孟子》《荀子》《楚辞》等。这些元典有助于我们领悟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的博大精深，我们需要进行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展现其中有关文体范式内容的论说，把握这些内容的奥义，从中挖掘出与古典艺术理论相呼应之处，并将这些发现与阐释应用于艺术评鉴或艺术批评中。第三层是将史学、社会历史学及民族学等研究视域加以融汇开展研究。邓广铭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课堂上提出要以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作为研究中国史的“四把钥匙”，并强调这“四把钥匙”不仅有助于考证乾嘉时期的地理沿革，而且适用于范围更广的历史地理研究，这近于谭其骧、侯仁之等人所提倡的观点，即将研究领域“扩大到人口、民族、都市、地区开发等方面，并且已注意到了文献考证以外的研究手段和相关学科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而早在30年代，吕思勉就曾指出：历史地理学和官职之学是研究中国学问的“两把钥匙”。对于学者们而言，只有深入掌握了这两门学问，才能够进入不同历史时期和各种体裁的专门研究领域。可见，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方法和理论已被跨学科广泛应用，在史学研究中，对“空间观念”的拓展已成为常态。前辈大家在治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值得进一步挖掘。第四层是借用古典文献学和古典文学的研究方式，全面深入地整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基本资料，如对文献篇目总集和历代关涉艺术文论的别集进行校点、笺注、辑佚、新编等；对艺术家、艺术作品及艺术基本史料进行整理研究，从而制定艺术编年、文献文论系年；以及进行与考证相关的素材整理等，如针对古代画论、书论、乐论、舞赋和戏曲篇目的编选等。这些基础研究工作构成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研究得以推进的必要条件，是学科发展的基石。

实事求是地说，古典文献学涉及的内容和领域众多，且多为专门之学，要做到样样精通，实为不易。因此，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融合至为关键。当然，目前需要借助古典文献学的方法和理论来推进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研究，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由此可见，梳理丰富的历史文脉资源，可以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理”之养料，厘清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理脉络，是建构中国艺术学的重要基础。

此外，对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发展，还应将其放置在整个人文学科发展的大环境中予以考察。在中国的众多人文学科中，与艺术学关联紧密的如文献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均有各自领域的研究视角、路径和方法，可以相互参照和借鉴，形成以理论探讨为主的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艺术学与诸多学科的研究方向都存在着关联域，因此要对艺术学学科知识体系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把握，以实现中国艺术学与整个人文学科，乃至交叉学科和应用学科的跨学科交融。而基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艺术学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和艺术经典的传承，则更要体现出古为今用、守正创新的学理发展特征。具体而言，既需要提炼理论、概念，发现历史沿革的机制与因果关系，又需要主动接纳并运用跨学科与跨专业形成的交叉学科理论、概念、方法与模型，以更好地推进中国艺术学的“三大体系”建设。换言之，一方面需要吸纳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治学路径和方法，对古典艺术理论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挖掘、整理和阐释；另一方面则需对晚清以降传自西方的艺术学进行“中国化”理论创新，在中学与西学互融、互通及互进的世界性学术格局下，彰显中国艺术学的主体性和主导性。

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置于学术史语境下予以考察，即基于学术史的梳理，建构中国艺术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其意义毋庸置疑。诚如葛兆光所言，“学术史不仅仅是‘历史’，是过去时的‘历史’，也是为了当下和未来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一门学问”，“学术史研究的意义，既不是‘怀旧’（批判现实），也不是‘表彰’（见贤思齐），而在于知道‘一代有一代的问题和方法’。……通过学术史，了解今天我们从事的‘现代学术’，是怎样从‘传统学术’中转型而来的”。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学理脉络进行探究，正是基于“古为今用”的立场，旨在提升理论的当代价值，实现其“古典转向”和“学术转型”，进而构建一种既面向当代社会又具有全球视野的学术话语体系。

比如，梳理先秦时期古典艺术理论的学术脉络，会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文史哲不分家”，各类艺术理论散见于经史子集之中，所阐述的内容也都在文史哲的论域内。如“诗言志”说，《尚书·尧典》认为“诗是言诗人之志”，而“志”主要侧重于思想、抱负、目标等方面。《左传》中提及的“诗以言志”，则意为“赋诗言志”，指借用或引申《诗经》中部分内容来隐喻某种特定的政教理念。孔子时代的“志”，主要指政治抱负，这一点可以从《论语》中看出。庄子“诗以道志”的“志”，又是指一般意义上人的思想、愿望和情感的表现。而屈原《离骚》中“屈心而抑志”“抑志而弭节”之“志”，是以政治理想为核心，兼含壮志未酬的愤懑之情；到了《怀沙》“定心广志”之“志”，则指的是屈原的思想、意愿、情感等精神世界。到了汉代，“诗言志”通常被理解为通过诗歌表达个人思想情感，乃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据考证，“诗言志”说的形成应不晚于春秋战国时期，最初是对原始乐教功能的解释，逐渐发展成文论中的主体观念。虽然各家说法不一，但基础认识是相近的。这也说明，由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经过了数千年的历史演绎和发展变化，对它的“传承”与“重构”，要从“历史还原”与“训诂诠释”的基础工作做起。

其实，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与古代文论在很多方面同出一辙，如根据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中“诗无达诂”的释义，可以推断历史上具有丰富体验认知的观念，即自古流传而来的艺术审美意识。后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探寻“水月镜像，无心去来”的艺术表达之境，于是有了“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的经验之谈，以至于清人宣颖在评论庄子的浪漫风采时说：“其玄映空明，解脱变化，有水月镜花之妙。”可谓将艺术的美学表现力推崇至无上之境。事实上，“诗无达诂”之说一直受到众多文论家的认可，是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进行深入的学术史考察。

又如，对魏晋玄学中“言”与“意”的区分，也可用以探究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演变的脉络。“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中一个重要的哲学论题，揭示了“言辞”与“意念”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包括具体的诗论和画论等而言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魏晋时期，围绕这一论题，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即“言不尽意论”“得意忘言论”和“言尽意论”。这三种观点虽出自文学理论，但它们对古典艺术理论及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勰正是在玄学“言意之辨”理论的启发下，对社会生活与诗歌创作中广泛存在的主体与客体、心与物的关系进行了提炼和概括。他在西汉思想家王充《论衡·乱龙篇》的“意”“象”学说基础上，真正将“意象”引入艺术理论和创作审美中，由此贡献了一系列构建中国艺术学话语体系的“关键词”，诸如“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神有遁心”等。

由此可见，厘清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渊源及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尤为重要：一是通过深入探究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和内在动因，认识到艺术蕴含着民族文化的共同基因，是民族成长的动力源泉，进而实现对古典艺术理论的传承、接受和传播。二是借助古典艺术理论形成正确的艺术史观，以发展的眼光学习和评价中国艺术发展史的进程；重视艺术产生的历史文化环境，将艺术与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密切结合起来，真正理解不同历史时期艺术的内涵和价值取向，从而明晰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未来走向。三是通过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学术史的梳理和探究，以及将其与中国传统艺术思想相衔接，建构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学术转型”理论主张，从而开中国古典艺术理论适应当代应用之先河。

结语

综上所述，探究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理脉络，是推进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关键路径，也是中国艺术学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

其一，中国艺术学建构应大力推进实质性的建设工作。一段时间以来，这项工作的进展并不突出，以至于艺术学学科建设仍然是以西学为研判主体。例如，在艺术学的名词审定中，

“舶来词”和“外译词”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尤其是概念、术语乃至基本的学术用语，都沿用西学。诚然，西学中的艺术学概念、术语及其思想精髓，亦是西人通过长期实践探索积累出的理性结晶，但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立足于本土学术资源。因此，加大推进中国艺术学的建构力度，意味着要在世界学术圈内进一步巩固和突出中国艺术学的话语权，真正实现学科“中国化”的建设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