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学”，顾名思义，需要突出学术自信、自主的中国特色，以显示艺术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构的“中国化”学理之路。通过考察中国艺术学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正是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西方艺术学和中国现当代艺术学的交织、融合与传播，推进了艺术学的“中国化”进程。因此，首先需要认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价值，并据此构建传承古典艺术理论的中国艺术学知识体系与学术体系；其次需要厘清“西学中化”的发展脉络，借助时代变化的经纬线索串联起对中国艺术学主体认知的靶向坐标；最后需要将西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坚守中国艺术学的主体性和主导性。这三方面相结合，共同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建构路径，对于实现中国特色艺术学的学术、学科和话语“三大体系”构建目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艺术学在中国有其生成的历史渊源。古代中国虽然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学”概念，但相关论述却是源远流长且新见迭出的。例如，中国古典文献关涉艺术理论的阐述就极为广泛。从题材内容来看，出自《汉书·艺文志》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表明乐府诗的创作源于现实生活，体现的是一种对生活感慨的思绪流动之美。拓展而论，《汉乐府》民歌是借助艺术方式再现社会生活，并以此确立上古时代现实主义艺术表现形式之传统、价值和意义的文献。此后，这种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从建安文学到唐代诗歌，犹如一条贯穿历史时空的红线，穿引出社会生活的诸多真实写照。可以说，从《诗经》到《礼记·乐记》，再到《汉乐府》，以及《文心雕龙》《诗品》《闲情偶寄》等，都蕴含着“诗言志”的观点。而“诗言志”这一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则出自三千多年前的《尚书·尧典》。新论的不断涌现，则证明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丰厚性和应变性。诸如缘情说、形神说、风骨说、神韵说、意象说、性格说、境界说、意境说等诗学见解，实际上就是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对艺术创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故此，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文献典籍的积累与传承，构成了中国艺术学的学理之脉。先秦时期的诸子之学奠定了中国艺术学的文献基础，其中所蕴含的哲学观，决定了当时的审美观乃至艺术观中的核心观念。如儒家取修身致远的人生哲学观，道家取自然求道的出世哲学观，墨家取功利重效用的唯实哲学观，法家取务实重法治的哲学观，等等，彰显出“道为艺本”“以艺进道”的艺术观，它们也构成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主脉络，并由此逐渐形成中国传统艺术哲学的基本命题，即“技、艺、术、法、道”融为一体。

具体而言，战国时期，以儒家和道家思想为主的中国艺术思想开始形成，这两种思想相辅相成。儒家强调艺术的政教功能和修身功能，强调艺术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积极意义，并注重对艺术外部规律的探索，进而将艺术作为道德教育的一种选项或手段。其艺术观念始终与社会生活的政教状态紧密关联，以社会伦理道德作为艺术审美的标尺。如孔子所言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就强调了诗歌艺术的社会功用和教化功能。道家则超越了政治与宗教的实用主义及道德伦理，强调自由精神、自然本质，以及通过审美视角透视人生、赞美人生，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追求的艺术至高境界是“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庄子·山木》）。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长河中，秦汉时期备受瞩目。这一时期，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卓越人文境界的三类代表性文艺载体——汉赋、乐府诗、散文，都达到了后世不可企及的水准。例如，汉赋作为中国古代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学艺术形式，在汉代达到创作高峰，出现了许多千古名篇。尤其西汉时期，佳作频现，其中汉赋八家的作品更是各领风骚，如“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鹏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拔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他们的作品对后世的乐舞和书画理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秦汉时期，创作主体的内心感悟被高度重视。其实先秦时《荀子·乐论》就曾言“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发展到汉代，“心”“悟”感应已经成为创作主体自觉的审美触动，如“妙悟”之境界，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有“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的解释。可见，强调情感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已成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显著特征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心雕龙》的问世，极大地丰富了艺术理论。刘勰认为，文学应当以“五经”为范例表现自然之道，并在创作过程中力求使作品达到“六义”的要求，即“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六义”是宗经之文，亦即美的文学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实质上也是艺术的主张。所以说，“真实律”“功利律”和“美感律”为艺术评判的核心原则，都可与“六义”相联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魏晋文学乃至魏晋艺术的本质属性。故而，在古典文学史或古典文艺史领域，刘勰的《文心雕龙》被后世视为古典艺术理论的坚实基石。

唐宋诗歌所呈现的美学观，历来被视为这两个时代审美价值、艺术风格、艺术表现及艺术感染力的综合体现。此时的“意象”与“意境”说，进一步凸显了唐宋诗词与绘画、音乐之间的交融关系。比如，唐诗中呈现出绘画意境之美，王维被认为是这一风格的缔造者，被誉为诗歌美学新纪元的开创者。苏轼所言“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则揭示了诗歌与绘画在审美追求上的共通性，诗中蕴含画境，寄托人文志趣，创造生动意象，使观者仿佛置身画中。唐宋时期的文人墨客们还以诗介入绘画当中，形成独特的审美观念和文人意趣，并深刻影响了画家的创作意图，进而推动唐宋代际绘画的整体风格发生变化，也促成了文人画的产生与发展。此外，唐代还出现了中国最早详细论述绘画的重要著作《历代名画记》，该书为后世一千多年的中国绘画指明了发展方向。同样，音乐与诗歌从生活体验到情感表达的融合，构成了情感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激发出无穷的艺术魅力。诗歌的语音和谐、音调抑扬及句式节奏所激发的音乐美感，能够使情感表达更加强烈，形象描绘更为鲜明。而音乐借助诗歌打破常规的思维模式，不仅增强了艺术创作的想象力和情感表达力，同时还赋予作品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唐宋诗歌的深远韵味和高雅意境，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印记。

如果说，唐宋诗歌中所呈现的艺术审美意识彰显了形而上的精神特质；那么，至明清时期，艺术审美则经历了由“意”至“象”的转变，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审美观念。明代画家王履被视为推动这一逻辑转变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认为“画虽状形，主乎意”， 但“意在形，舍形何所求意？故得其形者，意溢乎形，失其形者形乎哉！”因此，在逻辑层面上，他将“形”与“象”的艺术地位及审美价值置于了“意”之前。这一关键的理论转变，促使艺术意境的逻辑从形而上的“道”转移到现实的“物”，再至经验性的“象”。此种艺理观念的转变改变了艺术审美模式，其本质在于重新审视“道-物-象”的内涵，并从中发掘出艺术“韵味”。明代书法家、文学家祝允明承继王履后，深入探讨了韵味与意境的内在联系，主张“象”与“韵”的统一，认为艺术的审美境界是人类现实生活的集中反映。清人刘熙载的《艺概》通过“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和“经义概”六卷阐释经典作品，其内容涵盖了文体的源流探讨、内涵阐释及艺术特点解析等方面。

如上所述，与艺术学相关的中国古典文献资源丰富，可谓琳琅满目，为艺术理论的古为今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基础，皆为考量这些理论之发展的关键因素。我们通过借鉴古代的感兴论、偶然论、妙悟论、化境论等文论，可以归纳出中国艺术学知识结构的核心元素，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事实证明，中国艺术学依托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而得以构建与确立。除画论、书论、乐记、曲论和舞赋等艺术领域的相关论述之外，古典艺术理论还包括古典文艺学、美学和诗学等诸家文艺思想。比如，《诗经》《楚辞》《汉赋》，魏晋时期的乐府作品，还有唐诗、宋词及元代之后的戏曲、小说等作品，皆可被视为富有诗乐艺文特质的古典艺术理论资源。又比如，散见于各类古代文献典籍之中的文评、词话、赋论、书品、艺谭、笔记等，也包含着丰富的艺术理论资源。

然而，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学界在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与当代艺术理论的互文阐释过程中，于语义传递和观念对应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与冲突。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传入中国，学者们普遍认为，在译介西学时采用现代汉语语义表达观念，方能契合全球化的时代语境，因此，他们在解读当代艺术理论时，忽视了中国本土的艺术理论积淀，这一倾向在新一代学者中尤为显著。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不被重视，甚至不被认可，这一问题值得重视。

中国自晚清以降，经历了多次或被动或主动的变革。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思想意识与文化变革的动因。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现代变革中，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时常被提及。这一历史时期由西学传入且在中国成长起来的中国艺术学，在接受大量西学思想与理论范式的同时，并未抛弃旧有的艺术思想及理论土壤。在此背景下，有关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探讨，也逐渐成为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思想与文化领域革新的重要议题。

清末民初至“五四”时期，王国维、章太炎等学人在引进西学的同时，重新发现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独特价值。“五四”一代学人，尤其是宗白华、朱光潜等，在创建中国现代美学构架的同时，尝试探寻一条符合中国艺术学的发展之路。如宗白华在接受德国生命哲学的同时，将尼采、狄尔泰、西美尔、斯宾格勒等人的观点整合进自己艺术人生化和人生艺术化的思想中；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美学观点，建构出独特的艺术哲学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意境”论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范畴之一，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得到肯定和重视。 

当下，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进行深度探究和系统整理的现实意义日趋凸显。这种挖掘和整理工作，有助于充实并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体系，促使艺术理论既古今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彰显出“中国立场”和“中国话语”。在中国艺术学研究与学科建构过程中，应加强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现代转化”问题的探讨和分析，并对其在当代语境转换下的文本价值及意义予以审视和阐发。如是，方能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经典化”“现代化”和“学术化”发展提供当代向路，我们可以设想如下三个阶段的建构路径：

首先是基础整理阶段，目标是重新整理古典文献，并挖掘古典文献与传统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一阶段不仅要对涉及艺术思想、章法、意象、语言等方面的文献进行整理和考订，同时也要对相关研究如“丛编”“辑要”“论丛”“点评”等予以学术史的勾勒和探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中国传统艺术文献资源的全面发掘和阐释。开展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研究，不仅需要有扎实的文献学知识积累，还需要借鉴和运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对古典文献进行科学的整理、分析与研究，对相关的艺术理论资源予以精确识别与恰当选择，如此才能系统地建设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知识库”。

其次是深入研究阶段，即从学理角度深入探讨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的可能性及可行性方案，这是建立在基础整理阶段上的延伸性研究。这一阶段需要改变长期以来注重纵向的、历时性研究的倾向，做到史论结合，既要厘清古典艺术思想及理论的发展与演进脉络，又要采取“取象比类”“司外揣内”“揆度奇恒”及“试探反证”等研究方法，对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观念、思想及理论进行横向的考察和探究，从而经纬交织、纵横结合地构建起中国古典艺术知识及理论体系。

最后是创新性转化阶段，即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综合推进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现代转化”。在这一阶段，需要认识到古今之间的赓续关系，了解古代艺术观念、思想及理论的当代演变路径及发展态势，并将其置入当下语境中予以观照和诠释，拓展其创新性转化的空间，进而构建起中国本土艺术理论的话语体系。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需要了解中国艺术理论体系建构及其学科建设的内涵，在创造性继承中国优秀传统艺术学知识体系的同时，借鉴西方艺术思想及理论的精华部分，并吸收现代理论与方法，由此进入专题研究；二是需要将中国古典艺术文本、理论及文献研究作为中国艺术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比如可设置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中国古代艺术史学、中国古代艺术哲学、中国艺术考古学等基础课程或专业方向，使之成为中国艺术学研究及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目前，要有效推动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进程，关键在于对中国传统艺术观念、思想及理论资源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同时坚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古典艺术思想及理论的丰富内涵，并对其进行当下观照和诠释，探索其与时代精神、社会价值之间的契合点，从而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这些工作若要落到实处，以下几点需要我们格外用力：

一是要体悟和理解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人文价值和精神意蕴。古典艺术理论的价值底蕴滥觞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观念，追求“意在言外”“自然而然”“自然天成”的审美境界，推崇心物融合、艺道统一、艺臻于道的理念，强调“制物尚象”，即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周易·系辞》）。关于文艺与“道”之间的关系，在《文心雕龙》《典论·论文》《艺概》等中国古代文论典籍中有较为清晰的阐述和论说。可以说，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深植于“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和“文以贯道”的思想基础上，自先秦以来，无论“道”的内涵如何生发演化，艺道统一和艺臻于道的理论追求却是一以贯之的。

二是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长河中探寻古典艺术思想及其理论体系的历史渊源，把握其发展脉络，激活其在新时代的生命力和价值。诚如前文所述，中国古典艺术思想及理论体系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积淀深厚，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独特形态和美学范式，“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舜典》），古人以诗来表达个人的高洁志向和理想情怀，以音乐和舞蹈的形式抒发情意。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诗、乐、舞”一体的观念既来源于生活实践，又超越了日常的生活体验和情感宣泄，其中蕴含着古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性自身的深刻思考和认识。“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基于对文艺功能的这种价值体认，“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记·乐记》），即旨在导风俗、正人心、成教化。可以说，古人对“诗、乐、舞”的认识不仅是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内核之一，而且构成了国人的审美基因，从而形成了“感物而生”“观物取象”“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等一系列独具东方特质的审美境界和理论范式。由此可见，推本溯源，方能更好地促进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在当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是要把握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核心要义，了解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借以触摸中国古代艺术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意趣。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曾指出，儒家构建了“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境界，老庄思想为这一境界的达成提供了审美典范，魏晋玄学则是这种审美典范的标志性体现之一。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有人之道，人之道在于‘成万物’”，而“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因此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精合感应”，强调“知与物接”，认为人的情感和认知都是“感于物而动”的结果。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观，与此后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相结合，深刻影响着古人的文艺实践，如在创作中讲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神与物游”，注重“言、象、意”之间的关系，强调主客观的统一，以“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而在“诗论”“画论”“书论”“词论”等传统文艺批评中，上述观念则体现为对“道气”“形神”“风骨”“意象”“滋味”等审美内涵的理论思考，以及对“心物合一”“气韵生动”“形神兼备”等美学境界的追求与探索。这种哲性思维及哲理思考始终贯穿于中国传统文艺创作与评论中，可见把握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要义，对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发掘、整理及阐释研究工作意义重大，既关乎本土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也关乎艺术学这个学科的长远发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古典艺术理论既是对中国古代艺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反映，也是历代艺术家用以进行艺术批评与鉴赏的认识工具，其中蕴含着国人独特的生命体验、精神追求、审美意趣及“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因此，我们不仅要重视中国古典艺术理论“源”与“脉”的传承和发展，同时也要联系其所植根的历史文化土壤，对其内涵、特征及发展规律予以细致的考索，如此才能构建起基于中国立场的、根基牢固的中国艺术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