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感性与理性、艺术与科技

回到设计本身讨论设计与情感的关系，就是回到艺术哲学、美学、理性与感性、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国古代先哲的美学思想，既是哲学的也是伦理的。儒家强调端庄得体、文质彬彬，道家则是自然、天真、野逸的，而墨家强调实用、合理。在先秦诸子思想中，各家对理性与情感各有侧重，指出了某一方面的正确性，但致用利人是共同点。伦理关心的是人的行为与社会规范之间的总体关系，反映的是人、人情和秩序的建构，因此好的伦理呈现的是伟大的“人情”。人类有时会对过分理性所造成的冷冰冰的设计不满，即使是一个沉静、孤独的人，也需要热烈的、丰富的设计来满足日常和心灵的需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评论墨子“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说的是墨子的节用思想虽然好，但难以让人人遵循。“装饰”就是这样一个平衡在感性和理性之间的典型概念，“合适”是装饰的标准，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合适”。

理性和感性、情感与理智、艺术与科学，是人类可以超越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状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宗教与世俗，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思想的源头。人类在理智与情感、艺术与科学的关系里，处在一种动态的纠缠与平衡中，是在有机地生长、不断地变化，不能强行灌输同一种类型或一成不变的东西，人的主体性要求情感和审美进行自我调节。比如传统的书信，原是一种主体性的交流，无论鸿雁传书还是通过古代驿站，都留有相对独立的时空，意味着人可以完整地控制交流。在今天，当书信中的信息被浓缩成一个社交媒体的表情包时，等于把情感交流也交给了一个便捷的符号，无形中丧失了人更深入的情感表达和交流的主体性。在社交媒体等即时交互的场所空间中，反而难以展开个人的、自主的交流。在情感中保持纯粹的主体性非常重要，而那些看似无关情感的工具设计，其实背后承载着人的主体性情感。因为这些工具的创造和交流，是获得情感的前提。现在国家大力推行的“场景创新”，指的就是这个涵义。场景创新是指以真实、具体的应用情境或“场景”为牵引，通过“技术+需求+环境”协同驱动，实现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从研发到产业化快速落地的创新范式，其核心是从“先研发后转化”转向“需求倒逼、场景验证、边用边迭代”，场景已经成为一种关键的创新资源。[3]那些看似与情感没有直接关系的空间或设计，比如医疗器械、工业设备、功能场所等，其实蕴含着更深的情感底色。比如医疗器械是功能至上的，机器要能有效判断疾病，也要符合人体工学，但同样要考虑情感的维度。患者首先是“人”，安全、卫生、年龄、性别、隐私等，需要设身处地考虑，延伸出来都是情感问题。目前的医疗器械，正逐步改善其作为工业设备的粗暴性，而人工智能让其有了更多的发展和可能，未来还可以让检查和手术更精细化、人性化和个性化。

很多时候，越是强调情感，它的情感就越是表面的。这就回到了对感性和理性关系的讨论，理性是可以“计算的”（霍布斯的《利维坦》、休谟的经验认知、维纳的控制论等），对人类而言，绝对的理性是否意味着绝对的利益至上（崇高的和其他的）？对理性的服从可以牺牲人这一主体，但感性的逻辑不是理性的逻辑，正如大脑的思考与心的感受不同，感性的思考导向直觉，因此更趋近本能。我们常常看到在一些宏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一些小人物在微小的日常选择中的情感成为更深刻、更伟大的内容。

但情感不像理性那样，虽然无情却有一种顽固的稳定性。情感的多义和不确定性，在设计中容易造成情感控制。在设计师和消费者或甲方和乙方的关系中，当某种情感表达和优秀的情感设计，通过语言、视频和各种传播手段，一遍又一遍地试图让你接受的时候，就是一种情感控制。就像品牌策略在设计中的地位，即使它再成功，人们对它的评价依然是谨慎的。今天的设计，如果丧失了传播力，让一款好设计不能广为人知，无疑不现实。但当这种媒介手段过了头，则又产生情感的控制，成为对消费者情感的一种掠夺性的攫取，让人迷失。今天中国电商平台的垄断和强势，正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收益抽成影响生产者的利润，从而阻止了好设计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消费自主选择都被平台的大数据控制了。

五、设计情感中的技术专制

近年来，网络上对以AI为代表的当代科技可能危及人类的讨论越来越多，人文学者、科学家，包括一些宗教人士，都纷纷出来强调AI发展须以道德和负责任的方式推进，警惕其加剧不平等或削弱人性尊严。

笔者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的“技术帝国主义”已经到来，而反抗这种技术“专制”已经上升为人类社会新形态的阶级矛盾。现在的普遍觉醒，来源于人工智能使技术的“门槛”变低了，原来少数科学家才能掌握的高技术，现在由于AI而成为普及性技术。普通人可以深切体会到技术带来的影响，在最初欢呼AI时代到来之后，人们很快意识到人性丧失的危险。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考察，提出人的异化的必然性，但“异化”的状态并非全都是《摩登时代》的那种流水线上牺牲自由的工人。很多时候，人们的劳动是为了获得生存（他以牺牲某一时空的自由，来获得报酬后去创造自己或家庭的另一种自由，因此他能忍受那种机械、单调的工作所造成的痛苦而不将其视为异化）。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生产领域异化（如劳动产品、活动、类本质、他人）转向社会整体异化——涵盖文化、心理、消费、技术与日常生活的揭示，认为20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使人全面疏离于自身本质与真实需求，大众文化被资本标准化、商品化为“文化工业”，并通过制造虚假需求（广告、媒体诱导的炫耀性消费），麻痹大众的批判意识，产生了“单向度的人”——丧失否定性与超越性思维的顺从主体。这个时代，消费不再是满足真实需要的手段，而成为身份认同与社会控制的机制，人们在“为消费而消费”中误将商品占有当作自由，深化了对物的依赖与自我异化。

笔者之前举过OpenAI伊莱亚、奥特曼分歧的例子，讨论过超级对齐和有效加速之间的关系。超级对齐是向人类的知识经验、道德伦理、社会秩序对齐。当代科技、人工智能的发展，希望能被纳入人类文明所有成就和可控制的序列上。但无疑，人类的总体知识在不断发展，古典的思想有一些基本的底线需要遵守，但“对齐”的想法一定是乌托邦的。而在奥特曼看来，“有效加速主义”（Effective Accelerationism）就是不顾一切地加速技术的发展。有效加速主义者认为，正是技术资本主导了社会的演化，塑造了包括人工智能奇点在内的重要事件。相比之下，人类则只是技术资本在实现其目的的过程中用到的“齿轮”（cogs）。

硅谷的精英们曾经描绘过一个普惠计划，当人工智能高度发达时，能够解放绝大多数的劳动力，它们生产出的财富通过普惠计划，让那些不用工作的人（其实是被AI取代而失去工作的人）都能够获得一份丰厚的保障。不能简单否认硅谷思维中的“乌托邦”，但人类的历史早已表明，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从来没有自愿公益的属性，世界产生贫富差异的本质原因从来没有变。

笔者在《“新设计”时代》讲座中曾经呼吁，应该重视新设计产生之前的所有设计（包括工艺美术、艺术设计，我称之为“经典设计”），因为这些经典设计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需求和质量息息相关。今天人人都在用的一些最基本的经典设计，比如剪刀、拉链、回形针等超市中的这些寻常的经典物品，都是最具生活温度的设计。保护这些设计和生产，就是维护人类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情感。这些设计决定了使用者的生活方式是亲切的、有温度的。

算法的背后是人。技术有可能会沦为商业的共谋，AI的发展也离不开所在国家文化的影响。真正要做到让人工智能具有智慧，不应该不断地强化计算的理性逻辑，而是要让AI理解人的生活和思考。而AI终究会有人的情感吗？还是将学习、理解人的情感作为AI发展的终极目标？这些问题，可能是未来最前沿的问题。

六、重回自由的设计美学

作为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经历者，我一直希望能重提美学。在现代设计发展历史中，美学长期受到误会和轻视，80年代受到包豪斯发端的现代设计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包豪斯的继承者乌尔姆，极端地发展了科技理性之于设计功能实现的重要意义，美学被认为是审美的，进而被推论为设计纯粹意义的敌人。改革开放后最初留学西方设计学校的中国设计师，深受现代主义设计语境的影响，尽管杰出科学家钱学森从“技术美学”的角度，呼吁科技、设计和广大的生活艺术界重视这门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以来在美苏两国都得到长足发展的交叉学科，中国设计界仍然响应寥寥。

这实际上是源于对美学的不了解。美学思想既有流派的不同，也有迥然有别的角度和主张，审美是美学最基本的内容。我在80年代读到乔治·桑塔耶纳（George Santayana，1863—1952）对美感的阐释，知道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美学已经发展出与中国传统审美全然不同的内容。桑塔耶纳在《美感》一书中，以自然主义哲学为基础，提出本体论自然主义，主张自然为知识的根本来源，反对人类权威凌驾于自然之上。其提出的“美是客观化的快感”，后被修正为中立状态，用以系统分析形式美与表现美的关系。

在当年各位著名的美学家中，我深深为彼时在西北任教的高尔泰的思想吸引。1986年出版的《美是自由的象征》，是高尔泰受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然人化”及人道主义影响，发展出的代表作。高尔泰认为，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人的本质是自由；审美活动是突破异化、实现精神自由的“感性动力”对“理性结构”的动态扬弃过程，强调艺术作为“自由的创造”具有人道主义内核。高尔泰的美学思想超越了美学界，对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设计而言，自由的美学不是点线面的形式，也不是产品功能的审美，而是关于如何在中国当代生活中发现设计的主体价值（不是“花花草草、瓶瓶罐罐”），回到人的关怀。因此，当设计被拔高到“是人类不被毁灭的第三种智慧”时，设计失去的恰恰是它的主体性。

回到美学就是回到对感性自由的思考。笔者在2009年出版的《设计道:中国设计的基本问题》一书中提出：学习设计、学习生活。设计从业者在学习设计的同时，也担负着“学习生活”的使命。也许不仅是设计者个人的学习，而是设计师和消费者之间共同的学习——通过设计，思考对生活的新的理解，从而在物品、社会和人之间，产生一种新的觉悟。

在中国的传统造物思想中，有许多关于人与物关系的片段描述：物我两忘、格物致知……中国文化的特点往往不是通过逻辑去推动发展到极致，而是感性的、感悟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历史悠久的、国体巨大的国家，在美学上有无比辽阔的精神和情感。富丽、中和、厚德……不论是礼制的庄严敦厚，还是渔夫放任江河湖海的散逸，也不论是江南丝竹的小桥流水，还是西北黄土高原的朴质红火，都是中国美学。中国人的表达难以用物哀、幽玄、侘寂这些词来概括，因为这些特质中国美学中都有，但远远不止这些。情感存在于整个物的系统中，中国人与物是一种淡淡的关系，不是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

七、无法结束的思考

同一个设计，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中，面对不同的用户，可能引发截然相反的情感和不确定性，这是设计的失败还是设计的开放性使然？是否存在情感无法被设计的时刻？我相信这是“开放性”，希望有人来编一本书，说说那些最伟大的设计是如何被消费者“背叛”和改造的。设计史上的一些经典作品，延伸发展到日常生活当中，在不同民族之间，被置放在不同空间和场景里面使用。与文艺作品的传播一样，创作者、生产者一旦将它们投入市场，设计的生命就被交给了使用者。

设计史中有一个从功能延伸出来的关于情感的经典问题。在著名的科隆之争中，穆特修斯希望通过艺术的标准化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通过标准化来降低成本，让更多的人受益，但却有可能牺牲丰富的趣味和多样性。这是一个至今无解的问题：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如何权衡计算？好的设计究竟要充分关照时代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喜好，还是由英雄们引领“大家”向前，不管你是否跟得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设计对环保问题、性别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深度地介入，却常常被政治打断。但平心而论，对普通人而言，相对国会山、议会大厦，超市离他们更近。

因此，这篇文章的题目，我决定用一个古老又直白的表达：美好人性。这既是一个最本初的祈盼，也是一个很高的愿望。

杭间，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装饰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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