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工艺美术的行会组织由来已久，由从事同一行业或与此职业相关人员组成的同业公会在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是因为，民间工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属于“村民手艺”，有“其性野，是故俗”的特点，往往不为主流社会所关注。

图1 《晚清鹿港锦森兴的拜师礼》 作者创作 2023年

同业公会的成立目的是为维护自身利益，防止同业恶性竞争，排除异己，因此，也往往有了行业各自的行规、行例以及长期形成的习俗，并以此敦促同业之间的和睦相处、循规守矩，共同发展。

一、古代漳州地区民间工艺行业习俗

自唐代陈元光开发漳州，大力发展手工业生产，北方匠人南来，也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与此同时，漳州地区各种手工业同业公会纷纷成立。业者逢年过节，都要祭祀行业的祖师爷和保护神。祭祀在神庙、作坊、家中进行，供奉的神像或是木雕，或是画像，或是纸马，也有供牌位者；每月的初二、十六日，业者都要备牲醴祷祭神明，称为“牙祭”，特别是每年的头、尾两个牙祭更为隆重，需备猪头三牲供奉；另外，在祖师爷的生日或忌日，还要举行特别的祭祀仪式。同业公会一般定期或不定期举行聚会（过会）。会首（会头）率众举行祭祖、议事、聚餐等，协调行会中存在的权益纠纷、切磋技艺、相互“牵神”（介绍业务）、介绍入行工匠和主持拜师仪式等。

旧时，少年拜师学艺须备名帖和见面礼，托熟人带到师傅面前，引见人介绍学徒的家庭及个人情况，师傅盘问一番，观察对方灵巧与否，若感到满意，就会收下礼物，倘若看不上眼，师傅就婉言谢绝。学徒见师傅收礼允诺，便要磕头致谢。师傅以四色礼品祭祀行业祖师爷，并召集其他徒弟参加，先由师傅焚香向祖师报告什么时辰又收了什么弟子，然后全体学徒跪拜祖师神位，聆听师傅训诫，新学徒在祖师像前叩拜师傅并拜见众师兄，正式确立师徒关系。

学艺期限一般为三年四个月，从师期间，学徒按俗例无偿为师傅干活，包括为师傅一家打杂、做家务，并要照料师傅的个人生活。学徒学艺只能在干杂活之余向师兄讨教技术，平时师傅只让学徒干些简单、基本的行活，如木工，主要是磨刀、做些采买和粗活。学艺期间，师傅只供应伙食，有时也给些零用钱。学徒对师傅、师母须毕恭毕敬，事事顺从。

第三年始，师傅开始教一点功夫，但仅限于基本的技能，看家本领是不轻易传授的，只有师傅特别看重的高徒，或乖巧的学徒，才会特别“放步”（授以技术诀窍）。学艺期满，学徒在祖师神位前焚香跪拜。通常，师傅会送徒弟一套基本工具，让其自立门户开业；同时，徒弟也要回送礼品，俗称“谢师礼”。徒弟备办酒席宴请师傅、师母和师兄弟，俗称“满师酒”（出师宴）。满师后，徒弟可留在师傅处干活，工钱只能拿一半。师傅还是当师傅头，负责揽活、统筹施工等。如果想自立门户，则不得与师傅抢生意，必须到别处另辟天地。当然，如果生意太好，活计忙不过来，师傅也乐意将生意介绍给已经出师的徒弟。徒弟另立门户后，逢年过节，亦常来看望师傅，互相问个好。

学徒习艺期间，若违反行业规矩或与师傅相处不好，被师傅逐出师门，解除师徒关系，称为“破门”。这样，学徒在行业里难以再找第二个师傅，因为“口碑”不好，通常情况要么改行，要么到外地“赚吃”（揽活）。

古时，漳州民间普遍认为，功夫人的工具是“赚吃家什”（维系生计的工具），如：工匠的墨斗、曲尺，泥水匠的瓦刀，石匠的凿子等均可用以治鬼制煞。因此，工匠都认为自己使用的工具是神圣不可亵渎的，一般不肯借给他人使用，更不许摆弄、跨越，尤其忌讳被妇女跨过，那样便会触犯祖师神灵，使自己的技艺退化。“大木作”师傅的斧头每次使用过都要用红布包起来，以表珍重，故有俗谚：“师傅斧，恰惜某（比疼爱妻子更甚）。”“小木作”师傅的工具种类繁多，装在专用的箱中随身背着，平时最忌讳别人随便翻动。墨斗或曲尺若被外人触摸，必须触摸，要咒符点着火烧其一圈，谓之“焚净”。木瓦匠每到工地，晚上睡觉前，往往将自己的鞋子在床前置一正一反（鞋底朝上），表示和邪鬼互不相犯。如果这样做还不清净，就将墨斗绳绕床沿一周，并把瓦刀、钳子置于枕边，把木尺子放在床沿，以镇邪物。木匠禁忌别人跨过墨斗和曲尺，忌讳在梁柱上钉钉子和挂绳索，也忌讳做活时受伤。流血沾在木料上，必须立即擦干净，以免血碰上木神变成精怪作祟。

故时，漳州地区建陶窑或瓷窑要择吉日良辰，也要靠“罗庚”选定吉地。通常不在江边或社、坛、庙旁建窑。窑门不能朝向住宅，以免对人家不吉利。破土时，在窑地祭祀神明，严禁儿童、孕妇进入，也不许有人挑粪桶从前面经过，避免触犯神灵、降祸于窑。此外，在窑旁都立“窑公”（窑神）神位，神龛上用红纸书写“火中取财产，窑门出真金”之类的对联，每月初二和十六要祭神“窑公”。入窑要择吉日，并要祭祀祖师、山神、土地公，入窑的过程中都要讲吉祥语，忌讳孕妇到场，严禁秽物经过，以免秽气入窑，影响烧窑。陶瓷工匠在生火和熄火时，都要杀鸡宰鸭祭祀“窑公”和土地神。烧窑前，将鸡鸭血洒滴在窑炉四周以驱邪祛灾，还要点三炷香祭风火神。陶瓷工匠封窑烧火前，忌讳生人旁观，以为有生人在旁，陶瓷会烧得半生不熟，火候不合。烧窑时，窑门旁要安放一张小桌子，桌上点一盏长明灯，桌旁摆一张太师椅，这椅子只让大师傅坐。大师傅会根据窑炉的情况指挥窑工添加柴薪。烧窑时，禁忌乱讲话，以免触犯窑神，尤其忌讳讲污言秽语，否则，烧出的瓷器会开裂和变形。升火烧窑或起窑等关键时候，不能让妇女及服孝者或家中有产妇的男人介入，以免亵渎火神，影响窑中成品质量。自封窑到开窑期间，即使遇到大节日，也只能点香烛，烧纸钱，严禁放鞭炮，以免使窑里成品破裂或成色降低。烧窑期间，窑工在窑场吃饭时不能说话，不能碰响桌子，也不能把筷子架在碗上。窑工奉太上老君为祖师，农历二月十五日为老君生日，届时要到老君庙祭奠，祭毕集资宴饮，尽兴而去。

漳州地区民间美术行业都有本行所供奉祖师爷：木瓦工供奉鲁班、杨公，金银铜铁锡匠供奉老君、窑神；陶瓷匠供奉老君或范蠡、窑神；织绣工供奉嫘神、织女；伞匠供奉女娲和鲁班之妻荷叶先师；印染匠供奉葛洪；画匠供奉吴道子。各行业敬奉的神明保佑行业的繁衍生息，工匠们遵循行规行矩，精湛的技艺世代相传。

二、近代台湾鹿港小木花匠锦森兴行

自明末，鹿港已有汉人的活动，从大陆和台湾的地理位置关系来说，福建沿海的厦门湾、泉州湾，都与位居台湾中部的口岸——鹿港有着密切的联系。史载：“旧时海口仅一鹿耳门，由泉之厦门往，海道八九百里，今彰化之鹿港，既通往来，其他转居南北之中，由泉之蚶江往，海道仅四百里，风顺半日可达。此鹿港所以为台地之最重要门户。”由于海运便捷，地利优势，大批漳泉移民在此登岸。尤其，乾隆四十九年（1784）钦定蚶江与鹿港成为正式对渡口岸，遂使鹿港迎来从乾隆四十九年（1784）至道光三十年（1850）的全盛期。这期间，鹿港寺庙建设兴盛，约四十余座大型寺庙建成，例如：龙山寺建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新祖宫建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文武庙建于嘉庆十一年（1806）。寺庙的建筑资金庞大，工作量大，工期长，行业的倚靠力最为关键，大量来自漳泉原乡的工匠长期滞留在鹿港，更有些工匠选择定居此地。据载：道光二十三年（1843）施顺兴小木店开业，随即开业的许多店铺以经营神像兼作寺庙装饰业务，一个名为“小木花匠团锦森兴”的行业公会应运而生。

虽然，“小木花匠团锦森兴”作为鹿港地区民间工艺美术行会组织，其成立时间并不确切，但据“诸先贤”名录中属“崎雅脚”派鼻祖李克鸠的曾孙李松林所言：此件（名录）制作时他的年龄约十七八岁，李松林生于1907年，推算当是1924年左右。然而，鹿港龙山寺于清道光九年至十一年间重建（1829—1831年），李松林之曾祖父李克鸠应邀参加修建，自福建永春老家渡海来台，从此定居鹿港，其技艺传承至李松林已是第四代。据此“小木花匠团锦森兴”应该是1829年落户台湾南部。

值得关注的是，鹿港“小木花匠团锦森兴”行业组织只限于“小木”，即：将传统之“小木”作与原本之“小木”之外的木雕刻，依鹿港本地语言俗称“木雕”为“刻花”，列为两系，将两者合而为一，而不像漳州地区早期行业将木匠与泥水匠合称木瓦匠。

鹿港“小木花匠团锦森兴”属于一种相对松散而自由的组织。“锦森兴”一名，虽无法断定其来源，但是“兴”字，可见于嘉庆道光时期鹿港发展的行会组织中。例如显赫一时的贸易商组成的“八郊”中，专营日用杂货的“箃郊”，其公会即名为“金长兴”，而专营糖业贸易的“糖郊”，公会的名称也为“金永兴”。小木花匠团“锦森兴”与上述的“郊”类似，亦是一种接近“神明会”的行会组织。

按行规，雕花木匠尊鲁班为巧圣先师，于每年农历五月初七日，同业聚集祭神。祭拜的情形，中央设一大案桌，案上陈列巧圣先祖神龛为主祀。右侧墙，则悬“小木花匠团锦森兴诸先贤”旗帜陪祀。以从事此行业者为成员，“锦森兴”本身并无固定的会馆或团址，祭祀是由同业人员轮流值办。与当地许多神庙每年推举值年炉主的方式一样，即于五月初七日，于巧圣先师座前，掷筊决定下一年度值年炉主。炉主之职责，则是于年度内，供奉巧圣先师神龛于家中，保存诸先贤旌帜。筹集祭祀经费，由成员认捐，并无固定数目，开支不敷之数，由值年炉主设法筹措，或加募，或自己垫支。祭祀所使用祭品，早期由炉主置办，后来多是向饭馆订购。祭拜时辰，通常在下午5时左右进行仪式，祭拜完毕，将各式样菜再运回饭馆加以料理，供成员晚间聚餐。

此项活动以联谊为重，旨在通过定期聚集举行祭祖、商讨、纳新，增进同业人员之间的情谊，切磋技艺，相互提携。由于聚会必先拜祖，又奉祀本行先辈，无形中提醒了成员从业中应共同遵守的行规与行为伦理，祈求先祖保佑大家合家平安，从业顺利。

三、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

闽南与中国台湾地区民间工艺行业公会组织的产生与发展，虽从形态上看只是民间自发性的组织，其行例、行规较多地依当地俗尚行事，明显地带有区域性文化的特征。但透过这一现象，还可以发觉，其中源自民间的行会行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合群结社思想的体现，是一种自救、自治方式的落实。

传统中国是一个家族本位社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以家庭为核心向外扩展的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血缘关系，形成社会的差序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人的地位是按长幼尊卑、亲疏远近排列，个体所隶属的是一个等差有别的血缘群体，而非平等化的团体。家族还替代社会，为其成员提供保障功能，它给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生活保障，也给那些无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生活扶助。从这一点来说，以家庭为单元延伸出的家族成员不仅为其成员的血缘共同体，更不啻为其避难所、保险公司。无疑，这种互爱互助、褒扬节操为宗旨，一类有助于维护专制秩序和亲法传统的血缘、地缘及业缘的结社存在的必要性，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行业竞争日益残酷的现实，造成个人在群体面前的孤立无援；二是激烈的市场竞争造成恶性竞争愈演愈烈，必须通过一种非官方的方式，属于民间的行业规矩来约束。无论是个体的权益或是群体的利益，或是群体与社会的协同关系而言，行业公会的产生，都是社会发展综合因素所催生的结果。

所谓的“大传统”，是指以精英文化、经典文献和官方意识形态为核心，强调“礼乐教化”“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以孔子、孟子、朱熹等为代表，其学说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经典为四书五经；制度上体现为礼制（如《周礼》《礼记》）；法律则以《唐律疏议》为准则，以及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形成社会运行的规范性框架。此外，“大传统”由士大夫阶层主导，通过著书立说、教育传承、政治实践（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维系其影响力，并通过科举制度和官方的教育体系，成为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和道德准则。自唐宋以降，闽地文教日兴，弦诵之声，遍及闾阎。精致文化已渐有发展，就福建一地，此风尤盛。赵宋之时，科第人才辈出，宋史地理志称其地“多乡学，善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

还应看到，社会“俗化”是清代台湾移垦社会的一大特色。较之闽南地区原有精致文化的发展，移民赴台，由于种种因素，台湾各地在移垦的初期，均发生文教不兴、陋俗盛行、缺少精致文化的现象。

图2 台湾彰化县徐秉垣偶头雕刻

清代台湾移垦社会的高度经济取向，亦表现出显著的逐利特征，移民赴台，大半是趋利而来，而移垦社会以经济活动为主，遂使重财之风更盛。清代台湾移垦社会呈现显著的经济理性特征，其形成主要受三重因素影响：首先，闽粤地区原有重商趋利的传统；其次，迁入边垦区的人士多为图谋经济利益而来；最后，台湾地理条件有利于重商趋利的发展。此种浓厚的经济取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高度的市场取向；（2）富于创业精神；（3）社会特别重视财富。

移垦社会中的居民，大部分具有高度的市场取向之性格，富有求利精神，对市场需求反应极为敏捷。此种高度的市场取向性格，就另一方面而言，即意味着移垦社会中经济活动的理性化，亦即社会上能根据市场供求情况或经济效益，合理地进行生产与消费。经济活动理性化的发展，促使生产活动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工，行业化经营的模式由此建立。

正如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先生曾针对中国古代社会现实指出“化未尽而民未尽善”，发生“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硬，有其患害”的现象，需要有公正之人出来调停、仲裁，“于是通工易事，择其工且贤者，立而为君”。在严复先生这里，“君”从大的方面讲是指帝王，从小的方面看，泛指民间组织的会首未尝不可。而在社会的自治组织中，“君”就是行业公会会首，是师傅，是身怀绝技且为人品德高尚的“头手”。同业人员选其为会首，或称其为先生，是试图通过委托其管理公共事业，使业内之人“好站起来”。毕竟，产生于民间的、自由的、松散的行业公会组织，说白了是构成整个社会的众多细胞之一。

总结上文的探讨，假如我们同意全世界华人在生活文化上的共同特征是中国式的饮食习惯，中国式家庭伦理及其延伸的人际行为准则，以及以命相风水为主体的宇宙观，则我们可以发现，这三个特征实是与传统民间文化所追求的三层面均衡和谐的观念有关，其终极目标在于达到整体的均衡与和谐。然而这整体的均衡和谐却也正是传统中国古典文化所强调的基础价值“致中和”的通俗版本，在这里，小传统的民间文化与大传统的士绅文化就密切地勾连在一起了，应该也就是由于这种大小传统共通的基本价值理念之所寄，所以会形成各地华人在生活文化上共通的特征。

研究表明，闽台民间信仰中有两个重要特征—兼容并纳与努力操作。所谓兼容并纳，表现为一个寺庙经常容纳大量不同神祇于一堂的现象。通常每一通俗寺庙除去主神外，也兼奉许多不同的神，最多的一座庙竟供奉六十一尊神像。这种相容并纳、来者不拒的态度，对闽台民众在经营企业策略上常采用多角经营的形态也许产生了暗示之功。然而这种兼容并纳的精神，实际上却是来自对超自然界寻求均衡和谐的态度所产生之影响。而另一种特征：努力操作、极尽人事之运用，甚至有投机冒险的趋势出现，源于命固已定运则操之的观念，并认为应与自然界的时空配合，换言之，也是和上述观念有关的一种行为表现。

这种着重于“对人的规定性及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兼内外的价值”，以至于促使人的内外“和谐”的想法，岂不正是我们前文所强调的人际和谐以至于与自然和谐的传统吗?但是什么是人的规定性，什么是人的内外和谐，有待进一步具体厘清，而这些价值又如何转化成未来世界的共同价值，仍然有待大力阐释拓展。譬如说我们所共同强调的和谐，假如再做深入的认知体会，这个和谐应该不能看作是一种工具，而应该看作是一种境界或目标。因为把和谐看作是一种工具时，也许就会像传统的人际关系一样趋向去讲人情，甚而变成“和稀泥”；可是假如看作是一种境界或目标，我们就可以多方考虑达到这种和谐境界的种种过程，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到和谐之前的种种可能的冲突，进而寻求冲突双方的互相理解，互为主体地为他人设身处地而想，并且寻求在合理的程序甚至制度化之下得到妥协与协调，然后获得更高层次的和谐。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将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引导转化成为现代社会之所需。

总之，兼容并纳和努力操持是闽台区域文化的历史积淀与地理环境共同塑造的核心特质，二者相互交织，成为推动该地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兼容并纳体现了闽台人多元融合的开放基因。首先，福建历史上历经中原移民南迁，海上丝绸之路繁荣，长期与东南亚、阿拉伯、欧洲文化互动，形成了多元族群与信仰共存的传统。

其次，多山地形限制了内部交流，却通过海洋向外开拓，催生开放心态，如泉州“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称号即源于伊斯兰教、印度教、摩尼教、基督教等在此和谐相处。闽南地区一村多庙跨宗教融合现象随处可见，体现了信仰包容和开放的心态。

第三，语言与风俗杂糅。如闽南语保留古汉语音韵，融入马来语、葡萄牙语词汇，建筑如土楼、骑楼、番仔楼，饮食中的沙茶面等都体现了多元化融合。

努力操持则体现逆境求生的务实精神。第一，“八山一水一分田”，耕地匮乏迫使闽人向海谋生，“以海为田”催生冒险精神（下南洋、过台湾）。第二，海洋贸易的竞争，使古代海上商船风险与机遇并存，锤炼出闽商“爱拼敢赢”的韧性与精细化经营传统，也使其工艺美术上追求“精益求精”。再者，闽台人重视教育，他们使儒家思想影响下的“耕读传家”传统，转化为宋代以来福建科考成绩优异的局面。

如此看来，努力操持不仅是生存必需，更升华为一种价值信仰。“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人定胜天”的奋斗哲学，强调个人能动性，直指对命运的改写。

闽台文化的兼容并纳与努力操持，本质是海洋文明与农耕文化的辩证统一，更体现出某种“开放而不失根脉”、多元吸收却坚守本土核心、“拼搏而不忘传承”的精神。闽台既能融入全球化，又能保持独特身份，成为中华文化中守正创新的典范。

作者李豫闽，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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