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创造历史、建设未来的主体。

人民在生活中创造，在创造中生活，人民的生存权益和文化权益必须得到保障。从民族解放走向伟大复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直就是党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归根到底，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要求。人民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服务的主体。

人民至上包含了人民创造历史、一切为了人民这两重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逻辑，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的根本立场和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也必须从创造主体和服务主体两个维度展开。

非遗是人类创造力的体现，《非遗公约》要求缔约国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创造和持有这些遗产的社区、群体和个人的权利。《非遗公约》的主体逻辑可以说是以社区为中心的。非遗是在与自然和历史互动的社会大环境中不断再创造的，如果没有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也就没有非遗的创造与传承。人民是非遗的创造者、持有者、传承者和享有者，社区、群体只是人民中的一分子。非遗传承发展的实践充分印证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人民主体论。

非遗是由人来传承的，非遗保护制度必须是以人为中心的制度，不是以遗产的管理或者产品的生产为中心的制度，无论是保护遗产还是发展经济，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但是，从商品出发和从人出发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体现了制度背后不同的主体逻辑，“在实践线索和发展形态上需要明确‘人的商品’（主体逻辑）和‘物的商品’（资本逻辑）是对立的分析逻辑。一者指向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建设逻辑，一者则为资本景观学的意识形态布道。”有什么样的路线，就有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什么样的行动，也必将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人民至上，就是要对人民的劳动创造给予充分的尊重，敬畏历史、敬畏文化，就是尊重劳动，尊重人民创造。非遗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由各民族创造的，包罗万象，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四级非遗名录是由不同层级的政府机构建立的，名录中项目的代表性彰显着本区域独具特色的文化，其文化表现形式和内涵都是劳动成果的体现，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徐州考察时，自己花钱购买了徐州香包，为传承人捧场。在贵州毕节考察苗绣工坊时指出：“传统的也是时尚的，你们一针一线绣出来，何其精彩！一定要发扬光大苗绣，既能继承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也能为扶贫产业、乡村振兴作出贡献。”“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对劳动价值的充分肯定，极大地激发了非遗传承人和全体劳动者的创造热情，也唤起了广大民众的行为认同和情感认同，为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非遗保护氛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培养好传承人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首要任务，非遗保护制度要有利于传承人的培养，不断加强传承群体的能力建设，把非遗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确保非遗的存续力。如，自2015年起，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等部门实施了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十余年来支持130所院校举办435期研培班，培训传承人1.28万人次；“十四五”期间延伸培训人数达10万人次，很多学员成为当地非遗保护、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该计划在培养传统工艺等门类的传承人方面发挥了引领性的作用。非遗项目纷繁多样，传承群体规模宏大，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传承乃是主要途径。要正视物质生产的变化，尊重人才成长的规律，在实践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才能使传承机制稳定有效，才能解决学艺之路艰辛漫长中存在的不爱学、不想教、难坚持等问题，使为徒者有进步之阶，无生活之困，使为师者有尽责之心，无失传之虞。目前，代表性传承人逐级认定制度、代表性传承人年度传承情况评估制度就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这方面的作用。

不断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是非遗永续发展的基础。要把人民大众的需求同传承人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不能把传承人孤立在生活语境之外。人的社会化是实现非遗传承的根本途径，要创造更多的生产生活场景，为传承人提供更多融入人民大众的平台和方式，让传承人得到更多来自社会的滋养，在真正的生产生活中得到赞誉和欢迎，不断获得传承发展的动力。人民大众在与传承人的交流中也得到精神上的收获，在交往中形成了互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传承人既是创造上的提供者，也是精神上的获得者；人民群众既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需求者，也是实践途径和实践样本的供给者。要在全社会范围内为非遗培养稳定的存在模式和舒适的传承空间。

四、守正创新是中国特色非遗保护制度的基本方略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守正创新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原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推动各领域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不断创新发展的基本方略。

守正是道路选择上的必然要求，体现了政治定力，只有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才能不犯颠覆性错误；守正是稳定发展上的必然要求，体现了战略定力，只有守正，才能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才能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守正更是文化传承上的必然要求，体现了文化定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只有守正才能植根历史文化沃土，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树根深叶茂。

创新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大势所趋，只有创新，才能激发活力，才能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勇立潮头；创新是把握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主动地乘势而上，只有创新，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才能跟上时代、引领时代；创新是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要理性地顺势而为，只有创新，才符合文明发展的规律，才能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才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守正创新是发展的一体两面，不可偏执一端。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守正创新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守正创新，才能完整准确地落实“第二个结合”。

当今的伟大实践给文化创新创造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给中国的非遗保护提供了传承弘扬的难得机遇。守正创新是非遗保护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内容，包括传承实践上的守正创新、思想观念上的守正创新和制度建设上的守正创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非遗是一门实践的学问，必须坚持从实践逻辑出发，尊重客观规律。非遗保护传承的特殊性就在于全程都需要人的参与和驱动，科技的发展在这个领域的作用是具有辅助性的；其守正创新的程度也不能仅以当下市场反应和社会反馈为标准来衡量，非遗是否得以有序有效传承，往往需要由时间来决定，甚至由历史来判断。

非遗的守正创新是人的思想境界与身体技能完美结合的智力活动，也是个人贡献和集体智慧高度结合的社会活动，还是文化觉悟与利益需求密切交织的经济活动。文化主动性、社会驱动性和经济能动性是非遗守正创新的关键要素。

推动非遗的守正创新，人是核心要素。非遗传承人是项目的持有者，他掌握的知识和技艺成为其再创造的生产资料。顺应历史与自然的变化而进行的再创造，在宏观上是被动的，在微观上是主动的，而正是这种微观上的主动精神推动了非遗的传承与创新，促进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非遗保护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要激发创造创新活力。非遗有着庞大的传承群体和受众群体，非遗是可参与、可体验、可学习的开放式结构，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项目的受众群体也可能转入传承群体，增添了新的创造力量。如，英歌舞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近年来以“中华战舞”之姿突然闯进了人们的视野，传承群体扩大到数以百计的英歌队、成千上万的年轻英歌人。“中国人民焕发出的强烈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是新时代伟大变革的显著标志”，非遗这种蓬勃的活力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不断蔓延开来，可以成为激发全民族创造创新活力的重要力量。

推动非遗守正创新，要将非遗保护传承融入乡村振兴、城镇化建设、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中去，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洪流中乘势而上，获得强大的助推力。如，在非遗助力脱贫攻坚和助力乡村振兴工作中建设非遗工坊就是守正创新的务实举措。从2018年至今，各地已建设1.29万余家非遗工坊，分布在2138个县，其中包括693个脱贫县、13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带动了120万余人就业增收，实现了文化传承、技能提升、就业增收等多重目标，也发挥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

推动非遗的守正创新，就要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非遗是活态遗产，是活在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的，脱离了生产生活这一真实语境，非遗将如无根之木，转瞬凋零。非遗是鲜活的，不能简单理解为表现形式上的创新就是“活”，有了新的爆款文创产品就是“活”，也不仅是在形式上得到利用，产生了经济价值就是“活”。使非遗鲜活的，不仅是机体机能，更是其强大的精神力量。非遗的存续力，不仅是实践上的延续，更为重要的是传承群体对自身遗产意义认知上的延续。这种持续感和认同感也是非遗守正创新的评判标准之一。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绥德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同群众亲切交流时指出，“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时代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时刻追寻、片刻不离这个连接点，就是非遗活态传承的关键。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的主题即为“连接现代生活 绽放迷人光彩”，向全社会发出了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号召，非遗守正创新又迈出了新的一步。

推动非遗的守正创新，制度建设是关键环节。所有的历史与现实、观念与理论等层面的问题，都需要通过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在实践中予以解决。守正创新是科学的行动，不是虚浮的口号和盲目的试点，人民的实践是有情感投入和经济成本的，制度建设也要对行动的组织方式进行深刻变革，必须亲临实地调研，设身处地考虑，与人民群众共情共鸣共振，制定可行的任务目标和方法路径，才能让保护行动行稳致远，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制度建设还需考虑伦理问题、权益问题，做到机会均等，保障公平正义，要把人民群众参与非遗保护的热情，与全社会的奋进力量紧密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