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艺术学学科体系的高质量建构，亟需在学科群建设中贯彻守正创新的发展理念，其具体实施路径的科学性、精准性及战略高度，则依赖于建立在深度本体论解析基础上的学科认识论体系。本次对话立足艺术学理论或曰艺理学的学科认识论逻辑，聚焦中国式设计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发展问题，系统阐释艺术学学科门类与交叉学科视域下的设计学学科建设范式，以及在艺术学学科内缺失设计学学科之体制机制的危害。对话遵循由问题导向至学理分析再到实践路径的论证框架，旨在引导学界立足艺术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设计学学科体系认知模型，从而为推进艺术学学科集群的优化升级提供理论支撑，特别是在设计学学科建设机制创新与高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领域，形成具有借鉴价值的理论范式与实践方略。

一、艺术学理论研究

梁玖：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倡导者和主要创建人张道一先生倡导一手伸向民间艺术、一手伸向艺术哲学，并结合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研究艺术现象，注重实证研究与理论提炼并行的“两手抓”思想。您认为，在当下全球化语境和提升艺术学学科守正创新研究中，设计学的理论研究、教育教学、创意实践、学科建设、专业知识生产，对升华艺术学理论研究、学科建设的贡献与价值是什么？

董占军：张道一先生的学术观始终以“小拇指哥”式部门艺术而放眼“整只手”式全部艺术的整体性艺术观为根基，把艺术学作为研究艺术的系统性综合学科，将人类学田野调查、社会学群体分析、历史学脉络梳理等引入艺术研究，主张摆脱“为形式而形式”的桎梏。例如，他在《造物的艺术论》中剖析民间剪纸，既考证纹样源流，又揭示其对乡村社会的文化隐喻功能，这种“物象—语境—意义”的研究范式启发当下设计学研究：一要关注设计是社会技术系统的动态嵌入，而非孤立的艺术实践或艺术创造行为；二需建立基于中国设计田野的本体论认知，不能用西方现代框架简单裁切中国设计实践。

换句话说，张先生的学术主张强调在关注小拇指哥的同时，不忽视整只手的存在；在关注整只手的存在时，也不轻视小拇指哥的价值。没有艺术学的学科立命和学科根据地，设计学将是孤岛；没有设计学等部门艺术存在与结构性支撑，艺术学终将会是空中楼阁。如何在把握好二者关系的过程中，促进艺术学及其学科群的建设本身，既是一门大学问，又是一个艺术性课题，值得恒定性的可持续探索。

基于上述整体性艺术观的启示，在全球化语境和艺术学学科的守正创新研究中，设计学研究对艺术学及其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专业研究、促进学科发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首先，在全球化与技术迭代双重冲击下，设计学在理论层面提供了跨学科研究的实验场。设计学天然具有叩其两端审问与“问题导向”的属性，需要基于跨学科的研究对接，如服务设计需借用社会学需求分层理论、体验设计依赖认知心理学模型，这为艺术学研究突破“解释性研究”与“介入性研究”范式提供了诸多范本。

其次，设计学在教学实践中重塑“知行创合一”的人才培养体系，升华实践，能反哺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以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为例，我们强调中国传统工艺文化资源的当代转型应用，以国社科重大研究项目、学院手工艺工作坊教学、手工艺竞赛等多种渠道跨学院推进传统手工艺的当代融入，引导学生参与技艺传承人田野研究、材料工艺数据库建设、产品再设计等多重任务，达成“知行创合一”的人才培养目标。由实践探索而生学理性认知，是艺术学学科的内在命题与思想。

最后，在学科层面，设计学正在逐步构建起“超学科”的认知框架，倒逼艺术学加速学科研究范式的更新。在技术加速迭代更新的当下，设计学在处理人工智能设计伦理、智能穿戴设备设计规范、元宇宙设计权责等前沿问题时，强调必须关注兼容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理论工具，这种需求驱动知识生产的当代设计研究常态，将加速艺术学学科高质量发展。

设计学的终极价值，在于通过持续打开学科边界、深挖文化根脉、重构实践语法等，使艺术学真正成为理解人类文明进程的钥匙，这既是对先辈学脉的传承，也是深入推进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逻辑理路，更是当下中国艺术学术共同体的必然担当。

二、民间艺术保护与传承

梁玖：张道一先生认为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原生形态，并提出了关于民间艺术的“本元文化”理论。您如何看待民间艺术在设计学学科建设、设计品牌文化适应性建设中的意义与关键作用？

董占军：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道一先生基于对人类造物活动的深入探讨，提出了“本元文化论”。该理论从人的本质出发，扩展至所有文化艺术活动，从而构建了一套基于民艺学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艺术学理论体系。

“本元文化论”的提出，为民间艺术与造物设计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关键的方法论支持。民间艺术作为本土文化的生动载体，蕴含着独特的审美观念、工艺智慧和民族精神，能够有效地拓展设计学的理论边界，丰富其文化内涵，助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学理论体系。张道一先生始终强调民间文化是一切文化的源泉和基础，重视文化生态和“活态文化”的传承。在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背景下，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了机械的持续改良，但若技术发展陷入盲目探索的困境，将导致其失去明确的价值导向，造成物质生产与精神、艺术价值的严重割裂。

这就要求当下的民间艺术发展要激活再生的本元文化，与现代设计创新相结合，将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融入现代设计之中，推动民间艺术的保护创造向文化产业的转化。这一转化过程也促使设计学科在发展方向上更加注重与文旅文创、品牌授权、数字赋能、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融合发展，并带动产业发展，促进文化交流传播，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与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不断提升行业工业设计能力，推动产品创新升级，实现设计学科的多元发展与价值延伸。

民间艺术融入设计品牌建设，能够显著增强品牌的文化辨识度与情感共鸣力。例如，通过精准提炼民间艺术中的传统符号、技艺元素与文化意象，设计建立与消费者之间的文化情感连结，从而提升品牌在本土市场的文化适应性与市场竞争力。实现民间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及其在设计领域的价值转化，需要着力创建民间艺术再生性的文化和谐生态环境。通过对民间艺术创新性开发，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实现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推动文化、经济和社会三位一体的良性发展。民艺再生文化和谐生态环境的建设，不仅强调自然、社会、人类的和谐共生，更注重现代与传统的协调发展，这为设计品牌文化适应性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土壤与可持续发展路径。

梁玖：中国“国潮”设计品牌的崛起，体现了当代国人文化自信的重塑，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元素成功创新的见证。您认为，在传统文化元素的当代转型设计过程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董占军：国潮与国风等创意产品的发展，必须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在借鉴现代设计理念与国际元素的过程中，应以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为基石，构建具有独特辨识度的中国设计语言体系，以防止文化身份的模糊与消融。将民族特色的工艺特征、文化意蕴、图案样式、造型结构等元素融入产品设计与生产之中，以提升产品的文化与艺术价值。通过文化引导与产业驱动，在深入探索中国传统工艺美术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设计理念及技术手段，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当代社会广泛接受的文化符号（图1、2）。

图1  云肩蕴藏着民间日常生活的智慧和审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博物馆藏）

图2  第三届全国大学生"毕业季"工艺美术类优秀毕业作品大赛银奖  《素织·天牝》（杨添琪）

民间艺术所承载的族群意识与生活智慧，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民间艺术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不仅因为作品本身的价值受到重视，还因为劳动人民所体现的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这要求当前国潮设计必须深入挖掘并关注民间艺术蕴含的生活伦理。然而，在当前设计实践中，符号碎片化现象频发，未能充分展现其深层文化内涵。国潮设计不应仅限于对传统纹样的简单机械复制，而应深入探究其背后的社会伦理与精神内涵。此外，部分设计作品过于追求视觉冲击，采用与文化语境不符的表现手法，使传统元素仅作为装饰性符号，导致产品同质化、低端化等问题。国潮品牌不能过分依赖热点营销，而应重视产品品质与文化价值的长期积累，以避免品牌生命周期的短暂性。

三、设计教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梁玖：张道一先生开创艺术学的中国高等教育先河，提出了不少艺术教育主张，如强调应注重对全民实施大众艺术教育，不应只重视所谓“专业艺术人才”教育；在“专业艺术人才”教育中，也应重视通识艺术教育的研究和发展，培养出真正能够促进中华艺术文化发展的综合型人才。在当前从单一产品设计向服务系统设计转向的发展形势下，您认为，当代设计教育中综合型人才培养的核心是什么？

董占军：张道一先生作为中国高等艺术学教育的奠基人，率先提出了艺术文化教育取向并重的教育理念，主张并重实施普通型艺术教育与专业创造型艺术教育，着力提升国民艺术文化素养；将通识艺术教育与专业技能培养相结合，致力于培养具备深厚思想内涵和实践技能的复合型杰出艺术人才。在当前设计领域正经历从单一产品设计向服务系统设计转型的关键时期，设计已成为将创意物化为产品、创造经济价值、提升国家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关键途径。这一转变要求设计学科和行业发展，必须紧跟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动态变化和市场需求。设计教育需围绕用户需求和社会导向，在服务对象、内容和方法等多个维度实现全面转型升级，以培养满足多样化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与此同时，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艺术类院校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方面普遍面临增强人才引进与培养力度、提升科研质量的紧迫需求。新文科建设的核心在于打破传统学科界限，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就设计教育而言，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关键在于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通过创新设计语言和叙事体系，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和国际化传播，构建技艺传承、审美表达、文化输出相融合的发展模式。在此过程中，需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教学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交叉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培育理论型技术人才，从而提升艺术设计类人才的培养质量。

梁玖：您认为，当前中国设计教育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您从高校设计教育发展的角度出发，能给予哪些建设性的建议？

董占军：首先，中国设计教育普遍存在学科定位模糊与价值失衡的问题。部分院校在培养定位中，将设计教育窄化为“技能培训”，过度追求设计技术工具的迭代，忽视人文思辨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学科定位在“职业培训”与“学术研究”之间摇摆不定。其次，设计教学的知识体系滞后于社会转型需求。课程内容与乡村振兴、老龄化社会、可持续设计等国家战略需求脱节，未能建立“问题导向”的知识更新机制。再次，跨学科协同机制建设乏力。设计学科与人文社科、自然学科、理工科之间的学科藩篱未真正打破，研究、教学、实践中尤其缺乏深度方法论的融合，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协同生态。最后，评价体系单一化。多数院校教学评价以设计奖项、专利数量、项目数量为主要评价标准，导致教育功利化，未能有效激发其对社会文化、生态伦理的长效价值。

针对上述问题，我个人建议：一是确立中国式设计教育思想而匹配重构设计教育课程体系，响应社会现实需求，注重传统文化根脉传承，探索学科建设与技术发展的前沿趋势。二是从学术研究、产业对接、社会根植等不同层面，强化跨学科育人模式的育人效果，防止教学与实践脱节。三是创新过程评价、结果评价的双轨评价体系，关注人才培育的全流程评价。

四、设计实践与社会责任

梁玖：您认为，设计应该如何服务于国家战略和人民生活？

董占军：在当前，设计学科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以及产业融合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设计的核心使命在于服务民生，关注民生需求。设计实践不仅要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更要聚焦社会现实问题。

第一，要在国家战略发展的现实需求中找准设计的坐标。设计要在深度参与国家战略建设的过程中，凭借创新驱动的特性，在制造产业升级、数字技术应用、居住品质提升、旅游产业振兴等多个领域，发挥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如结合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通过参数化设计平台，提升传统工艺的生成和转化效率，赋能传统手工艺发展。

第二，应关注民生需求，提供设计解决方案。设计应深入洞察民众日常生活细节，提出适宜的解决方案，服务美好生活建设目标的实现。如针对老龄化社会需求的无障碍设计、儿童空间设计、可持续社区规划等社会性需求设计。

第三，需通过设计教育重构设计的价值导向。未来的设计教育需要更加注重学生战略思维与社会洞察力的培养，引导学生树立以设计为国家进步与人民幸福服务的职业理想，真正做到以设计协同国家战略与民生需求。

梁玖：人工智能（AI）、大数据、虚拟现实（VR）等正在重构设计流程，并产生了关于AI设计工具的版权争议、算法偏见等一系列社会讨论，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发展对设计学学科建设与拓展设计实践的影响？您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设计师应该如何应对未来挑战？

董占军：技术重构设计学的学科逻辑，这是目前不可回避的现实。一是AI生成工具对基础技能进行了“降维打击”，要求设计师知识体系的重构，需要将算法思维、数据驱动设计等内容纳入教学课程体系。二是VR/AR技术推进了教学模式的颠覆性改变。依托技术平台，现代设计教育已经突破传统教学的物理限制，推进虚拟教室的建设，设计教学研究及实践得以在虚拟空间中跨时空协作。三是需结合新技术的切入，重新思考设计价值的评估维度，构建包括技术伦理、社会效益、文化可持续性在内的新型评价体系。

当前设计教育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设计师的现代化之路，是技术赋能与文化自觉并行之路。设计师既要成为智能工具的使用者，拥抱技术变革带来的效率革命，更要成为传统文脉的延续者，守护设计学的人文内核，实现数字素养、批判思维、文化主体性等综合能力的提升。

五、设计学学科研究与专业知识生产使命

梁玖：您作为长期置身中国高校的设计学学科的教育者、管理者、研究者，在实践中对中国式设计学学科的专业研究有什么心得呢？

董占军：当代学科意义的中国设计的演进历程，自模仿西方模式起始，逐渐转向本土体系的独立探索。从手工业时代、机械技术时代直至大数据信息时代，经过逾百年的不懈努力，中国设计教育在学科结构的优化与专业设置的调整中，逐步构建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设计教育体系。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学科专业目录的动态调整成为时代的缩影，其中与设计相关的变革尤为显著。这些名称变革背后，反映了设计学这一学科内涵与外延的不断拓展，精确地映射出不同发展阶段设计概念与内涵的演变轨迹。设计学科专业的理论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文化土壤，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独特性，成为驱动设计学科持续演进的核心动力，进而催生出一系列彰显中国特色的设计学关联学科概念。与西方设计发展路径相比，中国式设计学科更注重对传统工艺的深度挖掘与传承。通过深入研究传统造物智慧，在古今交融的基础上实现创新突破。高度重视民间工艺的保护与发展，让这些流传千年的文化瑰宝在现代设计中焕发新生。

此外，在交叉学科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设计学研究需不断拓宽视野，积极与其他学科展开深度交互融合；紧跟技术发展前沿，推动设计学科研究体系的持续革新，以设计创新切实服务民生。

梁玖：您认为目前中国的设计学研究定位、难点分别是什么？基于艺术学理论的设计学跨学科研究应重点关注哪些问题？您对设计学学科的专业知识生产的期待和建议是什么？

董占军：中国设计学的研究定位需兼顾三个维度：一要贴合国家战略需求，密切对接“数字化转型”“双碳目标”“乡村振兴”等政策，以设计赋能国家实体经济发展、社会创新发展。二是关注设计学科范式的革新，在传统“物”设计转向服务设计的背景下，关注智能技术、可持续循环系统、服务生态建设等新兴领域的发展。三应回应社会问题，聚焦老龄化、城乡失衡、文化传承等本土议题，探索以设计解决社会问题的合理方案。

设计学研究的时代难题在于：一是正确处理技术迭代及其衍生的伦理问题。智能设计依赖算法与数据，但就目前发展阶段来看，本土数据主权、算法偏见、人机权责等伦理问题尚未明朗化，这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成为制约当代智能设计研究及实践的瓶颈问题。二是可持续设计的系统性困境。服务循环经济发展是当代设计发展的重要议题，但前提需打通材料研发、生产流程、用户行为与政策法规的完整链条。就现状来看，企业短期利益与长期生态目标明显冲突，成为全链条打通的壁垒问题，设计服务效能大打折扣。三是服务设计的本土化适配问题。作为输入性理论框架，西方服务设计理论难以直接套用于中国的城乡差异、文化语境以及社会议题，有效适用的本土方法论建设任重道远。

基于艺术学理论的设计学跨学科研究应重点关注：第一，关注数字化转型时代的智能设计研究。聚焦智能设计本体研究的同时，还应关注人机协同设计衍生的数据隐私保护、算法公平性评估体系等与智能设计密切相关的伦理问题。第二，可持续设计与循环经济的发展。包括材料创新与设计应用、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设计、服务设计的行为干预机制等问题。第三，服务设计。对接医疗、养老、乡村建设、社会治理等领域，关注服务系统设计、服务流程优化、文化基因再设计等重点问题。

我对设计学专业知识生产的期待与建议是：在理论建构方面，着力突破“西方中心”范式，深入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如“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器以载道”的造物哲学等，以此构建植根中国语境、彰显设计伦理与社会公平价值的本土话语体系。在教育与实践层面，紧密对接国家战略、社会发展需求与民生痛点，推动设计知识体系的动态更新与迭代。深化产学研融合，协同学校、企业与行业力量，促进设计知识的转化与应用。改革评价机制，大力倡导解决实际问题的设计研究，有力提升中国设计的国际话语权。

总之，中国应该有适应中国需求的设计学及其知识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价值体系和教育体系，并成为构成中国式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坚实部门艺术学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