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造作夙享盛誉，如丝绸、瓷器等等，长期雄踞世界的巅峰。可惜，玻璃却是个难得的例外，其肇始已经不早，发展又艰难缓慢，水平长期落后于西方。不但没有像西方那样，制成望远镜、显微镜、试管等，推动了科学的进步，还往往因配方的困扰，游离于工艺美术的主流之外。

    按今日的理解，玻璃以硅石、碱、石灰等为材料，适当调和后，经熔融、冷却、固化制成，属非结晶的无机物。不过，特别在早期，中国的玻璃并不符合现代的材质标准。因此，研究者把具有玻璃的若干特点，又区别于陶瓷的中国古代遗物也视为玻璃器。　　

    非但玻璃的材质有古今之异，称谓也往往不同。中国古代，“琉璃”、“瑠璃”、“玻瓈”、“颇黎”等等常常被用为玻璃的同义词，其中，“琉璃”出现最多。这个名词已常与陶胎铅硝釉、主要用做建筑装饰的产品难以分辨，而上列字词的常加玉旁，又使之会与天然玉石混淆。加玉旁还大有意味：古人造作玻璃往往怀抱着摹仿真玉的理想。汉人所谓“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论衡?率性篇》)，说的是玻璃造作与其效果，宋元时代的“药玉”、“瓘玉”，所指为仿玉的玻璃。

    康熙以来，“玻璃”是官府取用的名词，也逐渐成了今日通用的称谓。颜神镇(在今山东博山)是明清有名的玻璃产地，那里练成的条状半成品称“料”，清代运到北京，被民间作坊加工为艺术品，称“料器”。这个名词先在北京的行业内流行，后普及全国，长期用作中国玻璃艺术品的同义词。以致在很长时间里，研究者也愿把中国早期的玻璃器称为“料器”。

    中国的制品长期属铅钡玻璃，与西方的钠钙传统判然有别。大约从汉代开始，中国制造的玻璃成份趋于多元。举其要者，隋唐时代，在已知的作品中，不含钡的高铅玻璃多于钠钙玻璃。宋代则增添了钾铅玻璃，元代又有了钾钙玻璃。虽然中国玻璃的成份趋于多元，但产品的透明度与耐热性等仍不及西方的钠钙玻璃，器物的美感和适用性因之大受局限。入清，这个历史困局才彻底挣脱。由于配方落后，清以前，中国人占有的高档玻璃器皿主要从西方输入，价值甚至高过黄金，成为权贵豪富炫耀的珍异，并且深得佛教信徒青睐，以为礼佛的宝物。

战国珠，江陵马山2号墓出土

二、缓慢的发展

    西方制造玻璃的历史早于中国。由于其材质与陶釉相近，因此对西方玻璃的发祥地区与起源时间，说法历来不同。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玻璃器已经相当成熟。以后，罗马帝国的玻璃制作繁荣。此前的玻璃大多不透明，常用以摹仿宝石，由于罗马人耽迷美酒，为观赏酒色，催化了透明玻璃成熟与流行。这个转化意义重大，从此，玻璃器既是美妙的艺术品，又逐步建立起与科学的联系，在欧洲发展成思想的工具、思想的技术。罗马帝国崩溃后，萨珊波斯和西亚伊斯兰世界等的玻璃业蓬勃发展，中国古代自西方输入的玻璃大多产在这些地区，它们对中国玻璃也产生了技术乃至艺术的影响。

    基于对材质的不同理解，玻璃起源的争议不单发生在西方，还包含了中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周原、洛阳的西周墓和那时的宝鸡虢国墓、曲阜鲁国墓、淅川楚墓、苏州吴国王室窖藏、曲沃晋侯墓地等，考古学家发掘出大量人工合成的半透明珠、管。专家或认为它们是中国最早的玻璃、或折衷地称之为“原始玻璃”，还有研究者坚称，它们只是含少量玻璃相的多晶石英珠。但对再后的时代，研究者大抵形成共识，即在战国或其稍早，中国的玻璃制作已经普及。

    战国玻璃地域分布广、出土数量大。楚墓里，发现尤多。其中的一部分明显摹仿当时流行的玉器，如璧、瑗、环、璜、印、剑饰、蝉等，制作已相当精美。特别是璧，湖南墓葬中的收获竟超过了140面，占到了各地出土量的80%以上。湖南一带，战国墓葬出土玻璃器者约占10%，墓葬的主人还包括了一般的士庶。这既表明楚国是当时重要的玻璃产区，又诉说着在缺玉的楚国，玻璃是真玉的替代品。

    两汉时代，中国玻璃有不小的发展。种类包含了礼器、饰物、葬具、容器以及带钩、印章等等。礼器中，璧依然占据了很大比例，在兴平茂陵一带发现的璧，形体颇大，直径超过了23厘米。饰物里，牌饰最有意义，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了11对，每只长10厘米、宽5厘米，晶莹光洁，厚薄一致，为早期难得的优质平板玻璃。比蝉、猪等更富时代特色的葬具是衣片，如邗江西汉墓中的出土物，显然是高级贵族敛葬的玉衣组件。由于主人的高贵身份，满城汉墓的耳杯和盘相信是宫廷制品，其外观似玉，造型则与当年流行的漆、铜、陶一致。不过，当年的玻璃容器每每来自西方，它们在广东、广西、洛阳都曾出土，器形有碗、杯、瓶和带承盘的高足杯，相信产在罗马帝国。

    应当与战祸连年、经济凋敝、生灵涂炭有关，魏晋南北朝的玻璃器难以振作。国家残破至此，上层人物仍恣情欢娱，竭力追逐精美玻璃器。在统治阶层墓葬里，精美的玻璃器屡有出土，它们大抵来自西方。北方的发现以罗马玻璃居多，南方的收获则以萨珊作品为主。伴同中西交流的深入，西域配方、西域风格的玻璃也曾烧造在中国。《魏书?西域传》载，北魏太武帝时，中亚的大月氏商人曾在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铸石为五色琉璃”，作品之美，超逾西方。虽然史称“自此，中国瑠璃遂贱，人不复珍之”，但在稍晚的时代，西方玻璃仍是宗亲勋贵炫耀的奇宝，如洛阳的河间王元琛府中，琉璃碗等“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洛阳伽蓝记》卷4)。西方做法的玻璃大量涌现，也引发了本土技术的进步。既往的中国玻璃大抵范铸成型，自此，吸收了西方的吹制法，如定州北魏塔基中的瓶、钵，它们是太和五年(481)以前的制品。

    隋朝国祚短促，但在玻璃史上地位突出。那时的玻璃有三类：西方输入的钠钙玻璃、中国传统的高铅玻璃、产在中国但受西方影响的钠钙玻璃，其中，最后一类备受关注。大业四年(608)年的西安李静训墓出土玻璃竟达24件，其中的扁瓶、无颈瓶和两只小杯都属于这一类。因气泡少、工艺精，造型又与当年的瓷器相同，那只绿色透明的扁瓶最受关注。至于其做法，不仅为吹制，口沿和圈足还取用了西方贴玻璃条的技术。

    玻璃产在中国但受西方影响，这当与祖籍中亚的何稠大有关联。《隋书?本传》称，文帝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措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那时的青瓷并不透明，故说绿瓷的效果逼似玻璃，难免令人生疑。不过，如若参证了各地出土隋代玻璃每为绿色，且了解瓷釉成分与玻璃类近的事实，一种解说就很有道理：何稠的仿品是用绿瓷釉的配方烧成的。隋代最重要的玻璃器得自李静训墓，它们便以绿色透明者居多。李静训养在深宫，何稠为宫廷服务，其间的联系不言自明。

    唐代本土玻璃的发展首先表现于器形的丰富，如瓶有长颈、无颈、扁身、葫芦形之分，杯有高足、直筒、敞口之异。乾县唐僖宗靖陵(888年)出土的涅白色的云龙纹带銙、龙凤纹璧、龙凤纹佩等，应是官府作坊的仿玉制品。涅白色玻璃以株洲出土的簪最为光润，而仅在湖南，蓝色的簪、钗等玻璃首饰就屡有发现。唐代玻璃中，绿色透明的所占比例不小，相信与何稠的创造仍有技术上的联系。扶风法门寺地宫(874年)出土过淡黄绿色的“瑠璃茶椀柘子一副”，无论造型，抑或质地，都堪称这类制品的杰作。

    入宋，中国玻璃有个重要现象：药玉进入了舆服制度，成为君臣冠冕、大带等的装饰。同时，药玉器皿也在涌现，宋人常吟咏“药玉船”、“药玉杯”，说明那时仿玉的玻璃酒器已经深入士大夫生活。东坡《独酌试药玉酒盏》诗云：“镕铅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为酒杯，规摹定州瓷。”这则是对药玉高铅的配方和器物造型一如瓷器的解说。除瓶、壶、盏等容器和簪、钗等首饰外，此时还出现了大型的玻璃器，典型出在歌舞升平的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正月十五，宫中立鳌山，挂灯无数，其中，苏灯“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诸灯之冠则推琉璃灯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机关活动”(《武林旧事》卷二)。尽管苏灯、灯山实物不存，但定州静志寺院塔基出土的玻璃珠仍能折射北宋的玻璃意匠，它们呈色多为棕色，半透明，小小大大，形态酷似葡萄，惹人喜爱。

    中国玻璃固然可以装饰精妙、结构精巧，但质地终归不及西方。程大昌《演繁露》、赵汝适《诸番志》都记录了伊斯兰玻璃的耐热性远远超出中国制品。质地的优越虽令西方玻璃适用性更强，但西方作品的形制却未必尽合东方的审美，若以西方的材料造作中国风的玻璃器，该是上佳选择。因此伊斯兰玻璃原料也进入了中国，如北宋末年的宫禁就有这样的旧藏(《铁围山丛谈》卷五)。两宋时代的伊斯兰玻璃器曾出土于河北、安徽、浙江的佛教遗址，然而，更重要的西方风玻璃收获得自边陲，在新疆若羌，发现了宋元时的玻璃作坊遗址，产品为钠钙玻璃，拼对出土残片，所得多为造型大异中土的长颈瓶。　　辽金疆域内，出土过一些相对粗陋的中国玻璃器皿与饰品，然而，引人瞩目的还是那些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精美玻璃器皿，它们的时代属辽，贴丝、刻花、模印等等，装饰手法堪称丰富，有些在当年的西方也属珍品，如口加金盖，腹中套瓶，设计精巧奇妙。辽地屡屡出土高档伊斯兰玻璃器，既折射出与西方的交往的频繁，又显示了契丹贵族对伊斯兰玻璃的热衷。

    元代，中国玻璃业的大事件是瓘玉局的设立，事在至元十五年(1278)。它归属为皇家造作的将作院系统，应专门烧造仿玉的玻璃器。在当年的益都颜神镇，则发现了元末明初的玻璃炉遗址，产品主要为钾钙玻璃。因归将作院的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管领，故瓘玉局有设在这里的可能。至于瓘玉局的产品，有两件尚可推测，一为至元二十五年(1265)苏州曹氏墓中的涅白色玻璃圭，它长达42.6厘米，仅由长期被误判为玉质，便可想见其光润;一为漳县汪世显家族墓里的玻璃托盏，其造型别致、质地晶莹、呈色鲜亮，是罕见的中国古代玻璃珍品。之所以将它们与瓘玉局联系，主要因为主人的身份，曹氏之子就是对朝廷时叛时降的元末枭雄张士诚，汪世显家族世代则为汪古部的重要首领，这样的身份都有得到赏赐瓘玉的可能。

    蒙古统治集团倾慕伊斯兰文明，当年的中西交通又空前畅达，因此按常理，精美的伊斯兰玻璃器也该大量出现在中国。事实却恰恰相反，尽管在最精美的保定青花窖藏里出土过彩绘玻璃瓶，尽管奉安御容的各神御殿都用玻璃瓶、琥珀勺做祭器(《元史?祭祀志四》)，尽管元人也曾赞美“西国”玻璃瓶(《渊颖集》卷四《娄约禅师玻瓈瓶子歌》)，但不论实物，还是文献，都无法证明伊斯兰玻璃器风靡蒙元上层社会。伊斯兰玻璃器较少出现的原因在，蒙古大军的西征导致了伊斯兰玻璃业的凋零。再到1400年，瘸子大汗帖木儿的暴虐则大体终结了伊斯兰玻璃的余晖。此时，尽管地理位置更西的威尼斯玻璃已渐趋繁荣，但对元明中国而言，威尼斯毕竟太遥远，质脆义碎的玻璃运送更加困难。

    与两宋相同，明朝疆域内，玉材相当匮乏，故而，药玉也成了真玉的替代品，进入舆服制度。那时的百官朝服，三品以上可佩玉，四品以下则佩药玉。药玉带饰也发现在扬州史可法的衣冠冢。固然仅有少量器物出土，但明代的玻璃技术相信已经成熟，因而《天工开物》会记录玻璃制作的全过程。当年，颜神镇玻璃的地位愈形重要，主管营造的内官监还在这里设外厂，“取彼水晶，和以回青”，为郊坛飨殿的门窗制作蓝色的玻璃帘幌(《颜山杂记》卷二、卷四)。

三、迟到的辉煌

    清代，历史悠久却徘徊歧路的中国古代玻璃器终于迎来了辉煌。宫廷玻璃厂的设立使中国的艺术玻璃已足可抗衡西方，以北京、广州和博山为代表的民间生产走向了兴盛。

    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北京皇城西安门内的蚕池口，营建宫廷玻璃厂，以后，玻璃厂归入了养心殿造办处。康熙皇帝关心科学，若按西方的记录，玻璃厂的设立当与耶稣会士向他演示的玻璃仪器有关。玻璃厂靠日耳曼传教士纪里安主持，由来自广州等工匠参与，以欧洲配方和工艺，生产单色、洒金、刻花的器皿。作品“浑朴简古，光照艳烂如异宝”。康熙玻璃厂的重要贡献是套料的发明，这是以彩色玻璃在异色玻璃地上贴出图案的做法。套料之法当年已传入民间，乾隆时代的作品更加精彩。

    雍正即位(1723年)未久，便在圆明园新建玻璃厂，以取代蚕池口的旧厂，他不再延聘传教士，匠师则来自颜神镇。若干造型仿照明代漆器、铜炉，作品虽主要为单色玻璃，但已能仿出玛瑙红、翡翠绿、琥珀蜜蜡黄。此时的玻璃呈色精妙，因此，从雍正八年开始，用玻璃替代宝石成为制度，如品官帽顶原本的蓝宝石、青金石、水晶、砗磲，也可易以中饰小宝石、色泽相似的玻璃(《大清会典则例》卷六五)。

清代玻璃艺术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乾隆玻璃厂的创作中。乾隆帝爱重玻璃，于是，斥巨资为玻璃厂扩规模、换设备，又招聘法国传教士，烧造出一批洛可可风的灯具与陈设。乾隆宫廷玻璃造型繁多，各种陈设、祭器、饰品、日用器皿，样式种种，难以胜数。颜色则有20馀种，不仅莹润美妙，且装饰丰富，金星、点彩、夹彩、绞丝、套料、雕刻、描金等等，尽皆精妙，它们施之不同造型，令人目眩神迷。金星、雕刻等做法明显取自西方，有中国特色的则是套料等，不仅做法是中国的创造，作品的装饰和造型更带有明确的中国风。传统的仿玉作品自然还在生产，效果可与真不异。玻璃胎珐琅彩雍正朝尚未造成，此时则标领风骚。

    乾隆以后，玻璃厂风华渐失，辉煌不再。生产规模远不及乾隆时代。按嘉庆以来的定例，玻璃厂大体每年分两次贡进产品，共301件，从颜神镇所在的博山征募工匠两名，服役三五月后，造成，便返博山。即令产量如此，也难平稳维持，有时减半，甚至间或停烧。产量的缩减还伴随着艺术的消沉。嘉庆朝，虽无新创造，但差可延续乾隆晚期风貌。道光皇帝有俭德，其节俭也令玻璃厂水平急剧下滑。及至清亡，玻璃厂制品仅在同光两朝略有回升。　　北京本不产玻璃料，而是从博山购买料条，低温加热熔软之后，由民间匠人制成动物、瓜果等陈设玩物等料器。因吸闻鼻烟演为时尚，鼻烟壶也成新宠。鼻烟壶随身携带，不仅实用，还是主人把玩、炫耀的尤物，故其材料往往力求华贵，款式常常讲究别致，在鼻烟壶的各种材质里，美妙的玻璃采用特多。乾隆以来，北京最负盛名的料器就是鼻烟壶，其中，“辛家坯”、“勒家坯”、“袁家坯”享有盛誉，辛家产品又以制作考究、恍若珍宝而尤受推崇。“同光中兴”也催化了北京料器的繁荣，其精品甚至相继贡进。不过，北京料器仍以鼻烟壶为代表，装饰手法中，比创造压花、套料发展为套七色等更有影响的是内画壶的出现。内画笔须特制，其笔锋与笔杆折为直角，以之探入透明器物腔内，反向绘画，遂成内画，名家周乐元、叶仲三等的作品还得到内廷的青睐。内画之法也风靡今日，产地还绝不局囿于北京。清末，北京料器渐入衰败，仅能制作小件动物和内画壶坯料。

    清代的广州也是中国玻璃的重要产地，那时，还有大量的玻璃进口，临海的广州又成了进口玻璃的主要商港。当地的产品为钾钙玻璃，胎薄质脆，称“广铸”、“土玻璃”，不及来自欧洲富含钠钙、“质厚而莹净如水晶”的“洋玻璃”。据18世纪末的英国使团随员的描述，广州的匠人搜求欧洲玻璃碎片，以之再造小镜和玩具。这是对欧洲玻璃大量进口和广州造作玻璃镜的说明，而至迟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广州玻璃镜已经水平不低，因为，清宫档案记录着，那一年，粤海关已将广州的玻璃手镜、盘、盖碗贡入内廷。　　颜神镇的玻璃烧造自元末从未中断，清代更发展成重要的中心。雍正十二年(1734)，博山设县，以颜神镇为治所，从此，当地的玻璃也称“博山琉璃”。清初，这里的产品已包括了容器、饰品、文具、陈设等诸多品类，行销天下。清后期，生产更盛，窑炉密布，从业者甚至包括了幼童，新出的成品中，窗片引人瞩目。光绪三十年(1904)，新政推行，政府在这里开设玻璃公司，聘来德国技师7名，中国烧造现代平板玻璃的历史就此发端。

    1、中国虽非玻璃的发祥地，但早期产品每为中国独有的璧、剑饰等，这在提示，中国玻璃有独立的起源。

    2、考古学提供了春秋战国时代的西方玻璃，再次证实中西文化交流早于西汉时的丝绸之路开通。

    3、立体作品中，器皿是核心。配方的落后令中国玻璃器皿的适用性往往不高，这严重困扰玻璃艺术的发展。一旦配方改进，情形便大不相同，隋唐是一例，清代更说明问题。　

    4、中国的玻璃发展缓慢。重要的原因自然出在配方，但仍有两点不该忽视：一为中国的瓷器长期独步天下，而瓷器的用途与玻璃相近，但适用性高过玻璃;二为瓷器往往比玻璃造价更低廉、效果更优雅，而节民爱物、典雅含蓄是中国古来崇尚的核心观念。

    5、被推测为何稠配方的玻璃没有被长期延续，应当与中国瓷器的持续发展、成就辉煌有关。

    6、不晚于玻璃初起的战国时代，中国玻璃开始摹仿玉的效果，此风延续至清，缺玉的宋、明如此，多玉的清代亦然。

    7、与同时代的制品比较，中国玻璃大多相对简素，即令在热衷炫耀技巧、推崇繁缛琐细的清代宫廷玻璃中，只有珐琅彩的装饰面貌与主流同风。究其原因，当与玻璃材质坚硬，难以雕琢有关。而珐琅彩采用手绘方式，较少技术的羁绊。

    8、工艺美术、艺术设计的作品风貌应与材料有天然的联系。玻璃的材质细腻美妙，因此古代的中外杰作总联系着制作的精细考究。当代若干玻璃作品偏于粗犷豪放，这或与材料的本质悖离。

伊斯兰金盖执壶.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山东省工艺美术协会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