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文视角下“瓷”概念溯源的尝试

无论如何，陶瓷考古的人文底色使得学界在过往研究中已经关注到了与人文视角下“瓷”概念相关的诸多内容，只是这些内容尚未被有意识地整合进瓷器起源问题中进行系统讨论。从目前所见考古资料来看，根据信息载体属性的差异，人文视角“瓷”概念的研究路径可分为以文字为载体的直接方式和以实物材料为载体的间接方式。

1.文字材料

文字是记录表达抽象概念和思维的符号，文字的诞生往往在认知和语言之后，因此“瓷”字的出现不能完全说明“瓷”概念出现的确切时间，但能直观反映“瓷”概念的分化程度。在陶瓷考古研究中，为人熟知的字物对应例子有秘色瓷问题的系列研究。法门寺地宫出土衣物账上“瓷秘色”的记载可以和遗物一一匹配，此例证与上林湖后司岙窑址所出“罗湖师秘色惋”匣钵一起，构成了古人对秘色瓷的完整认识链。匣钵上的“罗湖师秘色惋”铭款更明确了秘色瓷是窑工在烧制前有意识的行为。窑工无论烧制成功与否，均是在烧制秘色瓷，这与科技视角下，产品只有达到一定的烧制标准才成为秘色瓷是完全不同的思维。可惜这种例子可遇不可求。

一些出土的零星文字材料亦有助于理解古人对陶瓷的早期认识。一例有争议的材料是西汉初年马王堆汉墓出土遣策中的“资”字。前辈学者结合“资”所在条目与随葬印纹硬陶的对应关系，从古文字学角度将“资”解释为“瓷”字的前身，此说对“瓷”概念的溯源具有启发意义。不过遣策中“资”多附于数字前后，和明确指代材质的“土”“瓦”不同，更偏向于作为量词，如M1遣策中的“元二资”。而从“右方梅、元梅、筍、瓦资一”看，遣策和随葬器物的对应关系显示出古人应已在功能性为主导的前提下，对器物材质有所认识，由此可窥见西汉时人对不同陶瓷制品的认识途径和发展程度。安徽麻桥东吴墓出土衣物账记载“酒樊一枚、□樟一双、酒□”，“酒樊”应指温酒用盘，可与墓葬出土青釉盆对应，这是汉晋衣物账中将陶瓷制品以带有功能的具体器物形式记载的罕见例证。无论是“资”还是“酒樊”，其功能性都很明显，这或许正是古人创造瓷、认识瓷的动力和过程所在。

目前文献所见最早的“瓷”字见于西晋潘岳的《笙赋》，即“倾缥瓷以酌鄙”。此句后引西晋吕忧《字林》为注：“瓷，白瓶长颖。”西晋时明确出现的“瓷”字，保留了指代一类外形特征和功能上具有共性的具体器物的含义，和马王堆汉墓遣策、安徽麻桥东吴墓衣物账中的表达方式一脉相承。《魏书》记载北魏冯太后葬仪“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方出现了明确的瓷、瓦并立，这是“瓷”字从具体器物和功用中凝练为材质的明确证据，也意味着瓷已经从广义的瓦概念中被分离出来而走向成熟。因永固陵盗毁严重，墓中检测为白色铅釉器的随葬器物缺少足够证据归入瓷或瓦概念之中。《隋书》记载隋代何稠以“绿瓷”仿造琉璃的事迹：“时中国久绝瑶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此处和琉璃对应的“绿瓷”一词，既可以理解为绿瓷这种材质，或是具有此类材质特征的器物总称，也可以引申为生产绿瓷的技术等。至此，“瓷”概念更加明显地摆脱了功能性，为发展出唐宋绚烂的瓷文化做好了铺垫。

分析现存文字材料，隋代以前古人对“瓷”概念的认识很可能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从功用到材质的过程。其中西晋至南北朝时期，正是“瓷”概念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也是北方白瓷起源问题聚焦的时段。从人文视角展开的分析说明至少在北齐之前，“瓷”概念的抽象化过程就已经基本完成，北朝白瓷起源问题的研究应当在这一前提下，重新审视基于现有科技检测数据得出的认识和判断。

2.实物材料

陶瓷考古以古代陶瓷制品为核心，包含与生产加工相关的场所、设施、工具，运输流通相关的交通设备、中转集散地、包装材料，消费使用相关的场景、人物、痕迹、残留物，以及器物自身承载的形态、装饰、制法、色泽、保存情况等。回到北方白瓷起源研究，学者需要关注“瓷”概念在不同地区出现的背景差异，有原生性和次生性之分。原生性是指人的主观能动性直接作用于自然界物质资源，在和某一类自然界物质从认识、使用到生产、丢弃等一系列互动中，实现概念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例如研究南方地区瓷器起源问题时面对的主要是原生性“瓷”概念。次生性则更多反映概念传播转移的现象，其中物品交流往往处于障碍最小的外在层次，功能和技术次之，而意义、内涵等思想文化层面位于概念的内核，其传播时需要跨越不同文化背景和符号系统的阻碍，易催生出原有概念新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新的概念。这一传播理念常被自然而然地运用于唐宋以降陶瓷外销和仿烧等研究中，如龙泉窑从宋元时期的以产品输送为主到明代后转向以技术输送为主，体现出传播层次从第一层向第二层的整体递进；而日本、朝鲜等龙泉窑青瓷海外传播目的地亦各自发展出和中国迥异的陶瓷文化，可视为在思想文化层面跨文化传播改造创新的结果，如中国境内最常见的双面刻划花碗盏在日本被称为“珠光青瓷”，作为茶道雅器广为推崇。在白瓷起源问题中，汉晋时期北方地区始终断断续续存在着铅釉传统，与此同时也出土了一部分特征鲜明的南方产品，给南北方器物层面的交流提供了直接证据。但娄睿墓、范粹墓等出土的白釉器，其特征显然与北方地区原有的低温铅釉陶存在明显差异，更接近南方的瓷器。曹村窑的产品也无法证明其就是有意识烧制的铅釉陶，更有可能是烧制过程中在不同温度下产生的无意识状态。南方发展成熟的原生性“瓷”概念的渗透影响，和北方铅釉技术传统与文化面貌，共同构成了北方认识、制作、使用瓷器的背景。目前，从南方产品被有意识地引入北方，到北朝中晚期白河窑发现传统意义上的成熟青、白瓷产品同出现象之间尚存在缺环，这一方面有待新的考古材料补充，另一方面有必要意识到北方“瓷”概念的非原生特点，需要在实物研究中谨慎对待直接搬用对南方瓷器的认识的做法。也就是说，不能轻易否定这些最初被认定为瓷，后因釉中检测出了铅而被更定为陶的白釉器中存在的瓷元素。

四、结语

不可否认，自然科学技术方法给古陶瓷研究带来了更精细、多维的观察视角，在复原古人生产技术水平，了解器物产地和流通情况，探索陶瓷使用方式和功能等问题上贡献突出。然而陶瓷考古透物见人的终极追求，要求研究者有必要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坚持人文立场，在科技方法带来信息拓展之利的同时，对全盘接受科学视角、科技标准保持审慎的态度。

瓷器起源问题并不是简单地给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划分段落，人文视角的分析要求研究者超越单纯的技术分类，从人物互动的角度理解“瓷”概念的形成。因此，陶瓷考古中涉及“瓷为何物”的各类起源问题尽管看上去是亟待解决的基础问题，事实上已涉及陶瓷考古对古代社会研究的深层领域，甚至位居整个考古学学科在人文方向上探索的前沿，极可能是一个将伴随学科成长而长期存在的话题。对此，现阶段研究或可暂时放缓对精确、科学标准过于急迫的追求，梳理人文和科学、技术和视角、方法和理论、概念和实在之间的关系，允许人文概念复杂性带来的模糊地带暂时存在，将瓷器起源、白瓷起源等问题归置到陶瓷考古研究更加合适的位置中去。

沈岳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张丹妮，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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