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时代主题。在数字技术革命与全球文化流动加速的双重语境下，中国艺术的国际传播正经历从“作品输出”到“文化对话”的深刻转型。这一转型不仅改变了艺术传播的方式，更对艺术家的身份与能力提出了根本性挑战：创作者与传播者的边界日渐消融，艺术家不再仅仅是美的缔造者，更应成为跨文化对话的主动建构者。本文基于媒介环境学与跨文化传播理论，系统分析当代艺术家所面临的传播生态变革，揭示“创作者即传播者”这一核心命题的理论内涵与实践逻辑，并从培养目标、素养结构、教育路径三个层面，构建面向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的艺术教育新范式。研究认为，培养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艺术家，核心在于塑造“对话建构者”的主体身份——他们既深植于中华文化土壤，又能以开放的跨文化视野和前沿的数字媒介素养，在多元文明之间搭建审美的桥梁。

21世纪第三个十年，全球化进程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传统的以西方为中心、单向度的全球化模式遭遇多重危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多极化、多层次、互动性更强的全球交往格局。在这一背景下，“文明交流互鉴”不再仅仅是文化外交的理想化表述，而成为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现实路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强调，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如同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一样必要，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则是维护这种多样性的根本保障。

艺术，作为文化的审美表达与情感载体，在这一文明互鉴的进程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与政治话语的对抗性、经济往来的功利性相比，艺术的非概念性、情感性和体验性的特质，能够穿透文化壁垒，触及人类共通的精神世界。正如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所言：“艺术是对工具理性世界的救赎。”在全球性危机频发、文化冲突加剧的当下，艺术所承载的跨文化理解与共情功能，越发彰显其独特的价值。

中国艺术的国际传播，正处于两个重大语境的交汇之中。其一，是数字技术革命所引发的传播生态剧变。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从社交媒体到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媒介技术的迭代不断重塑着艺术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方式。艺术作品可以瞬间跨越地理边界触达全球受众，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时空距离被极大压缩，甚至消失。这一变化为艺术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在信息过载、注意力稀缺的数字环境中，中国艺术如何被看见、被理解、被认同？

其二，是全球文化流动的加速与深化。文化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将当代全球化描绘为“族群图景、技术图景、金融图景、媒体图景、意识形态图景”交织流动的复杂图景。在这一图景中，文化的流动不再是单向的、线性的，而是多向的、离散的、相互渗透的。西方文化不再拥有绝对的支配地位，非西方文化也在全球舞台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中国艺术在这一流动格局中，既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也迎来了主动参与全球文化建构的历史机遇。

上述双重语境，共同催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艺术国际传播从“作品输出”向“文化对话”转型的进程中，艺术家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传统的艺术生产模式中，艺术家的职责被限定在创作领域——他们是美的缔造者、情感的表达者、思想的传递者，而作品的传播则被视为策展人、画廊、博物馆、媒体等中介机构的职能，艺术家的创作与作品的传播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劳动分工。然而，数字媒介时代的到来正在瓦解这一分工。当艺术家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直接与全球观众对话，当作品的意义不再由创作者单方面决定而是在传播中不断被重构，当跨文化语境要求艺术家必须具备阐释自身文化并与异文化沟通的能力时，“创作”与“传播”的边界便日益模糊。艺术家不再是躲在作品背后的神秘作者，而必须走上前台，成为自己作品的阐释者、对话者和传播者。

二、当代艺术传播生态的变革与挑战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的核心洞见在于：媒介并非中性的信息传递通道，而是深刻塑造人类感知、思维与社会组织方式的环境性力量。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审视当代艺术传播生态，可以清晰地看到媒介技术变革所引发的三重转变。

第一，从“时空偏向”到“时空融合”。传统艺术传播依赖于物理空间的存在——美术馆、画廊、音乐厅、剧院构成了艺术接受的场所。这些场所不仅是艺术展示的空间，更赋予艺术以仪式感、权威性和稀缺性。数字媒介打破了这一时空结构。线上展览、虚拟音乐会、数字艺术平台使艺术作品可以同时存在于任何有网络连接的角落。艺术作品不再是特定时空中的“事件”，而成为可以随时调取的“信息”。这一转变极大地扩展了艺术的受众范围，但也带来了“灵韵”可能消逝的危机——正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预言的，复制技术使艺术作品的“此时此地性”遭到消解。

第二，从“中心化传播”到“去中心化传播”。传统艺术传播呈现出典型的中心化结构：以少数权威机构（博物馆、画廊、学术机构、主流媒体）为核心节点，艺术家和作品通过层层筛选获得传播渠道。这一结构保证了传播内容的“质量”和“品位”，但也造成了准入壁垒和话语垄断。数字媒介创造了去中心化的传播网络，艺术家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个人网站、数字艺术平台直接发布作品，绕过传统中介机构。同时，受众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成为积极参与者——点赞、评论、分享、二次创作，共同塑造作品的传播轨迹。这种“产消者”角色的兴起，深刻改变了艺术传播的权力结构。

第三，从“静态展示”到“动态交互”。传统艺术传播以作品的“展示”为核心逻辑。无论是一幅画、一尊雕塑，还是一部影片、一场演出，作品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文本，由创作者完成，由观众解读。数字媒介使艺术传播从“展示”转向“交互”。互动艺术、参与式艺术、网络艺术等新形态不断涌现，观众不仅是观看者，更成为作品意义的共同创造者。即使对于传统形态的艺术作品，社交媒体中的讨论、评论、分享也构成了作品的“外围文本”，深刻影响着作品的接受和解读。

除了传播生态的变革，中国艺术的国际传播还面临着独特的挑战与机遇：首先，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文化距离”。如在审美层面，中国传统艺术强调意境、留白、含蓄，而西方艺术传统则更注重写实、完整、表现；在价值层面，中国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和谐、中庸，而西方文化则更强调个人主义、自由、创新；在符号层面，中国艺术中常见的意象（如梅兰竹菊、山水、龙）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但在跨文化语境中往往难以被准确理解。这些文化差异构成了艺术国际传播的天然障碍。（图1）

图1 [元] 郑思肖  墨兰图  纸本水墨  25.7×42.4厘米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其次，在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艺术格局中，非西方艺术往往被“他者化”——要么被贬抑为“原始艺术”“异域风情”，要么被拔高为“神秘东方”的象征。这两种倾向都源于对非西方文化的本质化想象，忽视了其内在的多样性、动态性和现代性。与此同时，非西方艺术家在国际传播中也面临着“自我东方化”的诱惑——为迎合西方观众对东方的刻板想象而刻意强化某些文化符号。这种策略可能在短期内获得传播效果，但长期来看会固化文化偏见，限制艺术家的创造性表达。

面对文化差异与传播困境，一些更具建设性的视角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参考，比如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概念。巴巴指出，跨文化接触并非发生在两种清晰界定的文化之间，而是产生于文化边界上的“间隙”之中。在这个“第三空间”里，文化身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对话中不断生成和转化。因此，文化的国际传播过程，成为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是在两种文化的“间隙”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混杂的、充满活力的文化表达。这种表达既扎根于文化传统，又对异文化保持开放，在对话中生成新的意义。

上述传播生态的变革与跨文化传播的挑战，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当代艺术家如何重构其主体性，以应对国际传播的新语境？从“创作者”到“创作者即传播者”的转变，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张淳，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吴玉章讲席教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美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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