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景观生产力的社会影响
景观生产,最终会形成多维度的社会影响,形成“生生”之效。这种“生生”不仅仅是景观形态的持续更新,更是乡村文化生命力、生态、经济、社会的总体性复苏与再造。“生生”源于《周易・系辞上》中的“生生之谓易”,是对万事万物,包括族群、文化、生命等延续生长变化的中式哲学表达,蕴含生态循环、生命创生、文化延续等复合维度。国内学者彭兆荣曾用“生生遗续”来表达中国文化遗产和景观的历史传承和发展,并以“生命礼仪、生态亲和、生计方式、生产技术、生业组织、生养制度”的“六生”为维度表达中国传统社会文化遗产得以“生生”的条件、特点和支撑。笔者在此基础上想进一步指出,“六生”维度或体系,不仅是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文化遗产“生生”的逻辑构架,也是当下进行乡村振兴、发展景观生产力形成社会综合效应的分析维度,并且和传统社会一样,只有符合“六生”体系,才能维系和推动乡村生态、景观、文化、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乡村景观生产力的“生生”之效,本质上是乡村文化和景观在当代文旅情境下的“生生遗续”,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彰显。在此意义上,景观生产力的“生生”不仅是对乡土文化的活态传承,还是一种面向未来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和实践。
(一)生态亲和的恢复和生命礼仪的重续
“生态亲和”,本意就是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是中国农耕文明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相处范式,人的行为必须顺应自然的秩序和节律,才能实现天人合一的生态化发展。在工业化城市化的狂飙猛进下,中国传统生态亲和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发展乡村景观生产力,意味着对乡村环境的改善、乡村风貌的提升、生态的改良以及生态与文化的融合,从而提升村民的舒适感、宜居感和幸福感,是重归“生态亲和”的生态价值追求和实践。通过优化农村绿化,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生态功能,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夯实生态根基。比如,兰溪诸葛村在未发展景观生产力、开展乡村旅游之前,其环境和景观有过较为严重的破坏和衰退;2000年以后,伴随乡村旅游的开展,兰溪诸葛村开始对村落生态进行系统性的修复,不仅使村落自身获得了各类荣誉,还为后续可持续旅游开发提供基础;更重要的是,村落结构和自然环境形成了有机一体的完整性与延续性,重新唤起了村民对“生态亲和”记忆与认同,增强了村民对乡村景观功能与价值的认知,提升了他们爱护环境的意识,也加深了他们的村落归属感和凝聚力。
发展景观生产力,对于乡村人文景观的复苏亦十分明显。乡村人文景观最核心的部分表现为“生命礼仪”,它是文化遗产的身体表达,是中国特有的天人合一的生命观在文化遗产“生生遗续”中的表现。正如彭兆荣所论述的,只有尊崇天人合一的生命观,恢复“生命、身体与无形神力间的关系”,才能弥合现代社会过度物质崇拜所带来的创伤,才能重塑社会良序。发展景观生产力,天然蕴含着重续“生命礼仪”的内在要求。乡村人文景观包含大量的民俗和生命礼仪,是千百年来人们与其所生存的自然和超自然之间紧密联系、依恋的生命表达。在疏离感不断增强的现代社会,“人们流离失所,却又渴望建立联系、获得家园归属”,发展乡村人文景观,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流离失所的现代人提供更有叙事感、温度感的生命礼仪所在。兰溪诸葛村就是在优化村落自然景观和建筑景观、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卫生环境基础上,不断地重新恢复各类民俗文化,重续生命礼仪。代表性的仪式活动有诸葛亮后裔祭祖活动、春节板凳龙、药皇庙祭祀等。这些仪式活动的恢复,让乡村重新丰盈,抚慰了现代社会因过度物质崇拜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精神荒芜、裂痕与困境。景观生产力由此超越经济维度,升华为一种重建现代人精神家园的文化实践,不仅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也回应着人们对意义、归属与传承的深层期盼。

呈阴太极阴阳鱼形的钟池。兰溪市人民政府网
(二)乡村生产技术的提升和生计方式的优化
传统乡村的生产技术主要与农本相关,一方面,我们要保护和传承许多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它们在工业化、数智化时代依然深具无可替代性,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农业系统和技术、云南红河哈尼梯田耕作方式等,其所包含的东方生态智慧至今仍是农业生态化发展的技术瑰宝。另一方面,当传统农业技术进入旅游场域,其原有的使用价值便也转化为文化资本,成为景观生产体系中的核心生产要素,其价值维度已突破单纯的生产工具属性,演化为承载生态多样性、文化连续性与技术伦理性的复合型文化遗产和景观。在数字互联网时代,发展景观生产力,便意味着数字技术对乡土景观的深度嵌入,意味着数字孪生、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集群对于传统景观的生产方式和价值链条的重构。依然以兰溪诸葛村为例,其生产技术的提升体现在兰溪诸葛村乡土景观的数字化管理、数字技术赋能和新媒体数字传播上。数字技术嵌入非但没有消解乡土景观,反而通过数字媒介更好地传播了兰溪诸葛村的乡土景观及其蕴含的东方智慧,重构了乡村空间价值,重塑了乡土文化记忆,也重建了游客与东道主的关系。在技术人类学的维度上,形成了乡土文明基因与数字文明符码的共生演化。数字时代对乡村景观的创造性转换,不仅是生产技术的提升,也是对乡土生态智慧和历史人文的一种数字守护和传播。
生产技术的提升也伴随着生计方式的优化。传统乡村社会中,农业是最基础和重要的生计方式及谋生手段。然而,在文旅情境下,发展乡村景观生产力实现了乡村业态的多元和升级。景观生产成为重构乡村空间价值与产业生态的核心动力。良好的乡村景观是乡村三产融合的重要环节和助推力量,如景观是发展农业旅游、乡村文旅、乡村康养等第三产业的基础和内容组成,并能由此带动乡村二产的开展。正如已有研究指出,“景观可以使传统农业生产生活变为新生产方式、新业态模式、新生活方式,乡村景观是第一产业升级转换为第二、三产业的助推器”。因此,以农业或乡土文化资源为基础的景观产业,促进了乡村经济的繁荣;发展景观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优化乡村生计方式的必然和理想途径。比如,兰溪诸葛村正是基于景观保护和生产,促成了文化资源的资产转化、多元业态创新,从而实现从单一古村落保护向综合多元产业体系升级。村落生计方式也从原有传统农业生产和中医药经营,提升为以文化资源景观开发为基础,借助“八卦奇村”的景观品牌构建、政策协同、社区参与等途径,形成了文旅融合、非遗活化、民宿经济等多元业态。因此,发展乡村景观生产力,是实现生产和生态、物质和审美、一产与三产统一发展的重要路径,从而拓展和优化了村落生计方式。

八卦命名的商铺。拍摄:王悦
(三)乡村生业组织的更新和生养制度的赓续
中国传统社会将行业组织统称为“生业组织”,又因乡土中国以农业为本,故而百工生业中,农业之生业组织是最根本和核心的。在文旅情境下,乡村生产和生活转变升华为具有文化性、生态性、空间性的景观资源,与此相伴随的就是传统村落的农业生业组织形态也发生相应的更新和升级。具体而言,乡村文化资源的景观开发转化为促进乡村振兴的生产力,就需要乡村综合合作组织的优化,对乡村文化资源及景观产品公共性确权形成村级股份合作单位,形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兰溪诸葛村是全国较早发展景观生产力的村落,也较早实现了生业组织的更新,即通过“古建筑群产权集体化”实现文化资源的公共性确权,创建“村委会统筹—村民入股—公司运营”的“人人是文保员,人人是股东”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村”“民”利益融合、互利双赢的发展。
发展景观生产力除了促进乡村生业组织的更新之外,还在更深层次的规制上赓续和升华了乡村的“生养制度”。所谓乡村的生养制度就是让乡村“活下来、长得好、传得久”的一整套社会机制与实践体系。中国传统乡村是一个文明体、乡土是一种文明,有着一套自有的生养制度,支撑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然而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曾一度被窄化为“农村”,成为一个附属于城市、专门给城市提供粮食的生产单位,是落后、萧条、衰败的代名词。直到在高楼大厦中生活得满身疲倦的都市人开始向往自然、乡野,直到人们发现都市无法提供“乡愁”,直到认识到乡村是应对全球化、现代化的托底所在,人们才意识到要重拾中国长时段以来所形成支持人们生活、生产,给予人们生命滋养的整套乡土文化和文明。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大力推进,就是要使曾经的文明体重新变得有生机和活力。
乡村景观正是乡村生活和乡土文化、文脉、文明的重要载体。发展乡村景观生产力,就是从整体上以乡土文化基因重建乡土文化景观,以乡土景观重建带动乡土文明赓续。在这一过程中,乡土景观不再仅是被观赏的客体,而是成为具有村民主体性实践的生活世界。唯此,乡村景观生产力才能持续“生生”,维系乡土社会、文化、生态的整体延续。
总之,乡村景观生产力之“生生”,表现为通过发展景观生产力,促进了中国乡村社会“六生”体系的优化、提升、重续和更新。中国乡村社会通过发展景观生产力,实现了乡村环境质量提升,增强了文化叙事与地域特色,实现了生态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了多元参与社区建设,推动了乡村多元文化复兴和乡土文明传承,使我们能“重新审视农耕和乡土作为一种生活形态的价值和意义”。
总结
本文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出“景观生产力”的概念,对其产生背景、生产机制和社会影响进行了本土化的阐释。景观生产力的产生背景既有生产力要素扩张、游客凝视需求和文化资源资本化等客观的政治经济学与旅游人类学原因所致,但最终落地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容、载体和途径的要求。在文旅情境下,景观生产力的生产过程经由村民、政府、专家、资本、游客等多主体的“地方建构—空间生产—意义表征”的交互机制得以完成,形成“景观共生”。最后在景观共生的基础上,实现景观生产力“生生”之效的社会影响,即表现为乡村以“六生”为线索的“生生不息”的全方位传承、创新和赓续:生态亲和的维护守住乡愁本底,生命礼仪的赓续筑牢乡村根魂,生产技术的更新提升景观价值,生计方式的创新激活内生动力,生业组织的协同促进利益共享,生养制度的重构稳固乡土根基。中国文化根脉在乡村,发展景观生产力,关乎乡村振兴,也是方李莉所倡导的“后农业社会”的具体实践方式和路径之一。
林敏霞,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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