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传统技艺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一方面，国家层面不断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作为非遗重要内容的传统技艺，被赋予了振兴乡村、传承文化、发展经济等多重使命。另一方面，当代市场化与工业化生产模式也重塑了传统技艺的生产方式与组织形态，一些原本高度依赖个体技艺与师徒传承的行业，逐渐出现了批量化、低成本化和跨地域迁徙的新变化。在此过程中，基于乡土关系网络所形成的同乡同业现象，不仅在部分手艺人群体中得以延续，甚至还强化了某些传统技艺的产业链。

江苏省宜兴市以紫砂陶制作技艺闻名中外。近代以来，当地的制壶人引入石膏模具、机器车床等来制作紫砂壶，并以“全手工壶”“半手工壶”“机车壶”“灌浆壶”等名称对紫砂壶进行区分。其中，机车壶以机器压模取代部分手工工序，其制作效率高、成本低、未改变紫砂泥料特性等特点深受市场欢迎，但在文化价值和艺术地位上却长期处于产业链底端，甚至在本地手艺人群体中遭到排斥。这种排斥，恰恰为外来人口利用低门槛技术进入行业、形成同乡同业格局提供了可能。

本文的田野点宜兴市Q村是当地一处规模较大的机车壶制作村。有别于在地同乡同业村落，Q村的机车制壶群体并非宜兴籍，而是以外迁于此的江苏兴化籍为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化籍机车制壶群体便依托血缘、地缘为主的传统乡土网络，通过“亲带亲”的方式，在Q村建构起了规模达数千人、年产值数亿元的同乡同业产业集群，将Q村塑造成全国闻名的“机车壶之村”。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乡土逻辑在当代手工艺中的韧性与适应性，也暴露出低端化、身份边界与代际传承等深层困境。

因此，本文拟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在传统乡土社会加速消解的当代，为何同乡同业这一根植乡土的组织形式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在Q村的机车壶生产中，乡土关系网络如何具体运作，并帮助外来制壶群体在异地立足和扩展产业？在城乡融合与非遗保护的语境下，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如何？其背后的乡土逻辑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产业的低端化路径？

一、同乡同业：根植乡土的新现象

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同乡同业的提出时间并不久远。学界对同乡同业的关注，最初多来自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研究。相关研究指出，在中国近现代的商业与手工业发展中，同籍贯的群体往往会形成更为紧密的生产与交易网络，构成一种半封闭的产业共同体。尽管学界对这一现象有所关注，却并未提炼出系统性的学术概念。高红霞在考察中国近代商会的发展时发现，商会的活动与特定籍贯的商人关系密切，首用“同乡”与“同业”，以强调二者间的相互影响。郑莉首次明确了同乡同业这一概念的基本意涵，其本质是“依托于乡土社会网络开展某一行业经济活动”，具有低资本投入、技术门槛低、依赖熟人信用等特征。

此后，关于同乡同业的研究虽然在概念上基本未偏离上述定义，但对“乡”的理解却有不同的看法，也直接影响了所关注的个案。“乡”不仅是一个行政单位、地理空间范围，还指涉群体身份的认同，因此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以地缘和血缘为主体的乡土社会关系网络。在面对市场经济时，这种关系网络还可转变为知识和资源互通的系统，故而具有较强的排他性。正因如此，同乡在面对市场经济时呈现出较弱的延展性，乡的地理空间范围一般只能覆盖乡镇或县。在总结中国传统的乡土关系时，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表明以己为中心亲疏有别外，乡土关系在一定情况下还有着可以伸缩变动的灵活性。基于此，不少学者在对具体个案的考察中指出，随着当前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乡土的流动性更强，根据实际情况，民众对“乡”的范围认同是灵活的，包括村、乡、县、市乃至省都可被视作同乡，并不与既有的行政区划同步。

除了对同乡同业的概念进行讨论辨析，并将其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具体运用于不同个案的考察之外，不少学者在研究中还尝试在概念梳理的基础上，对同乡同业的不同类型与产业特征进行描述和呈现，如董磊明等通过探索同乡同业现象发展与发生的机制路径，将生产要素作为变量，总结归纳出松散型、联合型及整合型三种同乡同业的不同“经济—社会”形态。相比于此，作为一种全新的、产业扩散型的经济，在生产要素差异的基础上，同乡同业还可根据产业分布的地理空间不同，分为“聚集—生产”“聚集—消费”“分散—消费”和“分散—生产”四种更为详细的类型。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除了围绕同乡同业的概念演变、具体内涵和产业模式外，还主要呈现以下两条主线。

其一，基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不少研究在同乡同业概念被提出之前，就已关注到乡土社会网络与经济活动的互构。在近代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催生出了许多具有同乡聚集特征的行业。项飚是较早关注到同乡同业现象的现代学者之一。在他对北京“浙江村”生活史的呈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村中温州人的经济生活与既有的乡土关系网络之间的纠缠与影响。西方学者也发现了中国经济活动中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乡土—家族底色。无论是“家族主义”（Familism）的经济模式，还是施坚雅基于中国农村市场的六边形结构分析，或是《金翼》中所呈现出的家族关系网络在商业活动中的作用，都表明乡土关系与经济活动的相互影响。与之相应，血缘、地缘关系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其中的权力结构也深受经济分配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同乡同业现象并非上述关系在当代的延续，而是在乡村流动性增强、市场化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出现的新现象。它不仅是一种新兴的经济组织方式，还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体现出乡土逻辑在当代的延续和变化。

其二，从同乡同业所涉及的产业角度出发，剖析其“低端化”的结构与特征。吴重庆以“低端全球化”概念来描述同乡同业在当前所遭遇的发展困境。就“低端”而言，其特征体现于低资本投入和非正规经济两方面，而在近40年来，“低端”呈现去技术化、可替代性强、产业链缩短和价值链社会分层等发展趋势。这在一些学者的田野调查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对早期的农民工而言，同乡同业正是其进城的重要手段和策略之一。无论是从事复印产业的湖南新化人，还是小竹溪村的松香从业群体，再或是大理新华村白族的银器匠人，以及遍布全国的沙县小吃、兰州拉面、福鼎白茶等产业，皆是如此。

可见，关于同乡同业的研究，学界已在概念内涵上基本达成共识，即同乡同业现象的核心特征在于以乡土社会网络为依托，将社会资本、技术知识与市场资源运用于同乡群体内部，从而降低成本、抵御风险。然而，这种模式也带来了一定的排他性与路径依赖，使产业陷入低端竞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关于同乡同业的田野个案，所涉及的多是服务业，对手工艺群体中同乡同业现象的关注相对不足，尤其是对那些处在文化产业与制造业之间、兼具工艺性与市场性特征的手工艺群体而言，其组织逻辑、身份认同与发展困境，学界还缺乏深入的田野探讨，这即本文讨论的重点所在。

二、田野个案：Q村的机车制壶群体

宜兴境内陶土资源丰富，陶器生产历史悠久，已经形成了包括紫砂陶、精陶、均陶、青瓷、美彩陶等在内的五类陶瓷形式。其中紫砂壶因泥料特殊、器型多样、历史悠久和文化底蕴深厚等特点而成为地方文化名片和重要产业支撑。改革开放后，随着消费市场不断扩大，紫砂制壶人的数量迅速增长，相关产业覆盖范围亦不断扩大，位于宜兴丁蜀镇北郊的Q村便是其中一处规模较大的村落。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和代代相承的紫砂壶制作技艺，令Q村在历史上制壶名家辈出，有文字记载的制壶名家就有数百人，成为远近闻名的制壶村落。

为了更好地融入丁蜀镇的紫砂产业，本地村民大多搬离Q村至乡镇生活，留下大量闲置的房屋、土地，主要劳作方式也从农业生产转为了紫砂壶制作。随着Q村劳作方式的变化，农民与土地的纽带日益弱化，这为兴化籍人才向Q村流动创造了条件。加之机车壶制作技术日渐完善、成本逐渐降低，为承接外来劳动力与机车壶生产提供了现实基础，并逐渐形成了同乡同业现象。初来Q村的学习者，通常先在亲友家借宿，观摩学习制壶技术，共享部分人脉资源。学成后，若学习者决定从事机车壶制作，便会租赁房屋、购置工具、开设工坊，并与入行师父、家乡亲友等原有小团体维持互助协作关系。

选择Q村作为主要田野点，出于三重考量：其一，作为一种资源禀赋型的同乡同业，Q村的制壶群体不仅可以轻松获得物美价廉的紫砂泥料，还深受Q村数百年来紫砂陶制作技艺的影响。其规模庞大的机车壶产业，最能彰显手工艺艺术化、工业化、标准化、低端化之间的多重张力。其二，Q村的同乡同业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既有别于东南沿海以家族为依托的同乡同业，也不同于从“在地同业”转为“在外同行”的发展过程，而是一种依托本土资源所发展起来的同乡同业，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且制壶群体间的社会关系网络更为松散。其三，Q村机车制壶群体以江苏兴化籍为主，与笔者存在一定的血缘、地缘关系，方便笔者进入田野，进行参与式观察与回访。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从2020年9月首次进入田野以来，笔者已持续跟踪观察五年，田野调研累计时长达一年以上。在田野工作期间，笔者多次进入泥料售卖厂、模具设计厂、制壶工厂、烧窑厂、仓库及制壶人的家庭空间，访谈对象包括各类制壶人、模具商、配件商、电商主播、村干部、普通学徒、非从业者及部分消费者等人员。为遵守田野伦理，文中所涉及的地名和制壶人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因紫砂泥料的特殊性，传统紫砂壶制作的关键环节在于身筒的拍打成型，即以手与拍板配合，将身筒拍制成所需弧度，再与壶盖、嘴、把、钮等部件组合。历经“打、围、上、篦、覆、清、搓、通、装、捻、光、推墙刮底、敲”等多道工序，工艺要求极高，学习周期漫长。随着市场需求激增，供不应求的市场催生了紫砂壶制作的工业化、流水线发展，石膏模具、电动滚压机等现代机器的引入，使紫砂壶的生产速度得到提升。著名制壶人王寅春，曾于1934年采用模具制作的办法，如期完成了销往国外的数百套紫砂花盆。紫砂工艺厂曾在1958年引进了石膏模型以帮助身筒快速成型。机器的使用，提高了紫砂壶的制作效率，但却依旧无法满足日益繁荣的紫砂市场。

宜兴的不少制壶人在传统粗陶器滚压机的启发下，研究出了专门用来滚压紫砂壶身筒的机器。这就是制作机车壶最重要的工具。以机械压模替代了最耗时、最考验手上功夫的身筒拍打，工人将处理好的紫砂泥放入与器形相契合的石膏模内，机器带动快速压合，二三十秒即可成型，半小时左右阴干后脱模，身筒成坯。紫砂壶配套的嘴、把、盖、钮等也多由模具批量压制，再由工人对各部分进行手工拼装、修整与打磨，最后送至窑内烧制。机车壶的优势显而易见，机车壶制作效率高、成品标准化、可复制性强、简单易培训，仅需一周时间即可将全部制作工艺掌握。熟练的制壶人每天最多可完成20至30把壶的拼装。单把壶的批发价因泥料、工时与装饰工艺差异而有不同，从三十元至上百元不等。对从无制壶技术的兴化籍制壶人而言，机车壶制作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短周期的行业入口。但也正因此，本地全手工与半手工的制壶人普遍对机车壶的艺术价值持保留态度，认为其“缺乏艺术灵魂”“破坏艺术审美秩序”。更有不少制壶人乃至收藏家认为，机车壶的存在对紫砂壶市场的发展是“致命的”。在访谈中，一位手工制壶人认为：

一把壶就跟人一样，也是有肉体跟灵魂的。你现在虽然用机器做起来了，但是机车壶是完全没有灵魂的！我们的紫砂壶是艺术品，是有灵魂的，像我的经历、情感和想法什么的，都在里面。你现在倒好，弄个机器就把我辛辛苦苦设计了这么多年的壶拿过去，用石膏做个倒模，市场上就全是这个壶，我的市场就给你搞乱掉咯。而且嘛，甚至人家消费者还会说你这个是假的。（这）影响到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

长期以来，围绕手工与机器、艺术与实用、高端与普通、独特与复制等多个话题，机车壶常被贴上“低端”“造假”的标签，并被排斥于艺术、非遗的文化评价体系之外。

总体来看，Q村机车壶产业的出现，是宜兴丰富的紫砂矿产资源、村落绵延的制壶传统、本地制壶人对机械制壶的排斥和外来乡土社会网络的综合结果。因入行简单、成本低廉、回报迅速的特征，机车壶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规模扩张。但以传统乡土社会网络作为机车壶市场的组织依托，也带来了技术封闭、同质化竞争、产业发展不完善等限制。更为重要的是，机车壶所追求的是一种低成本的实用性，其优势也仅体现在价格上。在非遗大背景下强调手工艺艺术性、文化性的今天，机车壶长期处于手工艺的边缘。与之相应，机车制壶人的身份同样尴尬。

作者简介：

岳永逸，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社会建设研究基地教授；高鹏程，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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