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作为人类文明的瑰宝，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内涵。在全球化与后工业文明的双重冲击下，“非遗”保护陷入“标本化”与“商品化”的范式困境：前者通过制度权威将“非遗”固化为“原生标本”，后者则在市场化浪潮中将其异化为可复制的文化商品。

图1 传承人工作室门口展陈的黎侯虎标准版 作者拍摄 2023年

这种二元对立实则暴露了传统遗产保护范式的本质主义局限——将“非遗”视为静态的过去之物，而忽视其作为社会生命体在当代语境中的动态再生产。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理论重构与实践创新破解“保护即冻结，发展即异化”的悖论，成为“非遗”传承发展亟待突破的学术命题。研究发现，“非遗”保护结合“核心—边缘”分层模型的理论框架，并在政策设计中纳入分层认证机制，通过“制度性存续”与“市场性转化”的实践逻辑，可利用分层化的市场运作推动“非遗”当代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由此提出“非遗”分层概念：将同一种“非遗”按照文化层次、市场策略定位等不同标准或属性进行分层分类，针对核心层、中间层与边缘层的不同层级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与开发。其本质是基于意义生产与消费实践的动态分层标准，以结构性分工消解制度存续与市场转化之间的矛盾，使“非遗”成为活态演化的社会生命体，通过差异化策略平衡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非遗”在当代语境中的活态传承。

一、批判遗产学视角下的“非遗”分层

“非遗”的产业化开发面临着保护原生特质与适应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刘晓春指出，产业化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对“非遗”符号系统的“掠夺式开发”。当以布老虎为代表的“非遗”从驱邪信仰载体异化为大众消费品，脱离其原生文化语境，其“整体性”与“传承性”将遭受结构性破坏——这种破坏不仅体现为技艺的简化与标准化，更深刻表现为地方性知识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去主体化”，传承人从文化持有者降格为产业链末端的生产工具。然而，生产性保护则为“非遗”与市场的结合提供了合法性辩护，徐赣丽认为适度的商业化可通过双重机制激活“非遗”生命力。以山西布老虎为例，其传承人通过市场收益反哺传承群体，缓解其生计压力，带动乡村就业。同时借助电商平台等数字媒介突破“非遗”的地域限制，重构其公共文化身份。高小康提出“文化消费分层”理论，主张通过建构差异化消费场景，例如高端收藏市场与大众消费市场并行，满足多元群体的文化需求，从而在市场化中维系“非遗”的“过程性本真”。徐赣丽认为，对于成本高、技艺难的“非遗”项目，如壮锦等，应在小范围内对其精髓内容进行保护，并在当代社会中发挥其审美价值。针对“非遗”保护与市场需求的张力，陈勤建提出“核心—边缘”分层理论，试图在制度框架内实现保护与创新的辩证统一。目前关于“非遗”分层的讨论大概体现为三重维度：

（一）价值分层：将“非遗”解构为“文化内核”与“市场外延”。前者聚焦“非遗”的核心技艺与文化符号，需通过名录认定、传承人津贴等制度工具严格保护。后者则允许对“非遗”的外围元素（如形态、材质、功能）进行市场化改革。

（二）主体分层：区分“传承人”与“文化中人”。文化中人指未获官方认证但深度参与“非遗”市场化实践的行动者。前者承担技艺存续的使命，后者则负责文化符号的市场转化。

（三）政策分层：依据“非遗”项目的文化一经济属性差异，制定梯度化保护方案。例如，对上海顾绣等高文化价值、低市场适应性的项目实施全面供养；对龙凤旗袍等高市场潜力的项目则以生产性保护为主。

然而，目前的分类标准预设的“核心一边缘”二元划分基于静态的功能主义逻辑，忽视了“非遗”作为物的社会生命的动态演化特性。“非遗”名录对“核心层”的权威化定义实为制度对地方性知识的规训，而“边缘层”创新常被贬斥为“非正统”而缺乏承认度。分层决策权也集中于政策制定者与学者，传承人、消费者与地方社群沦为被动接受者。批判遗产学揭示“权威化遗产话语”对“非遗”传统特质的权力建构，而“核心一边缘”分层理论则提供实践路径，二者共同解构制度规训与市场反驯的互动机制。此外，既有研究多局限于跨“非遗”类别的宏观分层，却忽视同一“非遗”项目的内部分层机制。这种范式将“非遗”视为均质化整体，遮蔽其内部文化基因（如信仰体系）与表达形式（如物质载体）的可分离性。制度层面过于依赖国家级“非遗”等行政分类，缺乏基于意义生产与消费实践的动态分层标准。因此，推动“非遗”分层研究从“项目间”向“项目内”的范式转换具有重大意义。在整合“权威化遗产”与“物的社会生命”的基础上，构建“制度性存续”与“市场性转化”的分层标准，使“非遗”在当代能够达到可再生，通过市场运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当代传承。

二、“非遗”保护下的制度性存续

民俗作为生活文化，具有动态发展的特点。随着手工艺品日益普及，其消费群体日趋年轻化，手工艺市场显现出新需求。然而，制度保护下的权威化框架使得“非遗”更注重传统特色，忽略了时代变化发展的创新特质，使其沦为脱离生活实践的文化展品，反而不利于其当代延续与发展。以山西布老虎为例，目前山西布老虎的销售市场主要存在两类主体：一类是被正式认定的“非遗”传承人，享受政策支持与保护；另一类是未获得传承人认定的“文化中人”，凭借对于布老虎手艺的了解，结合市场化模式进行经营，并持续通过市场反馈对布老虎产品进行创新。凭借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精湛的手工艺，山西布老虎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这无疑是对其传统工艺和传承工作的极高认可，但同时也为其带来了一定的束缚。

传承人的实践深嵌于“权威化遗产”的制度框架内，传承展现出技艺、生产组织与传播路径标准化的逻辑。“非遗”名录将黎侯虎的“雌雄纹饰”“黄布底色”等编码为不可变更的文化基因，要求传承人遵循国家级“非遗”的工序与呈现方式。这种技术复刻虽保留了工艺的物理完整性，却压抑了创新可能。“非遗”传承人在访谈中坦言，任何对纹饰的微调都可能被认定为背离传统（图1、图2）。在生产方式上，传承人按照政府“非遗”帮扶要求，通过“公司+农户”模式将分散的农户纳入标准化生产链，但农户技术水平参差，较少通过工艺考核，导致产品合格率不足半数，且按件计酬机制催生了重速度轻质量的短期行为。由于国家级认证的正统性，传承人有机会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宣传，然而政府主导的展销会与央视纪录片等受众大多集中于40岁以上文化怀旧群体，年轻消费者渗透率不足。据传承人讲述，其传统布老虎复购率较低，且市场活力不足。被纳入国家“非遗”保护制度的传承人通过传承人称号、政策补贴等制度赋权建构了自身的正统性，却也被禁锢于“文化标本”角色，“非遗”的活态性在标准化实践中被消解，沦为制度保护下历史的展演符号。

图2 缩小版的待售卖的黎侯虎 作者拍摄 2023年

三、“非遗”分层策略驱动的市场性转化

“文化中人”类市场主体因无官方认证而缺乏正统性，但由于无权威化标准限制，更易于脱离“非遗”的原始生境，灵活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创意开发，通过快速调整产品策略，拓宽“非遗”发展边界。文化中人是在推动文化交易完成过程中承担整合资源、赋能手艺人和区域发展的市场行动者，强调经济层面实际利益的获取。这类群体往往具有市场思维，引入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布老虎的“文化中人”在“核心－边缘”的分层策略基础上突破制度束缚，设计出了多元化形象，拓宽了布老虎的发展边界，重构“非遗”的市场生命力。

（一）核心层：文化符号的提纯与价值锚定

在山西布老虎的实践中，其核心层聚焦于“黄布底色”“雌雄纹饰”等被制度认证为“传统”的文化符号，技艺上严格遵循古法工艺，推出手工限量版威风虎，年产量仅200件，定位高端收藏市场，规避了制度对“技艺异化”的质疑，又通过稀缺性建构文化资本的象征价值。同时将布老虎与“晋商精神图腾”绑定，与博物馆、文化机构合作开发定制产品，使购买行为升华为文化身份认同的消费实践，实现在地化的意义重构。通过技艺存续与意义重构实现价值锚定，巩固布老虎的核心层，通过已被认可的传统标准维系“非遗”的文化正统性。

（二）边缘层：形态创新与大众渗透的破圈实验

为突破“非遗”的“小众化”困境，提升公众对于“非遗”的认知与了解程度，布老虎的文化中人融合市场化思维与品牌知识，在边缘层进行创新实践。通过形态解构对布老虎进行国潮化改造，推出单价较低的萌化布老虎系列，包括虎头蓝牙耳机、盲盒等衍生品。设计上融入卡通元素与流行色彩，弱化传统隐喻，适配Z世代的审美偏好。与大企业合作推出联名款，加强品牌联动，扩大公众可知度。边缘层的去语境化设计虽拓展受众，却面临“庸俗化”“大众化”的争议，如布老虎驱邪功能的消解，可能割裂其与地方信仰的关联。然而，这类文化中人的代表则强调，对于边缘层的改良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核心价值。“若年轻人因萌虎而关注‘非遗’，恰是活态传承的起点”。

（三）中间层：文化转译的协作网络构建

布老虎的创新不仅停留于产品分层，更通过“中间层”搭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作生态。开展产、学、研跨界融合：邀请专业设计师参与虎纹样产品开发，将传统纹饰抽象为现代几何图案；联合高校学者，以故事营销赋予产品情感附加值；设立灵活合作模式，吸纳农户参与机械化生产环节，在缓解生计压力的基础上维系技艺的可再生性。通过不同群体的设计转译与意义再生产，布老虎逐渐从遗产转型为资源，在消费社会中获得新的生命阶段。

四、“非遗”分层的当代重构

“非遗”保护制度在抢救濒危文化、维系传统技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内在的“权威化遗产话语”却导致了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民俗学者需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把握生活世界中的传承情况。山西布老虎的国家级传承人在困于制度性存续的形式之时，文化中人脱离原始生境的自由度允许其将“非遗”进行分层创新实践，实现了布老虎的市场性转化，助力其在当代再生。在这类分层创新实践中，他们不再固守于原有的不同“非遗”项目的分类，而是在同一“非遗”项目之中进行核心层、中间层与边缘层的划分。“核心层”对传统符号的固守，实为民俗传统特质的存续；“中间层”搭建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协作生态；“边缘层”的形态创新，则呼应了民俗传播中“形式可变、功能依存”的演变规律。这种分层结构本质上构建了“非遗”的双循环系统：内核循环维系文化基因的稳定性，外延循环实现文化功能的适应性转化，共同构成民俗活态传承的生态链。“非遗”分层策略打破了“保护即原封不动”的认知误区，如民俗学家劳里·航柯所言：“传统只有在被重新解释时才真正存活。”核心层是对民俗物质载体的完整性保护，而边缘层是以“文化转译”实现“非遗”的代际传递。当布老虎从“驱邪法器”转型为“国潮IP”，看似发生功能异化，实则延续了民俗符号的“禳灾祈福”内核。现代青年购买萌化虎盲盒，与先民悬挂虎符的心理动机具有同构性，利用文化符号与形式创新寻求精神慰藉，保持了功能存续。因此，在具体单项“非遗”保护与传承之中，可以借鉴“非遗”分层的创新模式，结合市场思维与品牌知识，重新解读“非遗”分层的概念，以实现对“非遗”项目的精准市场策略定位，推动“非遗”在当代的可持续发展。

创新“非遗”分层观念，是指将同一种“非遗”按照不同的标准或属性进行分层分类，核心层可通过制度性存续守护文化基因，边缘层侧重于市场性转化实现创新传播，中间层构建协作网络促进动态平衡。对于不同层级制定针对性策略定向化标准，实行差异化管理与多样化传承。具体而言，可以按照文化层次与市场策略定位进行分类。

（一）按文化层次分类，可将其分为表层文化，如“非遗”的外在表现形式，工艺品的外观、表演艺术的形式等；中层文化，如“非遗”的制作工艺、表演技巧、文化内涵等；深层文化，如“非遗”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文化价值等。通过按文化层次分类可清晰认知“非遗”的不同层面，从而制定更加精准的保护措施。作为核心层的深层文化可以采取制度性保护等方式，以口述史、影像记录等形式锚定文化基因，避免因形态创新导致意义断裂；中层文化可以进行弹性保护，关键技艺（如布老虎手工缝制技法）通过传承人津贴、生产标准认证严格存续；可适配环节（如纹样绘制）允许机械化辅助（农户参与半机械化生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保障工艺本质；表层文化作为边缘层开放创新，将传统元素解构重组，适配现代审美，开发衍生品承载轻量化文化体验，充当深层文化的传播媒介。

（二）按市场策略定位分类，可分为市场化低成本便于推广的产品与传统化高成本体现传承的产品。市场化低成本类产品旨在拓宽大众对“非遗”的认知渠道，提升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与参与程度，更注重“非遗”元素的普及化和趣味性，以满足更广泛消费者的需求；传统化高成本类产品则更加注重“非遗”的传统特质和文化内涵，以保存遗产作为传承文化的方式，采用更传统的制作工艺和材料，以展现“非遗”的独特魅力。市场化低成本类产品属于边缘层，可以通过去语境化创新实现“非遗”的“破圈”传播，将“非遗”符号轻量化植入日常消费品，以趣味性吸引增量受众，引导消费者从表层体验向深层文化溯源；传统化高成本产品则定位核心层，严格遵循古法，成为“非遗”工艺的“活态标本”，以稀缺性守护文化本真。通过按市场策略定位分类，可以更好地平衡“非遗”的保护与开发，既满足市场需求，又保持“非遗”的传统特质。民众将市场化的“非遗”产品作为一种了解的窗口与渠道，从而深层进入“非遗”原真视野。这种方式让“非遗”更好地被大众与市场“看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具有群众基础，推动了“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结语

“非遗”作为活态物，其意义随社会语境流动，布老虎从法器到国潮IP的转型，正是其社会生命的自然延伸。在具体单项“非遗”保护之中，可以借鉴“非遗”分层的创新模式。重新解读“非遗”分层的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以更细致、更深入的方式理解和保护“非遗”。如布老虎的传承创新实践中所展现的那样，“非遗”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存在，而是需要在保持其文化内核的同时，不断地适应市场变化，实现活态传承。将同一种“非遗”按照不同的标准或属性进行分层有助于深入地理解“非遗”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关于“山西布老虎”的田野实践，印证了“非遗”分层观念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当制度允许分层共生，当市场在伦理框架内反哺传承，“非遗”便能真正融入当代生活，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活态载体。此类适度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探索与分层策略和实践为“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使分层化的市场运作成为推动“非遗”发展与当代传承的有效路径，实现“非遗”在当代语境中的活态传承。

作者尚咿彤，华东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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