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术语学奠基人维斯特认为，术语是“一个专业领域的概念指称系统”。术语用于指称概念，而概念则指向客体，包括具体的、抽象的和想象中的客体。术语本身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复杂概念，它与语言学、哲学、信息学等密切相关，很难为它下一个无所不包、面面俱到的定义，不同的学科对术语的定义各有不同。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科技名词审定工作方法概要》中提出，“科技名词，也称为术语，不是语言学概念上名词、动词、副词等，而是既包含名词性词汇也包含有动词性词汇等，它是在特定的科学或技术领域内表达某一个特定概念的语词形式”，“术语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一种约定性符号。是在一些专业（行业）领域内表达概念的一种通行的语词方式”。

（一）术语与知识体系的关系

1.术语体系作为艺术知识系统的基础性意义

在理解术语与知识体系的关系时，人们经常容易简单化地认为，术语如同知识图谱中的网结，正是通过这些网结，才织成了一张大网。但事实上，网结有意义，也依赖于它所处的网络。20世纪30年代，德国语言学家约翰内斯·特里尔（Johannes Trier）提出了“语义场” （Semantic Field）理论。他认为词汇的意义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语义场的“网络”中被界定的。所谓“语义场”是指“具有共同语义特征、相互关联的一组词汇构成的集合”。这些词汇在意义上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形成一个“领域”，彼此之间存在并列、对立、层级等语义关系。

　　术语学家郑述谱认为，给术语下定义时，术语系统是第一位的，术语成分是第二位的。“术语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成分。”术语是凝集一个学科系统知识的关键词。“术语总汇是某一专业活动领域与概念系统同形并服务于其交际需要的符号系统，而术语系统则是能显性地展示其系统特点的术语总汇。”

　　术语的内涵决定了术语体系是艺术知识系统建构的基石。在知识体系建构中，术语作为概念体系的语言载体，具有本质性的系统化功能。从术语学的理论视角审视，艺术知识系统的建构与演化，其基础是艺术术语的规范化与系统化进程。全国艺术名词审定委员会遵循国际标准，通过划分“概念性术语”“知识性术语”和“实践性术语”三大类，构建了学科的概念层级体系。艺术术语体系的建构不仅是词汇集合，还是概念网络的拓扑呈现。

　　2. 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术语转译的困境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浪潮下，知识生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跨文化术语转译挑战。这不仅是语言层面的翻译问题，还是文明认知范式与话语权力的博弈。首先，概念本体论的断裂是跨文化转译的首要困境。中西方艺术术语往往植根于截然不同的哲学与美学土壤，导致核心概念在转译过程中发生意义的流失或异化。其次，文化资本的权重失衡加剧了术语体系的“数据殖民”风险。在现有的全球艺术数据库中，西方艺术文本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鲁比卡（Roopika，2018）在其后殖民数字人文研究中提出，数字记录并非中立，而是延续了殖民主义的认知结构。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中国藏品高级研究员张弘星作为“中国图像志索引典”（CIT）项目负责人，在该项目进程中发现，现存的国际规范是在欧洲艺术史资料的基础上研发出来的，极少包含非西方艺术题材/母题及其语义关系，因此不能适用于非西方题材/母题的编目。举个简单的例子，AAT分类系统中没有“儒家/儒教”这个大类，ICONCLASS中也没有“道家/道教”这个范畴，但这两个类别对中国图像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这种数据分布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知识分类的偏差。这印证了萨义德的“文化霸权”理论在数字空间的延续，即西方分类标准正在潜移默化地重塑非西方文化的自我认知。

　　技术算法的内卷化进一步固化了这种转译偏见。机器翻译与知识图谱的构建高度依赖于语料库，而语料库本身的结构性缺陷导致了算法的系统性偏差。埃米莉（Emily，2021）关于大语言模型是“随机鹦鹉”的论断也表明，如果训练数据过度集中于西方语料，算法将不可避免地习得并强化某种特定的文化偏见，导致非西方语境的语义坍塌。刘子琦提到，数字艺术史研究中的大部分机器学习系统，若数据源过度集中于欧洲经典肖像，算法将不可避免地习得并强化西方审美权重。因此，如何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既能实现语义对齐，又能保留文化异质性的动态协商机制，已成为数字人文领域亟待解决的背景性难题。

　　（二） 中国艺术学术语规范的历程

　　中国艺术学术语的规范研究可以追溯到很早。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序》中首次提出六法论，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一理论体系从精神表达、技法运用到作品流传，形成了从内在气韵到外在技法的完整绘画评价理论框架。其中的一些概念和术语，至今仍影响着中国艺术批评的话语体系。

　　1.早期理论奠基（20世纪初—20世纪中叶）

　　艺术术语的学理研究发轫于20世纪初，受西方术语学影响，聚焦术语的标准化与分类。德索（Max Dessoir）提出“一般艺术学”概念，强调术语需超越单一艺术门类，建立普适性定义。中国学者如宗白华、马采等引入西方艺术学框架，分别撰写了《艺术学》《艺术学（演讲）》和《从美学到一般艺术学》，其影响较小，国内仍以朱光潜为代表的西方美学思想和蔡仪为代表的俄苏美学理论为主流。此阶段特征为：强调术语的规范化，且伴随一般艺术学的独立，艺术术语体系的建构进入了新的阶段。

　　2.体系化建构期（20世纪中叶—20世纪末）

　　艺术学的学科独立进一步推动术语的学理深化，形成三大研究方向：一是有关术语与艺术本体论的研究。艺术术语的符号本质被解构，符号学与人类学开始介入，如潘诺夫斯基图像学将“符号能指”纳入艺术术语定义中。柯律格（Craig Clunas）以明代鉴赏术语“雅”为例，论证其不仅是美学属性，还是社会关系的载体。二是术语研究系统化。国际术语学研究已相对成熟，形成了以德国—奥地利、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四大学派，在此背景下，术语学中国学派也粗具成效。国务院于1962年指派周扬主持大学文科教材编写，其中包含3部美学教材：王朝闻的《美学概论》、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以及宗白华主持的《中国美学史》。这些著作都研究了美学与艺术的范畴和概念。前两部书都先后出版，《中国美学史》虽然没有最终完成，但其中间成果《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于民、叶朗编），也是对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学术语的系统整理。1985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现称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1987年“术语学和术语标准化研讨会”召开。同年，全国名词委制定了《名词术语审定的原则与方法》。中国的术语研究由于语言的特殊性、东西文化的差异性，有自己的研究侧重点，更加注重术语的结构与功能，尤其是术语的翻译。1990年前后，董欣宾、郑奇合作著述的《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六法生态论》等著作，也是对中国绘画学体系和术语体系研究的重要成果。三是语言学的转向。术语的语用功能成为焦点，“术语的意义潜势被一定的交际语境所激活”，术语成为“语符、概念、交际的三维复合体”。

　　3.跨学科整合阶段（21世纪以来）

　　在全球化进程下，一方面，艺术术语研究更加关注文化基因与跨文化转译，以及艺术术语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中的功能与作用。如《2023年度中国艺术发展研究报告》《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数据与分析》等提出，“中国艺术学科核心术语中，直接借用西方概念的占比超过60%，而传统术语的现代化转化率不足20%。这种现象导致艺术学科陷入了‘概念殖民’与‘主体性缺失’的双重危机中”。相关学者提出要“传承中华文化特色，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建立具有汉语特点和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艺术术语研究的跨学科多维拓展。人工智能重构术语生成逻辑，如“NFT艺术”“元界艺术”（metaverse art）反映技术伦理与所有权争议。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进一步分析，可进一步明确术语与学科体系形成了共生机制，如“艺术管理学名词生成依赖学科交互基础上的名词内生，依赖学科交互引发的知识涌现，最终形成独立概念体系”。为推动中国艺术学术语的规范审定工作，2024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在南京艺术学院设立全国艺术名词工作办公室，全面推动艺术名词编写审定工作。不久，由相关头部高校和机构牵头，聚集全国艺术学科的顶尖专家，先后成立了全国艺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南京艺术学院）、全国音乐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音乐学院）、全国美术与书法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央美术学院）、全国戏剧名词审定委员会（上海戏剧学院）、全国电影名词审定委员会（北京电影学院）、全国舞蹈名词审定委员会（北京舞蹈学院）、全国广播电视与视听艺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传媒大学）等。与此同时，全国艺术名词工作办公室还顺应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开发启用了“全国艺术名词编写审定数据平台”。中国艺术术语的编写审定工作进入快车道。

二、艺术术语的本质特征与中西方比较

　　（一）从术语的内涵到艺术术语的文化基因解码

传统术语学认为术语是能指（语符）与所指（概念）的统一。普通词汇与术语存在明显差异，前者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而后者的语符与概念的关系是非任意的。术语是表层语符和深层概念之间规范化的二维复合体，这种非任意与规范化，强调了术语与概念之间对应关系的单一性。发端于西方的交际术语学认为术语是语符、概念和交际的三维复合体。术语的意义潜势会被一定的交际语境激活。社会认知术语学进一步强调了术语的动态性。受到包括认知因素在内的语境影响。

中国传统艺术批评中的诸多术语带有非常明显的模糊性，其语意往往并不是单一而明确的，而是随着不同语境而变化的。如“雅”和“俗”就很难简单地翻译。正如维特根斯坦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尽管不是所有情况，我们可以给“意义”这个词下这样一个定义：词语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术语无独立于使用的固定本质，同一术语在不同语境中可承担不同功能。中国计算语言学家冯志伟认为应把基于概念的术语观推进到基于知识本体的术语观，认为术语是“专门用途语言中专门知识的语言表达”。他认为所谓的专门知识，不仅表达具体的事物的专业知识，也可以表达抽象的专业知识，甚至包括表达行为、状态、数量、属性、空间、时间、关系等的专业知识。与术语学发展过程中从规范性研究到现代的描写性研究转向一致。冯志伟认为专业知识的语言表达包括术语与各种术语变体，不仅涉及术语的共时的、静态的方面，也涉及术语的历时的、动态的方面。

　　由此，不难发现，从构成上说，术语由具有映射关系的语符与概念共同组成，受语境的影响，术语既是共时的、静态的，也是历时的、动态的，是专门用途语言对专门知识的语言表达。术语的核心内涵决定了艺术术语的文化基因和解码原理。首先，艺术术语包含特定的艺术语符（能指）和相应的艺术概念（所指），但是因语境不同，概念释义也会有所区别。其次，艺术术语可以是共时的、静态的，但也要明确其历时性与动态性的功能潜势。术语意义的流变恰是由于历史语境的依赖性造成的。

　　以“雅”这个重要的中国艺术单字术语为例，柯律格摒弃了直接翻译为英语“elegant”的做法，而是采用音译和释义的方式，既保证了能指的实现，又保留或还原了“雅”的所指，承载了经过长久的社会历史语境而形成的独特文化含义。柯律格认为要理解“雅”（ya），就需要了解该术语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文本中的内涵。尽管是个单字，但其语义非常丰富。王琰等人认为这种丰富性具体体现在“雅”与“物”“人”“场”的联系中。“雅”（ya），于物而言，是精英看待器物和物质世界的方式；于人而言，是精英的行为举止标准；于场而言，是精英影响社会的理念。“雅”的内涵随着人类历史文化语境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中国的艺术鉴赏术语因而形成了异于欧洲艺术鉴赏术语的本质。

　　（二）中西方艺术术语核心概念的结构性差异

　　中西方艺术概念的结构性差异植根于哲学基础、认知范式与表达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受自然观差异的影响，中西方对具身性与主客二分的侧重不同，导致了本体论的差异。中国文化中对于存在方式，强调天人合一，强调物我统一。而西方重主客二分。折射到哲学理念，产生了如“心物交融”与“我思故我在”的差异。在艺术术语中形成了概念的直接对比，如“气韵生动”与“模仿论”。

　　第二， 受认知范式差异的影响，中西在体悟与理性上各有强调。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更像是经验哲学的一部分。在中国人所有的认知中，世界是一个浑元的整体，是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具有异质同构性。换句话说，无论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还是艺术学，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都是可以相通、互文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内核，就是阴阳五行或者两仪四象。中国艺术传统强调隐喻认知，如“皴法”术语借自然物象喻笔墨形态；强调体用不二，如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并非风格类型差异，而是境界层次体系。西方艺术理论，则是人类某个或某些感知的产物，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条分缕析，是一种科学主义在美学中的应用。它是独立的，是对象化的、自成逻辑的体系。它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某个更大整体的局部。西方艺术传统重视概念解构，强调学科分化，其语境是在客观分析对象的基础上形成的冷峻的术语体系，如色彩、线条，都是对客体的描述和分析，如以1∶1.618黄金比例来评判形式美。

　　第三， 受术语生成机制差异的影响，中西术语中的整体性与解析的特征各有不同。在构成单位上，中国艺术术语中有不少复合意向组词，如留白、飞白等。西方艺术术语则有不少通过拉丁词词根和词缀等方法构词。语义关联上，中国艺术术语中常可见类别联想，如“骨法用笔”。西方艺术术语中常可见逻辑种差，如雕塑里的圆雕与浮雕。

　　（三）术语的语用价值存在中西差异

　　术语的语用是其作为专业交流工具的“使用价值”，体现在指称、编码、构建话语等具体行为中；而其价值则是这些功能所汇聚成的“社会文化意义”，包括推动认知进步、保存文明成果、促进创新合作等深远影响。这共同构成了术语在人类知识生产和传播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

　　从功能上看，艺术术语具有精确指称与界定、知识压缩与编码、构建艺术话语与形成思维框架、作为身份标识作用于社群认同、提高交流交际效率等具体功能。由具体功能而衍生的深层意义，则体现在认知与知识组织、知识保存与文化传承、促进创新与发展、跨学科与跨文化沟通等层面上。

　　中西方艺术术语的语用价值差异根植于文化认知模式与制度功能导向，主要体现在社会功能、传播路径、教育传承三个维度。在社会功能上，中国艺术传统强调艺术的教化功能，人文化成；西方传统强调纯粹美学与知识精确。如在艺术品评上，中国艺术术语中的“逸”“神”“妙”“能”，西方艺术中的风格术语如“巴洛克”“洛可可”作为类型和断代标签。在传播路径上，中国艺术术语重体悟传承，如“笔墨精妙，不可言传”“古意”等；西方术语中体系化编码与制度性传播，如包豪斯将“点线面”抽象为普适设计语法，法兰西学院确立历史画、肖像画、风景画、静物画的术语等级，以制度保障传播。在教育传承上，中国艺术术语重境界熏陶，西方艺术术语则突出技术规训。如中国画中“写意”引导格物致知，西方绘画中“素描”训练观察与再现能力；《芥子园画谱》以皴法提供心物对应图示库，《伯里曼人体构造》用肌肉束术语解构形体。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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