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呼斯乐等：蒙古族八种常见传统纹样称谓及命名认知研究（二）
二、蒙古族8种常见传统纹样称谓及文化内涵
3．乌力吉-疆嘎(ölǰei ǰɑnggiy_ɑ)
序号03所指纹样，通过调研及问卷结果表明，其称呼被普遍认定为“乌力吉-疆嘎”(ölǰei ǰɑnggiy_ɑ)。该纹样因使用频率较高，在公众中的认知度显著高于其他纹样，尤其在当代年轻群体中表现出极高的普及性和受欢迎程度。在访谈中，被访者往往以更加口语化的“乌力吉”称呼该纹样。据此，可以确认03纹样的名称为ölǰei ǰɑnggiy_ɑ，汉语音译为“乌力吉-疆嘎”，直译为“吉祥结”。其中，ölǰei常被用作口语简称。而ǰɑnggiy_ɑ意为“结”“绳结”，既传达了命名寓意，也直观映射其造型特征。图3为其常见变体。
图3 “乌力吉-疆嘎”（ölǰei ǰɑnggiy_ɑ）的常见造型变体
ölǰei音译为“乌力吉”，今天往往被理解为“吉祥，吉庆、幸福、福寿”之意，但在元代则为“外财”之意，后经历三次符意和造型递接形成今日之意。ölǰei一词在成书于13~14世纪《蒙古秘史》第92节中被记载为“完勒者”，拉丁文转写为ölǰɑ，是现代蒙古语ölǰei的中古蒙古语形态，其旁译为“外财”。目前，蒙古族已对“乌力吉”符号形成了普遍性的理解，体现在符号的造型、名称、含义等方面。经笔者考证，“乌力吉”纹样造型是经过古印度教“室利靺瑳”（梵文Śrīvatsa）、藏传佛教“吉祥犊”（藏语dpal be'u）、蒙古族“乌力吉”（蒙古语ölǰei）三次符意和造型递接，最终形成了当今蒙古族“乌力吉”程式化（编织“结”）造型。现代蒙古语“乌力吉”词义转变也与此符号相关。藏传佛教“吉祥犊”（dpal be'u）造型所指“财富”含义恰与中古蒙古语中“乌力吉”(ölǰɑ，“外财”）含义吻合，致使元代蒙古族信众用“乌力吉”(ölǰɑ)一词命名了藏传佛教“八瑞相”中代表“吉祥犊”的符号。同时，藏传佛教“吉祥犊”符号所代表的“吉祥天女”（“吉祥”寓意）也赋予了“乌力吉”相应的“吉祥”含义。最终导致现代蒙古语中“乌力吉”(ölǰei）所蕴含的主要寓意不再是“外财”，而以“吉祥”为主要词义。可见，符号的寓意替代了词本身的含义。
蒙古语“疆嘎”(ǰɑnggiy_ɑ)即“结，绳结”之意，指绳索或线条编织成的结。结绳文化自古习之，从旧石器时代的缝衣打结、《周易》所载“上古结绳而治”，后推展至汉朝的仪礼记事、周朝佩戴玉系结，时至今日盛传于民间。蒙古族也将“系结”运用到生活的多方面，例如，牧民们在不同的场合捆绑牲畜的手法各不相同，在多山、山坡、平地上捆绑马腿时有两个前腿捆绑、前后腿绑、交叉捆绑等不同方式，即保证了马可以自由走动，不妨碍其吃草，又不使马跑远。又如，“疆嘎”也是蒙古族搏克手的一种装饰，这是由五色彩条捆绑装饰的一种项圈，根据笔者对锡林郭勒盟阿巴嘎地区调研发现，上面捆绑的彩条越多说明该搏克手的战绩越辉煌，可见“疆嘎”也延续着一种“记事”功能，代表着勇气、智慧和力量的至高荣耀。
此外，“乌力吉－疆嘎”(ölǰei ǰɑnggiy_ɑ)寓意着“连接”或“联结”。例如，ölǰei ǰɑnggiy_ɑ常与后文将提到的“哈敦-绥贺”（xɑtun süixe）、“汗宝古-贺”（xɑγɑn bɑγuu xe）图形共同使用，代表“喜结连理”，其寓意源自绳索的连接功能（见表2“案例一”）。又如，蒙古族传统礼帽上经常使用该纹样，在帽顶部常以条绳状物（通常为直径较小的红珊瑚串成）编织成圆珠形的“结”（“疆嘎”），而帽檐内侧也绣有“乌力吉-疆嘎”图案（“案例二”）。尽管佩戴时，他人并不能看到帽檐内侧的图案，可见，这种设计意图是让上天“腾格里”看到这些头顶的图案。这种礼帽两处的“乌力吉-疆嘎”造型和纹样，象征着与上天“腾格里”的某种精神连接（表2）。
表2 ölǰei ǰɑnggiy_ɑ寓意“连接”或“联结”的两则案例
蒙古族的“乌力吉－疆嘎”与汉族传统的“吉祥结”在形式和寓意上高度一致，20世纪80年代《汉声》杂志的黄永松先生曾将这类结饰命名为“中国结”，并出版《中国绳结艺术》专刊展开探讨。中国结是我国具有广泛共识的中华共有符号，实则是因为“系结”源自各民族的劳动实践。尽管劳动形式有所不同，但绳结因其实用性而在各民族中被广泛应用。笔者在平遥县调研发现，在汉族文化中，这一纹样被称作“吉祥结”，民间百姓常以“无头结”象征吉祥绵延不断的愿望。作为一个中华共有符号，“乌力吉-疆嘎”尽管在各民族的命名上略有差异，但其文化内涵却与“吉祥”“结”密切相关，并引申出“结连理”的婚嫁寓意，运用到诸多仪式当中，展现了中华文化中“表意”“形声”“会意”等深层逻辑思维的价值，并以多种符号形态深植于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和价值观念之中。
4．普斯-贺（püse xe）
序号04所指纹样，经调研及问卷分析发现，受访者普遍认为其称呼为“普斯-贺”。在访谈中，被访者亦常以“普斯”直接代指该纹样。据此，可确信04纹样名称为“普斯-贺”，拉丁文转写为püsexe。目前鲜少有人知道其词源，本研究推测其应直译为“补子纹”，源于明清之际的官员补子的造型。以下为其常见变体（图4）。
图4 “普斯-贺”（püse xe）的常见造型变体
“普斯”是蒙古语püse的音译，源于汉语中的“补子”，是蒙古语中的汉语借词。“补子”在《中原音韵》或《广韵》中的拟音为pu-tsi，蒙古语中的püse直接借入当时的发音，而非现代汉语buzi之发音。另外，蒙古语中p开头的发音是非常少的，且是较晚出现的，大多为借词。püse源于明清之际“补子”的发音。补子是明清官员、命妇章服上的标识。学界普遍认为，明清时期“补子”是承继蒙元时期的“胸背”发展而来。“胸背”指服饰的一种装饰形式，无等级象征意义。“胸背”到“补子”的称谓，是从织制胸背到补制胸背的工艺改变，而由“先缝后绣”发展到“先缝后补”的这一工艺在官服中广泛使用，极大地促进了明朝官制的规模化管理，促进了制度的进步。明代建立起来的皇族服圆补和百官服方补的制度规定十分严苛，并对清朝的补服制度产生深远影响。蒙古王公贵族遵循清朝服饰制度，按官位品级穿蟒袍和补服，以区别其身份地位。可见，蒙古族将“补子”音译为“普斯”涉及了汉语和蒙古语之间的语言接触，以及在这种接触中产生的借词、音译和文化现象，且“普斯-贺”这一称谓自清代就已开始存在。
蒙古族“普斯-贺”的称谓沿用至今。在前述的文章中，她通过1988、1989年间对乌兰巴托、科布多省等地牧民、手工艺女性及专业人士的访谈，提到了该纹样。据笔者于2022年12月与2023年6月对现存这一纹样称谓的调研，发现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也称之为“普斯-贺”，证明其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持续沿用。
目前，蒙古族民众虽还有耆老能叫出其püse xe的名称，但是其文化寓意则基本被“福寿、团圆”等认知替代。基于笔者对山西省平遥县的实地考察，确认蒙古族“普斯-贺”在汉族中称为“团寿纹”或“圆寿纹”，是“寿”字的圆形演化形式。尽管名称各异，但其寓意均是对生命、长寿和福祉的美好祝愿。此现象反映了同一图案在不同文化中的共识与差异，体现了文化的交融与互鉴。
5．哈斯-贺/图门-贺（xɑs xe/tɑmɑγ_ɑ xe）
序号05所指纹样，经调研与问卷分析发现，蒙古族对其命名认知高度集中，主要聚焦于“哈斯-贺”与“图门-贺”两个称谓。在访谈中，被访者亦常用“哈斯”或“图门”直接代指该纹样。据此，可明确05纹样名称为“哈斯-贺”和“图门-贺”，其拉丁文转写分别为xɑs xe或tɑmɑγ_ɑ xe。目前学界则普遍使用“万字纹”作为通用称谓。
“哈斯”（xɑs）即蒙古语的“玉”，其词源可追溯至11世纪的古代突厥语。《突厥语大词典》曾记录一种透明的石头，名为kax。今天新疆的“喀什”地区，即古代突厥语中的kax。古突厥人将这种白色kax镶嵌在戒指上的行为由来已久，因为他们相信戴着它能够避开闪电，并有相关格言：“kimiŋ bilǝ kax bolsa yaxïn yakmas”（谁身边有玉石，闪电触不了他）。蒙古人很可能是从突厥语中借入的kax一词。因为在元官修《至元译语》中，“玉”其读音被记录为“齿老温”，从读音看，即为现代蒙古语的“石头”，还未出现专门的“玉”词汇。至清则出现了《华夷译语》的“玉，哈石”，《鞑靼译语》的“玉，合失”，《登坛必究》“玉，哈四”，皆可拟音为qas。kax、qas、xas之间存在k、q、x语音互换情况，尾音出现s的原因则需要语言学家继续探讨。
本研究认为，“哈斯”（xɑs）一词被纳入蒙古语中，主要是伴随着玉玺（玉质的玺）的出现而借入。游牧民族基于适应游牧生活的需求，更偏好以木材或金属制作生活物件，而农耕民族则倾向于使用玉石进行装饰。对玉石与金属材质的偏好，成为农耕与游牧文化的重要分界线。在与农耕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中，游牧民族逐渐接受了玉质印章的使用。由于和田玉历来为统治阶级所推崇，其主要产地位于现今新疆地区，蒙古人在选择印章材质时更倾向于采用和田玉，并将其称为“哈斯”（xɑs）。这一称谓可能源于和田玉的产地因素，以及蒙古语与其他阿尔泰语系语言之间语音系统的相似性。
xɑs和tɑmɑγ_ɑ，看似是两种称呼，实则是对一种物品的两种称呼，前者是材质上的称呼，后者则是功能上的。该纹样的第二种称呼即tɑmɑγ_ɑ——印章。古代突厥、回鹘人的牲畜烙印中“边”已出现了左旋（卍）或右旋（卐）的万字符。如今的蒙古族也有以这种符号作为马烙印的情况。事实上，这种符号可以追溯至距今4000～4500年前的东北辽河流域小河沿文化的翁牛特旗石棚墓地中出土的陶器上，可能象征太阳或光明的符号。在世界上许多古代文明中，卍符号与太阳崇拜有着密切的关联。
tɑmɑγ_ɑ最初指向“在畜身上的烙火印”，是阿尔泰语系中的同源词汇，源自游牧生活中的生产生活方式，且与火崇拜、太阳崇拜有一定关联。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载taghladï一词，有“烙，打烙印，打印记”之意。13～14世纪的《蒙古秘史》第173节有“答阿兀鲁阿惕”一词，旁译“烙透”，拉丁文转写为da’a’ulu’at，其词干为da’a有“渗透”之意。现代蒙古语的tɑmɑγ词源即为da’a（d和t之间有辅音的交替现象）。G.Doerfer的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1963）同样也曾指出tɑmɑγ_ɑ是突厥语借词。达斡尔语中“打烙印”为dorundɑ，“印记，记号”则为təmγət，两者都借自满语。至少可以说，tɑmɑγ_ɑ是阿尔泰语系中的同源词汇，源自游牧生活中的生产生活方式，且与火崇拜、太阳崇拜有一定的关系。据调研，左旋和右旋万字纹在现当代蒙古族的使用中有一定的使用禁忌，其中右旋万字纹用于尊贵人物，而左旋万字纹则用于已故之人。以下为常见变体（图5）。
图5 “哈斯-贺”（xɑs xe）和“图门-贺”(tɑmɑγ_ɑ xe）的常见造型变体
山西平遥若有老人去世出殡，会特意剪黑色、红色两种万字符，分别粘在孙子和外甥的出殡帽上，寓意虽然老者已逝，但子孙延绵。该纹样在当地坊间也流传着“富贵不断头”“万字不断头”隐喻。这种为边缘装饰而形成的连续程式化万字符，随后又通过佛教寺庙寺院的建筑、装饰等方式，逐渐融合在蒙古族、汉族等多民族的民间装饰文化之中。
6．阿鲁哈-贺(ɑlux_ɑ xe）
通过调研及问卷整理，序号06所指纹样的蒙古语称呼应为“阿鲁哈-贺”(ɑlux_ɑxe）。访谈结果显示，受访者也常简称其为“阿鲁哈”(ɑlux_ɑ)。该纹样特征为曲折蜿蜒、连续不断、边缘呈显著直角形，直译为“锤子纹”。以下为该纹样常见变体（图6）：
图6 “阿鲁哈-贺”（ɑlux_ɑ xe）的常见造型变体
克里斯蒂娜·查布罗斯在她20世纪80年代末调研时所记录的蒙古察哈尔方言中，“锤子”被称呼为ɑlx，且以英文的meander（蜿蜒）一词来形容锤子的T造型，并说明该纹样一般用作边饰纹样。丹麦学者Martha Boyer的Mongol Jewellry（1995）也曾记录察哈尔蒙古语中将形态较小的锤子称为ɑlukhɑ。今蒙古族银匠将“大锤子”称呼为yexe ɑlux_ɑ，将“小锤子”称呼为ǰiǰg ɑlux_ɑ。达斡尔语可能是蒙古语的早期形态，达斡尔语中“锤子”为xalluγ，与蒙古语ɑlux_ɑ为一词，可以推测ɑlux—ɑ是蒙古语族较为早期的词汇。另外，保安语“锤子”tɵwa源于藏语thowa；东乡语tʂuidzi、土族语tʂuidzə两者都是汉语“锤子”的直接音译。可见，同为蒙古语族，该工具词汇由于后期语言接触的原因，也出现了相互借用情况。
“锤子”ɑlux_ɑ早在阴山岩画中便已经出现（图7），说明北方先民们很早就发明了锤子。锤子虽然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劳动工具，但锤子不同于先民们直接从自然界选取的曙石器，也不同于精心加工过的燧石，锤子是一种真正的发明创造——石斧与木棍的结合，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恩格斯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原始工艺的核心就是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在蒙古族的生产劳动中，锤子兼具生产性、生活性与宗教性的多重特征。先民的岩画中将锤子刻画于岩壁之上，锤子作为生产生活工具的功能毋庸置疑，同时它还承载着辟邪禳灾的民俗心理功效，体现出鲜明的宗教性。因此，以ɑluxɑ命名这一形象，不能仅仅解读为造型上的相似性，更应关注其深层的隐喻意义与文化内涵。锤子在此不仅是一种物质工具，更是蒙古族文化中精神信仰与实用功能交织的象征。
图7 阴山岩画中的锤子
蒙古族“阿鲁哈-贺”(ɑlux_ɑxe）与汉族喜爱的“回纹”随着民族间交流交往，其寓意也被同一化。由于该纹样经常被应用在装饰载体的边缘，故而多以连续性的模式化呈现，构成形式连绵不断、回环反复，因此也常有“富贵不断头”的说法，象征生命生生不息、美满生活的绵延流长。蒙古族也逐渐接受此种阐释。
7．哈敦-绥贺（xɑtun süixe）
序号07所指纹样，通过调研、问卷认为该纹样名称为xɑtun süixe，汉文音译可为“哈敦-绥贺”，直译为“皇后的耳环”。由于“皇后”（xɑtun）具有女性属性，所以该图案同样也被用以指代女性。笔者曾在内蒙古阿巴嘎旗一牧民家田野调研，期间发现，牧民们在定居砖瓦房旁边也盖上了旱厕，并以xɑtun süixe和xaγan baγuu xe两种图案来区分男厕和女厕。可见该纹样和后序xaγan baγuu xe的性别属性十分明显。
“哈敦-绥贺”（xɑtun süixe）的形状是典型的方胜纹，笔者认为，该纹样根据其称呼最晚可追溯至元朝罟罟冠头饰两侧垂于脸颊的菱形串珠装饰。元熊梦祥《析津志》较为翔实地描述过该“以掩其耳在内”的“脱木华以大珠穿成九珠方胜”装饰构件。该装饰造型可能出自对中原文化的接受与吸纳。早在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的《山海经》中便明确记载西王母“戴胜”的情况，随后，方胜又成为中原女性佩戴的典型头面之一。故此，不难发现，该纹样是元代蒙古族在本民族特色冠饰上结合了中原女性装饰纹样，是多民族女性头面装饰相互交流融合的见证之一。
“哈敦”（xɑtun）是阿尔泰语系语言共有词汇。不仅中古蒙古语有该词，古代突厥语中也出现了xatun。成书于13～14世纪的《蒙古秘史》“中合秃”“中合屯”，拟音qatu。达斡尔语中对“妹妹的尊称”为kato:（读音与中古蒙古语接近），由于有专家认为达斡尔语可能是蒙古语的早期形态，故而，达斡尔语kato:可能代表着蒙古语qɑtun的早期意义，即以血缘为单位的、有可能是母权社会中的“妹妹”。
今蒙古语中“耳环、耳坠子”虽然有egemüg、süixe两种称呼，但由于其造型等不同其使用情况也有所不同。2015年至2017年调研期间，笔者与多位内蒙古蒙古族耆老访谈发现，egemüg多指向环状的耳饰，且不仅是女性佩戴的耳饰可以用该词，男性也可以。但süixe则只用于指称女性的耳饰。原因在于süixe不是单一的环状耳饰，更多的指向下方垂坠有各类装饰品的耳坠，是女性独有的耳饰，男性并不会佩戴此类。xɑtun süixe则特指上面所描述的，至少可追溯至元代、具有世代传承且模式化的类“方胜”纹样。该纹样显著特征在于菱形的对角处需装饰有某种点珠元素，这可能是与“方胜”纹较大的造型区别。以下为常见变体（图8）：
图8 “哈敦-绥贺”（xɑtun süixe）的造型常见变体
该图案在蒙古族坊间（乡村、传统社区）仍是一个识别度较广、使用频次较高的纹样，然而，在城市中，由于受到工业文明、现代城市文明和信息技术的冲击，其寓意逐渐模糊，识别度相对较低。然而，在山西省平遥县的汉族坊间，该纹样因与“翻身”谐音相结合，赋予了其新的时代意义，进一步拓展其象征意义。
8．汗宝古-贺（xɑγɑn bɑγuu xe）
序号08所指纹样，根据调研、问卷及文献分析，本研究认为该纹样应称呼为“汗宝古-贺”，拉丁文转写为xɑγɑn bɑγuu xe，直译为“可汗手镯”（本研究结论为“可汗耳环”）。其造型特征为两个重叠的正圆形，且每个圆的上下左右，即正12点、3点、6点、9点钟方向装饰有点珠。由于“汗”一词专指男性，故该纹样具有明显的性别指向特征。根据笔者田野调研发现，该纹样广泛出现在蒙古国喀尔喀及中国内蒙古地区察哈尔、鄂尔多斯等地蒙古族头饰上，且常与“哈敦绥-贺”搭配使用，分别代表新郎与新娘。二者中间通常放置“乌力吉-疆嘎”ölǰei ǰɑnggiy_ɑ，寓意永结同心。
“汗”xɑγɑn即“可汗、皇帝或帝王”，现代蒙古语中读xɑːn。在古代突厥语、中古蒙古语中均出现了该词。如，立于公元716～725年间的古突厥语《暾欲谷碑》中第一石西面第二行也有“可汗”的记载，拉丁文转写qɑn；成书于13～14世纪的可代表中古蒙古语的《蒙古秘史》中“汗”记载为“中罕”“中合罕”，拟音为qɑn、qɑhɑn，《秘史》旁译均译为“皇帝”。“汗”一词由来已久，我国古代北方许多少数民族如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统治者皆称汗，蒙古族也沿用这一尊号。可见，“汗”（qɑn，khɑn，xɑn）词为阿尔泰语系的共有词汇。
另外，“汗”在阿尔泰语系民族语言中代表了较为“尊贵的，权力不容置疑或至高无上”等意味。根据记载，“汗”一词也用于萨满魂灵或神的名字前后，使之带有“最尊崇的”“统治……的”“年老的”等意义。譬如，“汗·霍尔穆斯·腾格里”（xɑн xIоpuac μэнzэpи)意为55西方天神中最年长的腾格里；“埃尔莱恩·汗”(эpчэн xaн)即为地狱统治者之意；而90“哈特”，意为通卡阿利普和东方萨扬山等山顶的最受人们尊奉的魂灵。
中文音译之“宝古”即蒙古语baγuu，在现代蒙古语中只能找到“手镯、镯子”的解释。考察古往今来的蒙古族手镯装饰的佩戴方式，可以发现其实手镯并非男性独有，女性也可以佩戴手镯。但在古代，人们对环状首饰的名称经常有界定不清楚、混乱使用的情况。戒指、手镯、项圈等词汇经常互相借用。即便是当代，乌孜别克族的“手镯”（yzyk）一词，到了突厥语族则多表示“戒指”（古代突厥语为yüzük）。古代文献也显示蒙古族有“镯”“戒指”“环”混用的情况。换言之，所谓“汗宝古”（xɑγɑn bɑγuu）不一定就是指汗的手镯，也有可能是他所佩戴的标志性的耳环、戒指等环状装饰。根据上述07纹样“哈敦-绥贺”（xɑtɑn süixe）代表皇后或女性耳饰的情况看，“汗宝古-贺”（xɑγɑn bɑγuu xe）可能是对可汗或男性耳饰的称呼。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田野调研、问卷调查、文献分析以及论证，确证了蒙古族常用的8种纹样的名称、部分词源、文化内涵及当下象征意义。本研究主要针对目前蒙古族中青年对蒙古族纹样、名称认知的模糊化情况，以及学术研究中称呼混乱的情况，尤其是汉文音译常导致用字随意不能真实反映原语言读音的情况，对该8种纹样类型、称呼进行国际学术标准化标音。
作者信息：呼斯乐，内蒙古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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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蒙古族8种常见传统纹样称谓及文化内涵
3．乌力吉-疆嘎(ölǰei ǰɑnggiy_ɑ)
序号03所指纹样，通过调研及问卷结果表明，其称呼被普遍认定为“乌力吉-疆嘎”(ölǰei ǰɑnggiy_ɑ)。该纹样因使用频率较高，在公众中的认知度显著高于其他纹样，尤其在当代年轻群体中表现出极高的普及性和受欢迎程度。在访谈中，被访者往往以更加口语化的“乌力吉”称呼该纹样。据此，可以确认03纹样的名称为ölǰei ǰɑnggiy_ɑ，汉语音译为“乌力吉-疆嘎”，直译为“吉祥结”。其中，ölǰei常被用作口语简称。而ǰɑnggiy_ɑ意为“结”“绳结”，既传达了命名寓意，也直观映射其造型特征。图3为其常见变体。
图3 “乌力吉-疆嘎”（ölǰei ǰɑnggiy_ɑ）的常见造型变体
ölǰei音译为“乌力吉”，今天往往被理解为“吉祥，吉庆、幸福、福寿”之意，但在元代则为“外财”之意，后经历三次符意和造型递接形成今日之意。ölǰei一词在成书于13~14世纪《蒙古秘史》第92节中被记载为“完勒者”，拉丁文转写为ölǰɑ，是现代蒙古语ölǰei的中古蒙古语形态，其旁译为“外财”。目前，蒙古族已对“乌力吉”符号形成了普遍性的理解，体现在符号的造型、名称、含义等方面。经笔者考证，“乌力吉”纹样造型是经过古印度教“室利靺瑳”（梵文Śrīvatsa）、藏传佛教“吉祥犊”（藏语dpal be'u）、蒙古族“乌力吉”（蒙古语ölǰei）三次符意和造型递接，最终形成了当今蒙古族“乌力吉”程式化（编织“结”）造型。现代蒙古语“乌力吉”词义转变也与此符号相关。藏传佛教“吉祥犊”（dpal be'u）造型所指“财富”含义恰与中古蒙古语中“乌力吉”(ölǰɑ，“外财”）含义吻合，致使元代蒙古族信众用“乌力吉”(ölǰɑ)一词命名了藏传佛教“八瑞相”中代表“吉祥犊”的符号。同时，藏传佛教“吉祥犊”符号所代表的“吉祥天女”（“吉祥”寓意）也赋予了“乌力吉”相应的“吉祥”含义。最终导致现代蒙古语中“乌力吉”(ölǰei）所蕴含的主要寓意不再是“外财”，而以“吉祥”为主要词义。可见，符号的寓意替代了词本身的含义。
蒙古语“疆嘎”(ǰɑnggiy_ɑ)即“结，绳结”之意，指绳索或线条编织成的结。结绳文化自古习之，从旧石器时代的缝衣打结、《周易》所载“上古结绳而治”，后推展至汉朝的仪礼记事、周朝佩戴玉系结，时至今日盛传于民间。蒙古族也将“系结”运用到生活的多方面，例如，牧民们在不同的场合捆绑牲畜的手法各不相同，在多山、山坡、平地上捆绑马腿时有两个前腿捆绑、前后腿绑、交叉捆绑等不同方式，即保证了马可以自由走动，不妨碍其吃草，又不使马跑远。又如，“疆嘎”也是蒙古族搏克手的一种装饰，这是由五色彩条捆绑装饰的一种项圈，根据笔者对锡林郭勒盟阿巴嘎地区调研发现，上面捆绑的彩条越多说明该搏克手的战绩越辉煌，可见“疆嘎”也延续着一种“记事”功能，代表着勇气、智慧和力量的至高荣耀。
此外，“乌力吉－疆嘎”(ölǰei ǰɑnggiy_ɑ)寓意着“连接”或“联结”。例如，ölǰei ǰɑnggiy_ɑ常与后文将提到的“哈敦-绥贺”（xɑtun süixe）、“汗宝古-贺”（xɑγɑn bɑγuu xe）图形共同使用，代表“喜结连理”，其寓意源自绳索的连接功能（见表2“案例一”）。又如，蒙古族传统礼帽上经常使用该纹样，在帽顶部常以条绳状物（通常为直径较小的红珊瑚串成）编织成圆珠形的“结”（“疆嘎”），而帽檐内侧也绣有“乌力吉-疆嘎”图案（“案例二”）。尽管佩戴时，他人并不能看到帽檐内侧的图案，可见，这种设计意图是让上天“腾格里”看到这些头顶的图案。这种礼帽两处的“乌力吉-疆嘎”造型和纹样，象征着与上天“腾格里”的某种精神连接（表2）。
表2 ölǰei ǰɑnggiy_ɑ寓意“连接”或“联结”的两则案例
蒙古族的“乌力吉－疆嘎”与汉族传统的“吉祥结”在形式和寓意上高度一致，20世纪80年代《汉声》杂志的黄永松先生曾将这类结饰命名为“中国结”，并出版《中国绳结艺术》专刊展开探讨。中国结是我国具有广泛共识的中华共有符号，实则是因为“系结”源自各民族的劳动实践。尽管劳动形式有所不同，但绳结因其实用性而在各民族中被广泛应用。笔者在平遥县调研发现，在汉族文化中，这一纹样被称作“吉祥结”，民间百姓常以“无头结”象征吉祥绵延不断的愿望。作为一个中华共有符号，“乌力吉-疆嘎”尽管在各民族的命名上略有差异，但其文化内涵却与“吉祥”“结”密切相关，并引申出“结连理”的婚嫁寓意，运用到诸多仪式当中，展现了中华文化中“表意”“形声”“会意”等深层逻辑思维的价值，并以多种符号形态深植于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和价值观念之中。
4．普斯-贺（püse xe）
序号04所指纹样，经调研及问卷分析发现，受访者普遍认为其称呼为“普斯-贺”。在访谈中，被访者亦常以“普斯”直接代指该纹样。据此，可确信04纹样名称为“普斯-贺”，拉丁文转写为püsexe。目前鲜少有人知道其词源，本研究推测其应直译为“补子纹”，源于明清之际的官员补子的造型。以下为其常见变体（图4）。
图4 “普斯-贺”（püse xe）的常见造型变体
“普斯”是蒙古语püse的音译，源于汉语中的“补子”，是蒙古语中的汉语借词。“补子”在《中原音韵》或《广韵》中的拟音为pu-tsi，蒙古语中的püse直接借入当时的发音，而非现代汉语buzi之发音。另外，蒙古语中p开头的发音是非常少的，且是较晚出现的，大多为借词。püse源于明清之际“补子”的发音。补子是明清官员、命妇章服上的标识。学界普遍认为，明清时期“补子”是承继蒙元时期的“胸背”发展而来。“胸背”指服饰的一种装饰形式，无等级象征意义。“胸背”到“补子”的称谓，是从织制胸背到补制胸背的工艺改变，而由“先缝后绣”发展到“先缝后补”的这一工艺在官服中广泛使用，极大地促进了明朝官制的规模化管理，促进了制度的进步。明代建立起来的皇族服圆补和百官服方补的制度规定十分严苛，并对清朝的补服制度产生深远影响。蒙古王公贵族遵循清朝服饰制度，按官位品级穿蟒袍和补服，以区别其身份地位。可见，蒙古族将“补子”音译为“普斯”涉及了汉语和蒙古语之间的语言接触，以及在这种接触中产生的借词、音译和文化现象，且“普斯-贺”这一称谓自清代就已开始存在。
蒙古族“普斯-贺”的称谓沿用至今。在前述的文章中，她通过1988、1989年间对乌兰巴托、科布多省等地牧民、手工艺女性及专业人士的访谈，提到了该纹样。据笔者于2022年12月与2023年6月对现存这一纹样称谓的调研，发现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也称之为“普斯-贺”，证明其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持续沿用。
目前，蒙古族民众虽还有耆老能叫出其püse xe的名称，但是其文化寓意则基本被“福寿、团圆”等认知替代。基于笔者对山西省平遥县的实地考察，确认蒙古族“普斯-贺”在汉族中称为“团寿纹”或“圆寿纹”，是“寿”字的圆形演化形式。尽管名称各异，但其寓意均是对生命、长寿和福祉的美好祝愿。此现象反映了同一图案在不同文化中的共识与差异，体现了文化的交融与互鉴。
5．哈斯-贺/图门-贺（xɑs xe/tɑmɑγ_ɑ xe）
序号05所指纹样，经调研与问卷分析发现，蒙古族对其命名认知高度集中，主要聚焦于“哈斯-贺”与“图门-贺”两个称谓。在访谈中，被访者亦常用“哈斯”或“图门”直接代指该纹样。据此，可明确05纹样名称为“哈斯-贺”和“图门-贺”，其拉丁文转写分别为xɑs xe或tɑmɑγ_ɑ xe。目前学界则普遍使用“万字纹”作为通用称谓。
“哈斯”（xɑs）即蒙古语的“玉”，其词源可追溯至11世纪的古代突厥语。《突厥语大词典》曾记录一种透明的石头，名为kax。今天新疆的“喀什”地区，即古代突厥语中的kax。古突厥人将这种白色kax镶嵌在戒指上的行为由来已久，因为他们相信戴着它能够避开闪电，并有相关格言：“kimiŋ bilǝ kax bolsa yaxïn yakmas”（谁身边有玉石，闪电触不了他）。蒙古人很可能是从突厥语中借入的kax一词。因为在元官修《至元译语》中，“玉”其读音被记录为“齿老温”，从读音看，即为现代蒙古语的“石头”，还未出现专门的“玉”词汇。至清则出现了《华夷译语》的“玉，哈石”，《鞑靼译语》的“玉，合失”，《登坛必究》“玉，哈四”，皆可拟音为qas。kax、qas、xas之间存在k、q、x语音互换情况，尾音出现s的原因则需要语言学家继续探讨。
本研究认为，“哈斯”（xɑs）一词被纳入蒙古语中，主要是伴随着玉玺（玉质的玺）的出现而借入。游牧民族基于适应游牧生活的需求，更偏好以木材或金属制作生活物件，而农耕民族则倾向于使用玉石进行装饰。对玉石与金属材质的偏好，成为农耕与游牧文化的重要分界线。在与农耕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中，游牧民族逐渐接受了玉质印章的使用。由于和田玉历来为统治阶级所推崇，其主要产地位于现今新疆地区，蒙古人在选择印章材质时更倾向于采用和田玉，并将其称为“哈斯”（xɑs）。这一称谓可能源于和田玉的产地因素，以及蒙古语与其他阿尔泰语系语言之间语音系统的相似性。
xɑs和tɑmɑγ_ɑ，看似是两种称呼，实则是对一种物品的两种称呼，前者是材质上的称呼，后者则是功能上的。该纹样的第二种称呼即tɑmɑγ_ɑ——印章。古代突厥、回鹘人的牲畜烙印中“边”已出现了左旋（卍）或右旋（卐）的万字符。如今的蒙古族也有以这种符号作为马烙印的情况。事实上，这种符号可以追溯至距今4000～4500年前的东北辽河流域小河沿文化的翁牛特旗石棚墓地中出土的陶器上，可能象征太阳或光明的符号。在世界上许多古代文明中，卍符号与太阳崇拜有着密切的关联。
tɑmɑγ_ɑ最初指向“在畜身上的烙火印”，是阿尔泰语系中的同源词汇，源自游牧生活中的生产生活方式，且与火崇拜、太阳崇拜有一定关联。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载taghladï一词，有“烙，打烙印，打印记”之意。13～14世纪的《蒙古秘史》第173节有“答阿兀鲁阿惕”一词，旁译“烙透”，拉丁文转写为da’a’ulu’at，其词干为da’a有“渗透”之意。现代蒙古语的tɑmɑγ词源即为da’a（d和t之间有辅音的交替现象）。G.Doerfer的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1963）同样也曾指出tɑmɑγ_ɑ是突厥语借词。达斡尔语中“打烙印”为dorundɑ，“印记，记号”则为təmγət，两者都借自满语。至少可以说，tɑmɑγ_ɑ是阿尔泰语系中的同源词汇，源自游牧生活中的生产生活方式，且与火崇拜、太阳崇拜有一定的关系。据调研，左旋和右旋万字纹在现当代蒙古族的使用中有一定的使用禁忌，其中右旋万字纹用于尊贵人物，而左旋万字纹则用于已故之人。以下为常见变体（图5）。
图5 “哈斯-贺”（xɑs xe）和“图门-贺”(tɑmɑγ_ɑ xe）的常见造型变体
山西平遥若有老人去世出殡，会特意剪黑色、红色两种万字符，分别粘在孙子和外甥的出殡帽上，寓意虽然老者已逝，但子孙延绵。该纹样在当地坊间也流传着“富贵不断头”“万字不断头”隐喻。这种为边缘装饰而形成的连续程式化万字符，随后又通过佛教寺庙寺院的建筑、装饰等方式，逐渐融合在蒙古族、汉族等多民族的民间装饰文化之中。
6．阿鲁哈-贺(ɑlux_ɑ xe）
通过调研及问卷整理，序号06所指纹样的蒙古语称呼应为“阿鲁哈-贺”(ɑlux_ɑxe）。访谈结果显示，受访者也常简称其为“阿鲁哈”(ɑlux_ɑ)。该纹样特征为曲折蜿蜒、连续不断、边缘呈显著直角形，直译为“锤子纹”。以下为该纹样常见变体（图6）：
图6 “阿鲁哈-贺”（ɑlux_ɑ xe）的常见造型变体
克里斯蒂娜·查布罗斯在她20世纪80年代末调研时所记录的蒙古察哈尔方言中，“锤子”被称呼为ɑlx，且以英文的meander（蜿蜒）一词来形容锤子的T造型，并说明该纹样一般用作边饰纹样。丹麦学者Martha Boyer的Mongol Jewellry（1995）也曾记录察哈尔蒙古语中将形态较小的锤子称为ɑlukhɑ。今蒙古族银匠将“大锤子”称呼为yexe ɑlux_ɑ，将“小锤子”称呼为ǰiǰg ɑlux_ɑ。达斡尔语可能是蒙古语的早期形态，达斡尔语中“锤子”为xalluγ，与蒙古语ɑlux_ɑ为一词，可以推测ɑlux—ɑ是蒙古语族较为早期的词汇。另外，保安语“锤子”tɵwa源于藏语thowa；东乡语tʂuidzi、土族语tʂuidzə两者都是汉语“锤子”的直接音译。可见，同为蒙古语族，该工具词汇由于后期语言接触的原因，也出现了相互借用情况。
“锤子”ɑlux_ɑ早在阴山岩画中便已经出现（图7），说明北方先民们很早就发明了锤子。锤子虽然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劳动工具，但锤子不同于先民们直接从自然界选取的曙石器，也不同于精心加工过的燧石，锤子是一种真正的发明创造——石斧与木棍的结合，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恩格斯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原始工艺的核心就是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在蒙古族的生产劳动中，锤子兼具生产性、生活性与宗教性的多重特征。先民的岩画中将锤子刻画于岩壁之上，锤子作为生产生活工具的功能毋庸置疑，同时它还承载着辟邪禳灾的民俗心理功效，体现出鲜明的宗教性。因此，以ɑluxɑ命名这一形象，不能仅仅解读为造型上的相似性，更应关注其深层的隐喻意义与文化内涵。锤子在此不仅是一种物质工具，更是蒙古族文化中精神信仰与实用功能交织的象征。
图7 阴山岩画中的锤子
蒙古族“阿鲁哈-贺”(ɑlux_ɑxe）与汉族喜爱的“回纹”随着民族间交流交往，其寓意也被同一化。由于该纹样经常被应用在装饰载体的边缘，故而多以连续性的模式化呈现，构成形式连绵不断、回环反复，因此也常有“富贵不断头”的说法，象征生命生生不息、美满生活的绵延流长。蒙古族也逐渐接受此种阐释。
7．哈敦-绥贺（xɑtun süixe）
序号07所指纹样，通过调研、问卷认为该纹样名称为xɑtun süixe，汉文音译可为“哈敦-绥贺”，直译为“皇后的耳环”。由于“皇后”（xɑtun）具有女性属性，所以该图案同样也被用以指代女性。笔者曾在内蒙古阿巴嘎旗一牧民家田野调研，期间发现，牧民们在定居砖瓦房旁边也盖上了旱厕，并以xɑtun süixe和xaγan baγuu xe两种图案来区分男厕和女厕。可见该纹样和后序xaγan baγuu xe的性别属性十分明显。
“哈敦-绥贺”（xɑtun süixe）的形状是典型的方胜纹，笔者认为，该纹样根据其称呼最晚可追溯至元朝罟罟冠头饰两侧垂于脸颊的菱形串珠装饰。元熊梦祥《析津志》较为翔实地描述过该“以掩其耳在内”的“脱木华以大珠穿成九珠方胜”装饰构件。该装饰造型可能出自对中原文化的接受与吸纳。早在成书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的《山海经》中便明确记载西王母“戴胜”的情况，随后，方胜又成为中原女性佩戴的典型头面之一。故此，不难发现，该纹样是元代蒙古族在本民族特色冠饰上结合了中原女性装饰纹样，是多民族女性头面装饰相互交流融合的见证之一。
“哈敦”（xɑtun）是阿尔泰语系语言共有词汇。不仅中古蒙古语有该词，古代突厥语中也出现了xatun。成书于13～14世纪的《蒙古秘史》“中合秃”“中合屯”，拟音qatu。达斡尔语中对“妹妹的尊称”为kato:（读音与中古蒙古语接近），由于有专家认为达斡尔语可能是蒙古语的早期形态，故而，达斡尔语kato:可能代表着蒙古语qɑtun的早期意义，即以血缘为单位的、有可能是母权社会中的“妹妹”。
今蒙古语中“耳环、耳坠子”虽然有egemüg、süixe两种称呼，但由于其造型等不同其使用情况也有所不同。2015年至2017年调研期间，笔者与多位内蒙古蒙古族耆老访谈发现，egemüg多指向环状的耳饰，且不仅是女性佩戴的耳饰可以用该词，男性也可以。但süixe则只用于指称女性的耳饰。原因在于süixe不是单一的环状耳饰，更多的指向下方垂坠有各类装饰品的耳坠，是女性独有的耳饰，男性并不会佩戴此类。xɑtun süixe则特指上面所描述的，至少可追溯至元代、具有世代传承且模式化的类“方胜”纹样。该纹样显著特征在于菱形的对角处需装饰有某种点珠元素，这可能是与“方胜”纹较大的造型区别。以下为常见变体（图8）：
图8 “哈敦-绥贺”（xɑtun süixe）的造型常见变体
该图案在蒙古族坊间（乡村、传统社区）仍是一个识别度较广、使用频次较高的纹样，然而，在城市中，由于受到工业文明、现代城市文明和信息技术的冲击，其寓意逐渐模糊，识别度相对较低。然而，在山西省平遥县的汉族坊间，该纹样因与“翻身”谐音相结合，赋予了其新的时代意义，进一步拓展其象征意义。
8．汗宝古-贺（xɑγɑn bɑγuu xe）
序号08所指纹样，根据调研、问卷及文献分析，本研究认为该纹样应称呼为“汗宝古-贺”，拉丁文转写为xɑγɑn bɑγuu xe，直译为“可汗手镯”（本研究结论为“可汗耳环”）。其造型特征为两个重叠的正圆形，且每个圆的上下左右，即正12点、3点、6点、9点钟方向装饰有点珠。由于“汗”一词专指男性，故该纹样具有明显的性别指向特征。根据笔者田野调研发现，该纹样广泛出现在蒙古国喀尔喀及中国内蒙古地区察哈尔、鄂尔多斯等地蒙古族头饰上，且常与“哈敦绥-贺”搭配使用，分别代表新郎与新娘。二者中间通常放置“乌力吉-疆嘎”ölǰei ǰɑnggiy_ɑ，寓意永结同心。
“汗”xɑγɑn即“可汗、皇帝或帝王”，现代蒙古语中读xɑːn。在古代突厥语、中古蒙古语中均出现了该词。如，立于公元716～725年间的古突厥语《暾欲谷碑》中第一石西面第二行也有“可汗”的记载，拉丁文转写qɑn；成书于13～14世纪的可代表中古蒙古语的《蒙古秘史》中“汗”记载为“中罕”“中合罕”，拟音为qɑn、qɑhɑn，《秘史》旁译均译为“皇帝”。“汗”一词由来已久，我国古代北方许多少数民族如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统治者皆称汗，蒙古族也沿用这一尊号。可见，“汗”（qɑn，khɑn，xɑn）词为阿尔泰语系的共有词汇。
另外，“汗”在阿尔泰语系民族语言中代表了较为“尊贵的，权力不容置疑或至高无上”等意味。根据记载，“汗”一词也用于萨满魂灵或神的名字前后，使之带有“最尊崇的”“统治……的”“年老的”等意义。譬如，“汗·霍尔穆斯·腾格里”（xɑн xIоpuac μэнzэpи)意为55西方天神中最年长的腾格里；“埃尔莱恩·汗”(эpчэн xaн)即为地狱统治者之意；而90“哈特”，意为通卡阿利普和东方萨扬山等山顶的最受人们尊奉的魂灵。
中文音译之“宝古”即蒙古语baγuu，在现代蒙古语中只能找到“手镯、镯子”的解释。考察古往今来的蒙古族手镯装饰的佩戴方式，可以发现其实手镯并非男性独有，女性也可以佩戴手镯。但在古代，人们对环状首饰的名称经常有界定不清楚、混乱使用的情况。戒指、手镯、项圈等词汇经常互相借用。即便是当代，乌孜别克族的“手镯”（yzyk）一词，到了突厥语族则多表示“戒指”（古代突厥语为yüzük）。古代文献也显示蒙古族有“镯”“戒指”“环”混用的情况。换言之，所谓“汗宝古”（xɑγɑn bɑγuu）不一定就是指汗的手镯，也有可能是他所佩戴的标志性的耳环、戒指等环状装饰。根据上述07纹样“哈敦-绥贺”（xɑtɑn süixe）代表皇后或女性耳饰的情况看，“汗宝古-贺”（xɑγɑn bɑγuu xe）可能是对可汗或男性耳饰的称呼。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田野调研、问卷调查、文献分析以及论证，确证了蒙古族常用的8种纹样的名称、部分词源、文化内涵及当下象征意义。本研究主要针对目前蒙古族中青年对蒙古族纹样、名称认知的模糊化情况，以及学术研究中称呼混乱的情况，尤其是汉文音译常导致用字随意不能真实反映原语言读音的情况，对该8种纹样类型、称呼进行国际学术标准化标音。
作者信息：呼斯乐，内蒙古师范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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