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用”与“美”的历史关系

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用”与“美”关系的阐释，主要涉及实用为美和“无用”而美两个方面：道家认为，“美”是事物朴素自然的本质和状态，无须言说，也无关感官，因而避免人为，只需将自己融于自然之中。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道德经•第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道德经•第十二章》）感受美的方式也在于“涤除玄鉴”，“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庄子•人间世》）道家关于“美”的定义与“无用”“无为”的理念一致，主张放下功利执念，保持本然状态。儒家提出“里仁为美”（《论语•里仁》）“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王制》），强调“美”的德性内涵和伦理教化之用。儒家关于“美”的阐释具有功利性，另据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义：“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事实上，不论味甘之“羊大为美”、作为牺牲献祭的“羊大为美”，还是头戴羊冠的酋长或头人等“羊人为美”、头戴羽毛装饰的舞者为美，从日常的口腹之欲到仪式化的道德政治，实质都与功利欲求的满足相关。墨家、法家等虽与儒家的具体观点存在差异，但对“美”基本持实用主义态度，墨家认为“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墨子•非乐》），将“美”作为基本需求满足后的追求，并主张务实、节用反对过分追求奢侈、装饰之“美”；法家反对脱离实际的形式美，主张物用与审美有助于社会秩序和统治效率。在中华传统手工艺实践的发展历程中，对于实用之“用”或意义之“用”的理解和追求，作用于造物的实践过程和对所造之物的判断，因此塑造了美的形态，形成了美的内涵和风格。

（一）物质之用与“美”的形态

在具体造物实践过程中，从物质之用出发，不仅在于实用性的目的，也直接决定工具、材料和工艺的应用与发展，体现为惜物、适人、求实的原则和理念，并在不断探索和改进的过程中形塑了不同工艺门类的“美”的形态。

以中国传统织造工艺为例，不同历史时期持续改良缫丝工具和纺车、织机等，注重通过温和加热及恰当牵引等保持蚕丝完整性和质量，以顺应纤维原料的自然属性；不断探索优化人机操作结构，实现从手摇纺车、脚踏纺车到水力大纺车发展，纺织过程更加简洁高效；尤其是提花织机工艺的持续发展，使提花织造的纹样图案更趋复杂和精巧，形成对称、连续等骨式图案与二晕色、三晕色、逐花异色等复杂配色，以及绒织、织金、妆花等工艺效果，民族文化的程式化符号、色彩观念和象征体系由此在织物、服饰中得到自如表达，并在海外传播过程中成为中华文化审美的象征。其中，缫丝之尊重物性，纺车之适宜人力，织机之高效精工，造物过程中的实用观念和原则作用于材料、工具和工艺，形塑了所造之物的“美”的形态。

另以中国传统建造工艺为例，自西汉起形制小巧的条砖逐渐替代体积庞大的空心砖。原因在于，条砖的制作工序相对简单，砌筑方式灵活多样，承重性更强，而且条砖尺寸符合人体操作尺度，当其标准化、模块化定格为“一掌之握”的尺寸时，即进一步提升了工作效率。正是由适人、务实的材料和技术推动，中国传统建筑之美在形态发生改变——先秦至西汉以空心砖砌筑墓葬椁室，体量庞大，形态规整，通过预制构件营造封闭空间，以叙事性浮雕纹样表达“事死如事生”的礼制观念，寄托儒家“慎终追远”的精神；西汉以降条砖量产广为应用，模块化特征催生了“玉带墙”“空斗墙”等砌筑法，砖缝韵律展现结构之美，条砖砌筑技术催生拱券结构，消解木构建筑的时空限制，而且条砖标准化量产使砖雕从庙堂走入市井，民间题材不断融入，并进一步推动砖雕技术飞跃，宋代出现全雕凿砖雕，明代发展高浮

雕、透雕工艺，清代砖雕纹样刻度加深，形成“一砖一世界”的立体美学，如苏州园林的砖细门楼通过条砖拼合实现“尺幅千里”的意境转化，传统建筑装饰从图像叙事进一步转向空间建构。

中华传统手工艺在实践中基于惜物爱物、适人利人、务求实效的观念和原则，不断推动工具、技术、功能的革新演进，塑造形成中华传统造物艺术的“美”的形态。

（一）循“理”制物的思想观念

中国传统思想认为，人与物彼此在意义和价值上是平等的。道家主张物我一体，儒家孟子提出人之“性善”包含对他人他物的同情，主张以“义”而非以“力”和“利”待人接物，反对以强力和利益对物进行支配和利用，因而是与万物共同分享生命体验，形成“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的人心容纳万物的境界。

在这个人与万物亲密的、非工具性的共在的世界里，对造物之“用”的发掘建立在作为本原的“道”“理”的基础上。道家提出“道”，法家韩非提出“理”，“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考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韩非子•解老》）“道”生万物，“理”是“道”的表征，“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且“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物受“理”的制约，人须循“理”制物。“……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万物莫不有规矩。……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韩非子•解老》）循“理”制物是人实现目的的路径，也是制物、造物的法度、规矩所在。即韩非谓“衡诚县矣，则衔概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 （《韩非子•奸劫弑臣》）荀子言：“故绳墨诚陈矣，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矣，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荀子•礼论》）

在人与万事万物平等共在的关系里，制物、造物不是主观目的的任意实现，而是依循共通的本质和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爱物惜物与适人利人并不矛盾，有用与无用皆可为美，根本在于生命本原、本性的呈现。相关研究指出“为更加强调‘道通为一’的美学原则，庄子甚至带点‘矫枉过正’的意味推崇形体丑陋残疾的生命体为得道的本真生命存在样态，以‘棒喝’的震惊效果让人由此体悟、觉醒到生命体之所以为美的枢机所在。”

（二）以物载“道”的实践路径

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思想也将“物”视为人伦关系的媒介，所造之“物”呈现“道”“理”，也是礼、法的形式化，并将作用于人的真情实感，从而达到礼治天下的最高境界。

法家以寓言阐释有“形”的必要性——“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韩非子•外储说》）有“形式”才可见、可知、可辨，理、法等发挥作用也如此。儒家主张，社会的“礼治”、规范和教化要出自真情实感，并最终成为人们出自天性的自觉要求，从而达到“成于乐”“游于艺”的境界。因此，传统手工艺的意义之“用”是抽象观念的形式化，并将实现感性的陶冶和共鸣。所谓“器以藏礼”“制器尚象”等，使器物承载礼，昭示礼，使礼之真义可通过器物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形象直观，因而经由器、物的承载加以表达和应用。

由于礼不只是外在的规约，更是内心的启蒙，成为内在的主体人格的基础。在传统中国，不仅庙堂礼器、冠服、建筑等昭示礼法威仪，民间普遍奉行诗礼传家、耕读传家的价值观念，器物的纹饰等大多以儒家美丑善恶观念为主题，传统造物将礼俗中的伦理价值观凝练为视觉符号，可视，可感，并化为观念和实践。

（三）以农为本的生产方式

这种齐万物、重德性的思想文化与中国历史上以农为本的生产方式有关。由于农业经济以土地为生产基础，以植物作物为劳动对象，依托光照、水源、风力等生态物候因素，通过劳作获得生活资料，人对自然具有高度的依附性，必然在观念领域全面肯定自然价值。人与物是平等的，有着共通的本原和本质；人与物是相互依存的，人以共情、无我之心与物相待；所以既讲惜物爱物，也求适人利人。

但在农耕劳作中，人也是具有自主性的，劳动力的投入、生产技能的提高将决定收获，人在勤勉劳作、经验积累、智慧认知的过程中获得把握自身命运的可能性，因而形成人本主义的观念。人可原道循理以制物、造物而实现自身目的。加之农业生产是一种由“德性”创造价值的生产，要求勤于劳作，坚忍不拔，需要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等，农业文明因此形成相应的道德教化，由土地滋养的“德性”观讲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乐天知命，故无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因此势必作用于文化创造的各领域。在传统手工艺的造物实践中，不仅制作礼器，作为表意符号以具象的形态表达抽象的社会政治伦理观念，而且通过服饰、器具、建筑等以物态形式彰显现实的政治、人伦秩序，因而也构成意义空间。

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文明发达，农耕劳作依赖自然节律，重视“家国同构”的团结协作，以实实在在的耕种劳作为根本，形成顺应天时、重视伦理、勤劳务实的社会观念和民族性格，不仅以“实用为先”的态度对待生产，也以之衡量文化，“用”与“美”因此具有一致性。

结语

中华传统手工艺作为造物艺术，不同于“美的艺术”，离不开物质生产和实用需求，与之相关的审美经验既是审美的直觉、直观、移情和顿悟，也依托于完整的生产生活体验，理性化的知识、技术、实用需求以及物质的材料、工具等都无可避免地对其产生影响，甚至关于造物艺术的“美”的感性体验本身即源于相关物质基础、工艺实践过程和需求。因此，“用”作为目的、原则以及实践的过程，规约和塑造了手工艺造物之“美”的形态、内涵、功能和风格。在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中，实用之“用”与意义之“用”的阐释构成圆整的逻辑体系，其统一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思想体系，并在实践中发挥影响。

总之，中华传统手工艺审美观念中“用”与“美”的关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也成为认识和把握现代中国设计发展的范型之“范”和规矩之“畴”，从而持续构建中华造物艺术之“物”的体系和人文精神的世界。

殷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田野》学术辑丛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