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与“夏”相关。从音韵学来说,“雅”与“夏”古音相通。清代王引之指出:“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传》齐大夫子雅,《韩子·外储说右篇》作子夏。”雅、夏互通的例子,在《荀子》等著作中亦能见到,兹不赘举。

“夏”指中国之人,所谓“中国之人”,是相对而言的,“以天下言之,则中原为中国,以列国言之,则王都为中国”。从语音来说,“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国之音不尽正,故以风名是也。……诗之所以名雅者,虽亦包王政而言,实以其为王都之正音也”。西周王畿乃夏人故地,周人与夏人关系密切,二者语音相同,周人常以“夏人”自称,称自己的音乐为“夏乐”。清人张行孚指出:“风雅之本字,当作夏字无疑矣。”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孔子诗论》中,对《诗》的分类是讼、大夏、少夏、邦风,“讼”即颂;“大夏”即大雅,“少夏”即小雅;“邦风”即国风,汉初避刘邦之讳,改“邦”为“国”。夏与雅之间的关联,于此可见。

还有一个原因。雅还是一种乐器,《乐记》载:“治乱以相,讯疾以雅。”郑注云:“雅,亦乐器,状如漆筒,中有椎。”“雅状如漆筒而弇口，大二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鞔之，有两纽疏画。”雅作为乐器，用于夏乐的演奏。《大夏》引申为乐调名，指天子之乐，或周王畿之乐调，即正乐。

雅为王都之正音，蕴含着正式、规范和权威之义。四方之音，各有不同，众声喧哗，难以交流，不利一统，所以在隆重而正式的场合，需以雅言为准。孔子做了很好表率:“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诵读诗、书，主持典礼，皆用雅言。西周以礼乐治国，凡是合于礼乐，表征了官方权威和正统的文化符号，皆可称“雅”。所以，雅的意蕴，由王都之正音拓展到了与国家治理有关的事项，即“言王政事谓之雅”。

与王都之正音相对的，是四方之音，列国之土音，所以《诗经》名之以“风”。风和雅是并存共生的。“雅”必然是合于礼乐制度的,“风”却未必,“风”里面与礼乐制度明显有违的，便是郑卫之音、桑间濮上之音因为郑卫之音情感热烈，背后所反映的民俗直露大胆，不合礼仪，却对时人产生很大吸引，就连统治阶层也颇欣赏。郑卫之音对雅乐造成了冲击，尤其正当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孔子及其门徒将其视为乱世之音、亡国之音，予以激烈批判，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提出“放郑声”，子夏贬斥它们“皆淫于色而害于德”。

“雅”与“郑”时常相提并论,“郑”是“雅”的对立。扬雄在《法言》中提到:“或问:'交五声、十二律也，或雅、或郑，何也?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王念孙《读书杂志·法言》释曰:“'多’，读为'哆’。哆，邪也。下文云:'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哆’与'多’古字通……多、哇皆邪也。'中’亦'正’也。正则雅，邪则郑。'多哇’与'中正’，正相反也。”“雅”代表正,“郑”代表邪，其价值判断昭然。《荀子·王制》中有言:“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将夷、俗、邪三种音乐与雅音对立，因为它们全都不符合儒家中正之规范。

以礼乐制度为基础的“雅”美学，成为朝廷美学的风格特色。扬雄以“中正”二字释“雅”，很得其精义。朝廷美学，体现出的便是“中正”不偏不倚，讲究法度，正大庄严，代表了朝廷的规范、法则和威权。举凡文学、音乐、服饰、书法、绘画等文艺形式，皆具有此一特点。

以古琴为例，先秦时期，琴与瑟并称，皆为伴奏乐器。在汉代，琴与瑟分离，琴大受士人青睐。时人更注重琴的道德内涵。班固释琴:“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这一说法在当时颇有代表性，乃时人的普遍认知。后汉李尤作有《琴铭》:“琴之在音，荡涤邪心。虽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郑，浮侈是禁。条畅和正，乐而不。”同样是推崇琴的社会教化意义。琴被置于儒家礼乐美学的语义场中加以看待，因此有“雅琴”之名。到了六朝时期，琴的道德意义减弱，审美功能凸显。

与朝廷相关的文学写作，无论是诗、赋、颂、诏等诸般文体，代表朝廷的权威，足为万民之表率，皆需庄重、中正、典雅。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明确提出“奏议宜雅”，刘勰亦提出“颂惟典雅”“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所谓典雅，在刘勰看来，即“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也就是符合儒家的礼仪与规范。宋代李昂英《示儿用许广文韵》一诗中有言:“官样词章惟典雅”，皆指此意。明代曾鼎在《文式》中对诸种庙堂文字的风格做过总结，如颂“宜典雅和粹”，乐词“宜古雅谐韵”，碑“宜雄浑典雅”，碣“宜质实典雅”,诏“宜典重温雅”,册文“宜富而雅”。“为文典雅，有训诰之风”“乃原本六经，一出以典雅”，即是此意。因此，统治者亦加意推行此一风格的文字，“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纯正典雅。宜选其尤者，刊布学宫，知趋向”。文章如此，诗歌亦相类。凡与歌颂帝王功德的诗文，需要有典雅之气。《诚斋诗话》中提到:“褒颂功德五言长韵律诗，最要典雅重大。如杜云:'风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八荒开寿域，一气转洪钧。’又云:'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持绣户，日月近雕梁。’李义山云:'帝作黄金阙，天开白玉京。有人扶太极，是夕降玄精。 七言褒颂功德，如少陵贾至诸人倡和《早朝大明宫》乃为典雅重大。”《诗法家数》亦云:“荣遇之诗，要富贵尊严，典雅温厚。”其他艺术类型，亦有此一特点。

如上所说，朝廷美学所追求的中正、典雅，旨在凸显中央集权统治的权威，所以，与其相关的诸种象征符号皆需庄重、内敛、谨严而有法度与此相悖的现象、行为或作品，如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外露、风格的狂野都会受到贬斥打压。郑卫之音的际遇即是如此。唐太宗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而排抵王献之的书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羲之的书法更为古朴雅正，更符合儒家审美意识形态，而献之的书法妩媚张扬，与此不相契合。唐代书大放异彩、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书法备受称扬，即因楷书有法可循便于推广。尤其是颜氏书法，法度森严，气象雄厚，加之其人忠君爱国的浓重儒家情怀，以“中正”之名受到称扬。五代以来朝廷设立的画院，其绘画风格虽多有变化，但在审美精神上有其内在的一致性,“无论北宋'院体’、'宣和体’，抑或南宋'院体’山水，皆不离典雅精工的主旨，反映了皇室文化的要求和趣味”。

还应看到，朝廷美学，因一味追求谨严和法度，太过注重形式，往往流于形式，缺少变化与创新，于审美性和艺术性上并不强。明人编的《字汇》中，释雅为“正也，常也，素也，仪也”。“素”的本义是白色绢布,质而少文，平淡乏味。魏文王对子夏讲，他听到雅乐昏昏欲睡，即是因此。至其末流，便是书法上的馆阁体、文学上的八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