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4月至9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发起“物质文化与设计研究青年学者优秀论文评议活动”，向全国青年学子公开征集论文。论文评议工作经初评和终评两个环节，评议出优秀论文25篇，其中一等奖5篇，二等奖10篇，三等奖10篇。本期推出的是第三组工艺美术和设计理论 二等奖——《南宋事功学派艺术视野中的物用思想》。全文如下：

三、“义利”观影响下的南宋物用致用观与批判精神

“以利和义”的义利思想，是事功学派功利主义的基本主张，这不仅将传统儒家所不屑的“贵义贱利”之“利”，提升至社会建设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放置在社会经济的层面论述，更认识到了商品经济与文化艺术结合对国家、社会的作用。质言之，义利观的务实性，落脚于宋人在社会物质生活层面的欲望需求，“义利”所言之物皆着眼于与人相关的日常生活之事。其中人心和利欲的论说，更是影响着艺术创作取材的生活化，以及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从而发挥艺术在社会中关注市场、宣扬教化、务实等致用功能。

这一学派之所以名为“事功”，是因为其最早提出了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事功”思想。他们针对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君子寓于义，小人寓于利”（《论语·里仁》），以及遵循儒家思想的历代君王提出的“抑末厚本，非正论也”[43]的“重义轻利”的“道义”主张，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在肯定“义”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利”被提到了“义”的前头；并且，在“农业利薄……隙时，籍他业以相补助”[44]的南宋社会，尤其是浙东地区学者开始提出“崇义以养利”的“义利”思想。正如吕祖谦[45]所说：“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46]事功学派治史的路径，即置身历史语境之中看待问题，作史学研究其要义在于“掩卷自思”，治史目的不仅限于钻研历史，而是需要“有益”，即应用于社会。

（一）手工艺——关注市场接受与实用

南宋的商业、手工业在宋室南迁的人口流动中发展起来，并在四方辐辏的江南逐步形成艺术生产生态系统。长江因航运成了南方的商业要道，南方商业发达，这一时期货币流通、交引（证券）流通。东南沿海、南部沿海对外贸易显著，其中丝织品、瓷器等销量规模可观。商业的发展致使人们对“功利”、对物以致用加以思考，事功学派中一部分重商、“以利和义”的思想得益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士风民俗，富民强国的思想寄托，使得这里的士人思考“官民农商，各安其所而乐其生”[47]，他们对照历史与当下的现实教训，尤其是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四民者”皆“百姓之本业”[48]。在这种事功思想的氛围中，永康等地已经呈现出“五金工匠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的百工汇聚的热闹场景。南宋社会的商业在农业基础上兴盛起来。基于这样的经济支撑，浙东地区出现的手工艺，辐射江西和福建形成的南宋手工艺生态链，也滋养了事功学派的“义利”思想。

与此同时，士人的才情也为南宋艺术注入了新的色彩。更为重要的是，多重的生产需求导致了手工业的专业化生产及商业的繁荣，使得艺术向着市场化、商品化、经济化转型。如宋代繁荣的剪纸艺术，其展现的图案、花样反映出当时剪纸水平的高超，甚至出现了以剪纸谋生的手艺人“向旧都天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其精妙，随所欲而成。又中瓦有俞敬之者，每剪诸家书字，皆专门。其后忽有少年能于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更精于人”[49]。剪纸工巧求奇，出现了在袖子中剪字的惊人技艺。事功学派的“义利”还表现为重视民生的生产活动。受到“义利”的宣扬和教化，宋人追求义利，其生活中艺术的现实功利价值被肯定。仍以剪纸为例，其花样的寓意寄托着宋人的精神需求，尤其是逢到祭祀、纳祥、节庆等活动时，百姓依照岁时风俗自发参与剪纸活动，剪年幡给“家长年龄戴之，或贴于门楣”以求喜庆吉祥、消灾降福，剪春胜、剪春花迎春，剪华胜祈盼人丁兴旺，剪灯花以盼日子红火等，民间艺人也或多或少受到社会中“义利”思想的影响，从民俗的角度来说，表现为剪纸的文化意义，即通过剪纸花样寄托风调雨顺、财源广进等“义利”的祈盼。“义利”观影响着艺术表现形式，还影响着南宋纺织生产，民间纺织由“雪团落架抽茧丝，小姑缲车妇织机。全家勤劳各有望，翁媪处分将裁衣”（赵汝鐩《耕织叹二首其二》）的家庭自给型，转向“商人贩妇，往往竞取，以与吴人为市”[50]的市场供销型。艺术随着“义利”观出现了强调关注社会现实、具有实用价值的致用现象。

（二）南戏——传播义利、针砭时弊

商业的繁荣带动了艺术在民间的兴起，手工艺制品地域化特征也愈来愈强烈。“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自给”[51]，像清江纸、景德镇瓷器、饶州铜镜等方物将儒学之道主体化、情感化，使得外在之道内化为主体之意，这个转换过程是审美主体诞生道的过程。再如，表达百姓生活、百姓趣味的审美意识和文艺作品，如勾栏瓦肆中的说唱以及话本、平话等盛行。出现了针砭时弊的南戏，南戏艺术对社会生活的批判，反映了艺术求实效的致用思想。就在事功学派兴盛的浙东地域，发展出了南戏。起初浙东地区表演着一种民间小曲，“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52]。随着宋室南迁，许多北方的艺术形式也被带到了南方。这种民间小曲便融合了词调、唱赚、诸宫调、大曲等艺术形式，并由众多角色说唱、对唱，表演场景走向了瓦肆。为了使南戏更具有戏剧性，其戏文由书会才人编写。他们由四散的教坊乐工组成，有的书会吸纳了部分文人参与写剧创作，甚至社会中兼通“抚琴、下棋及善音乐，艺俱不精”[53]的“闲人”参与创作。事功学派的“义利”思想通过书会才人进行艺术加工，由“伎艺”者呈现在市井之中，使得“义利”思想融入在艺术活动中被百姓所识。

“义利”思想对南戏题材的影响，最直观的是通过表现现实生活对社会进行批判，文人通过剧本传递思想，百姓敢于通过表演抨击某些社会现象。如浙东地区九山书会创作的南戏《张协状元》，表现士人为官玩弄权势的《祖杰戏文》。书会才人将这些社会现象收录并编排成剧本，以此批判当时寒门科举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以至于权贵及部分士人认为南戏的创作内容损害了知识分子的形象，于是“赵闳夫榜禁”[54]，朱熹在为官地颁布禁戏令，“俗之淫荡于优戏者在悉屏戢奔遁。及下班莅政，究严各宜，不事小惠”[55]，禁戏事件频出。但是这并不能阻碍南戏对社会现象的批判。由此，事功学派的“义利”观在艺术表现中呈现出致用的一面，即艺术创作在文人的指引下传递着批判精神。

这种批判精神实为事功学者为国强民富进行的思考。于是，通过南戏剧本批判封建礼教下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王魁负桂英》、抨击寒门子弟初入官场攀附权贵易妻现象的《赵贞女》，以及突破世俗追求自由恋爱的、歌颂婚姻自由的《王焕》，揭露抗金时期忠奸的《秦桧东窗事犯》《贾似道木棉庵记》《苏武牧羊记》，传递着事功学派“国家凭陵之耻，不可以不雪……舆地不可以不复”[56]的功绩、“每堡以二千家为率，教之习射……共相戍守”[57]的实政、“不恤世间毁誉怨谤”[58]的立世思想，以及反映百姓生活的《王祥卧冰》《杀狗记》等，皆有维护封建伦常秩序的说教意味。事功学派的理论家们提出的“义利”思想是艺术形而上层面的指导思想，“求经学之正，讲明时务，本末利害，必周知之，无为空言，无戾于行”[59]的务实主张影响着南戏的剧本题材选择与丰富着南戏的审美精神内涵，也发挥着艺术在民间的批判、说教、说理功能，即艺术表现中的致用观。可见，事功学派具有较强社会意义上的经世致用的学理主张，在艺术上表现为力求以艺术形式鞭挞空谈义理的社会现象，传达安邦济民的现实意义。

（三）绘画、音律——务实与淳化风俗

事功学派的务实理论还影响了部分南宋艺术家对艺术的品评与认识，他们在努力寻找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时，在思想层面上，更加突出艺术的功能性。如，邓椿有言：“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皆含毫运思，曲尽其态，而所以能曲尽者，止此一法耳，一者何也？曰：传神而已矣。”[60]他认为绘画的范围可以拓展到天地万物，这就促使画家留意世间万物的精妙之处，也就包括社会生活中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以及世俗生活的场景，从而通过画面反映事物百态，在情节、诗画一体中表现“明劝诫”“助人伦”的社会功能。南宋刘履中绘有《田畯醉归图》，该画呈现出南宋时期农耕社会中农民与村官和谐一家亲的情景。南宋的风俗画以写实的手法绘制百姓的衣食住行、娱乐等，如货郎、婴戏、归牧、盘车等题材适应了百姓趣味，其在淳化民风民俗、弘扬仁爱友善精神、助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除了风俗画之外，南宋文人画家对植物的绘制冠以人品与道义，以此传递教化内涵。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画谱由序、绘画、命名、诗词组成，其中与百态梅花相对应的名称与诗词，多落脚于道德礼义之中，将描绘梅花拓展到以梅花形象比赋社会礼义道德的说教功能上来，使艺术发挥弘扬礼乐精神、淳化风俗的社会功用。

南宋事功思想指导了士人“致用”的事功之学，影响着追求务实日用的社会风气，于是，南宋重“物”的实用之风，也塑造了当时艺术批评理论中以实用和物用为标准的价值尺度。例如，郑樵就以务实为标准，提出了不同于“理学”价值导向的艺术观点。叶适对《后汉书·律历志上》中记载东汉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对音律难继的看法予以评价，由于音乐难以记录，因而，其在传承过程中难以被世人理解，即便“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只有“心达者体知而无师”[62]。叶适又生发出“物不验不为理”[61]的学理观点，即任何学说需要通过实践检验其理论，一切学理总会在社会活动中获得其传输途径，从理论的高度验证了艺术致用的重要性。在事功学派的影响下，郑樵批判了当时文人对诗歌讲究辞章而轻音调乐律的态度：“今乐府行于世者，章句虽存，声乐无用。崔豹之徒，以义说名，吴兢之徒，以事解目，盖声失则义起，其与齐、鲁、韩、毛之言诗，无以异也，乐府之道或几乎息矣。”[63]同时，乐曲在诗歌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64]，也就是不能把辞章之学、义理之学的恶习带入音乐与诗歌创作，从而强颜附会儒家思想。他谈及“积风而雅，积雅而颂，犹积小而大，积卑而高”[65]，强调了艺术需植根于现实生活，汲取于市井民谣，是百姓智慧的结晶，从而反映且适应百姓生活意义与趣味的功用，方能实现艺术形式与功用的统一。可见，在事功思想的引领下，南宋的艺术批评也倾向务实致用。

结 语

南宋事功学派对道器关系的阐释建立在义利观的基础上。事功学派所说的道与器，是论述物的两种属性。“道器之辩”的传统艺术理论长久以来依存于中国传统哲学思辨，其在宋代艺术史中依然有一定地位。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事功学派主张“道原于一而成于两”，不再将道奉为抽象的“形而上者”，并强调道器相依。若是将艺术观、艺术理论归为“道”，文化、技艺等形态的艺术表现理解为“器”，道器相依是南宋艺术理论的一种实践认知内涵。

质言之，事功学派基于道器相依，揭示南宋艺术中的功用与儒学伦理交互形成的艺术认识，在物兼道器且道在器中的前提下，认识到了基于南宋社会生活中的艺术理论与面貌，体现出道、器、人、物缺一不可的物用观及致用观。换句话说，事功学派的义利观成就了南宋艺术理论与表现的认识。从南宋的艺术表现形式中，不难看出以“通商惠工”作为兴艺的理论手段。事功学派亦是在“人欲”和“利”的系统理论下，驳斥了以往“存天理，灭人欲”的“师古守经”的思想禁锢。其价值观的表现，在艺术观上可以理解为艺术形式的“世俗化”“平民化”以及致用色彩。这表现为南宋艺术重视并发展了“与民同乐”的艺术活动，以商业、娱乐带动艺术多样化形式的产生。整体化、场所化、意境化的“顺民心”“惠民”的艺术形式，于是有着社会意识的绘画、百戏、南戏等综合文词、唱调及空间场所营造的艺术形式应运而生。南宋艺术更注重艺术的实际功用。自唐宋变革以来，艺术功能性与致用性需求在南宋彻底转型，尽管存在着传统文化重意境的形迹，但是其中已贯穿着以实用思想为主的理性意识。[66]总之，南宋士人对艺术的阐述立足于传统儒学体系，并融入事功学派“经世致用”的艺术功能理论，将艺术作品“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扩大至“天人合一”的境界，力图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