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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蔡花菲:论祭祀瓷器色彩伦理的嬗变(二)
时间:2025-09-02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0      分享:

编者按:2024年4月至9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发起“物质文化与设计研究青年学者优秀论文评议活动”,向全国青年学子公开征集论文。论文评议工作经初评和终评两个环节,评议出优秀论文25篇,其中一等奖5篇,二等奖10篇,三等奖10篇。本期推出的是第三组工艺美术和设计理论三等奖——《正色之尚:论祭祀瓷器色彩伦理的嬗变》。全文如下:

二、文化动因:祭祀瓷器五色格局的实现与伦理承继
(一)、对应与象征:瓷色发生机制与五行体系的物质关联、祭祀互通  
瓷器“五色”实现的过程,体现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多维交织的特点。从物质属性来看,瓷色呈现的载体——胎、釉、料,由汇集“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矿物质原料组合而成。从瓷色发生机制看,瓷器以“土”为原料,以“水”为混合介质,以“金”为釉料,以“木”为燃料,经过窑“火”的高温烧制,幻化为晶莹通透的万千瓷色。与河流、山川亘古同在的“水”与“土”,在东西方文化中被视作生命之源、万物之本。女娲、普罗米修斯或者耶和华取土造人、灌注生命灵气的神话故事或许各有侧重[31],瓷土是一种含高岭土的黏土,可塑性极强,变土为金的瓷器烧制被古人赋予了神秘色彩。从瓷土分布的规律来看,“土”与“金”相伴,瓷土周边常伴生金属[32]矿产。早期青瓷所用的草木灰以木材、金属矿物质为主要原料,两宋青瓷、明清红釉的呈色取决于氧化铁的氧化(O2)或还原(Co)状态,青花、祭蓝以氧化钴为主要发色剂,娇黄通过铅釉发色……显示了“金”在瓷器呈色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五行之“木”,伴随着瓷器产生的全过程。古代夯土筑造,辅以土砖建造而成的龙窑,历经几个昼夜烧制出的不仅是官窑精品、皇家祭器,也铸就了华夏匠心、中国风骨。纵然快捷便利的现代电窑、燃气窑、高科技数码窑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龙窑、馒头窑,但是“土建而成”的传统窑炉,以木为燃料获得的沉静厚润的古雅瓷色是无法复制的。南方瓷区首选的优质松木燃料,在煅烧过程中释放出的独特油脂,与釉面发生一种独特的化学变化,呈现莹润透亮、温润细腻的色泽,厚重沉稳、金光内蕴。“木”往往也是植被丰富的瓷区制瓷工具的主材,在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等主要瓷业产地,出于防滑、吸水、保护坯体的考虑,窑工们采用不施漆的木板来托装瓷坯;画坯、装饰的师傅所用的工具、画笔主要用竹木制成……体现了制瓷业“源于自然”“师法自然”的文化传统和五行内化的机制。
五行之“火”使瓷器成型呈色,“火”也是祭祀活动的重要媒介,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层面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从物质层面而言,火的使用是人类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火可以烹煮食物、满足生存需求,可以驱逐野兽,保障人身安全;从艺术巫术说的角度而言,火具有趋利避害的功能,原始壁画中的熊熊火焰,具有一定的宗教性、巫术性目的。从祭祀文化的角度而言,火具有去伪存真的功能,所谓“真金不怕火炼”,火的煅烧物品质纯粹、性能稳定、质量卓绝。无独有偶,祭祀所用的陶器、青铜器、瓷器,都经由火的高温铸造、煅烧而成型。瓷是土与火完美结合的艺术,烧成前后呈现迥然不同的视觉变化。这一外在视觉形态和内在的本质属性的巨大差异,远超原始先民的认知范围和理解水平,赋予其一定的神圣感和崇高感。上古时期,持续几个昼夜、在烈焰大火中发生的烧陶冶瓷的活动,掺杂着对烧制效果的祈愿与担忧,与祭祀活动有着相似之处。
祭祀中的“火”,是通达人神两界的特殊媒介。祭祀主体寄望于通过火改变物体的性能,转换和连接另一个空间维度,以表达敬意、传递心愿、祈求赐福。火一方面是超越物质时空的途径,在“人与神”“生与死”“古与今”之间建立超跨对象、时空、质态的桥梁,实现多维度互通的勾连;另一方面,火在燃烧中产生的烟雾有助于营造神秘的宗教气氛,甚至催发、渲染祭祀群体的共鸣。火的温度在生理上给人温暖感受、升高体温的同时,烟雾熏灼双眼、幻化物像、渲染情绪,容易滋生与神灵、祖先相通的思维幻觉。如此,在虚实难辨、人神似通的意境中完成绝地通天的祭祀祈愿,获得心理满足和精神慰藉。
总之,瓷的天然矿物质属性,体现了五行文化万物本源的生态特征和循环往复的哲学意蕴。瓷色的构成因素与五行密切相关,瓷器耐酸、耐碱、抗腐蚀性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传统色彩的原貌,使得瓷器由青瓷为开端,迈向了象征皇家威仪的宫廷祭礼之地。如果说“对应”与“象征”是五色体系内在运转的思维方式,那么瓷之“色”与“形”则由表及里的深入祭祀心理的内核。
(二)、感应与通感:宫廷祭祀色彩的心理机制
古代祭祀经历了“巫术——宗教——礼仪”的过程,是理性化发展的渐进之路[33]。盛行了数千年的感应、轮回、永生等巫术观念,仍在国人的思想维度有所影响。五行说伦理结构中,色与形通过与五行、方位、时节等的对应体系,通达人神,实现祈愿。按照弗雷泽先生的观点,感应是巫术宗教的核心,物的神化是祭祀法具发生作用的内在驱动[34];彭德先生强调的是,五行五色体系具有的通感和统觉、象征的特征[35];汪洋先生认为:“五行说”的核心在于五色,颜色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一种伦理符号,成为祭祀秩序中无声的语言。五行伦理象征体系,强调色彩在祭祀活动中的对应、联想与交感效应。
“对应——通感——如愿”的天人交感体系中,颜色至关重要。作为一种显性的表征符号,在弥漫着礼乐之音的背景下,色彩的识别度、区分性、持久性、传播性都远高于文字、饰纹、音乐、造型等,更便于祭祀群体的会意与遵循,体现了祭祀色彩的文化属性、宗教意味、社会功能。正因如此,祭祀瓷器色彩的选择和应用,与文化内涵和社会关系相互关联,构成了一种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伦理序列。无论是宗教性的感应,还是礼仪性的象征与通感,祭瓷五色实现了伦理框架内视觉特征的对应、祭礼文化的融合。祭礼中,瓷色充当着“物-人-天-地-神”这一隐性的宇宙交感体系链接的媒介。祭祀主体的祈愿通过器物色彩符号,传递给祭祀对象,祭祀对象通过色彩、造型涵义,获得感知、给予回馈。
祭祀感应、祈愿实现的具体发生机制无从考证,不过依据祭祀文化的文本、图像、实物的历史资料,可以试图剖析一二。无论是泰勒《原始文化》所说的“联想法”和“类比法”,还是弗雷泽《金枝》提出的“顺势巫术”和“接触巫术”的概念,原始灵媒与神灵(或神秘力量)沟通、应验的逻辑中,灵媒物性与神性的内在关联是至关重要的。同时,祭祀主体的虔诚态度是祈愿实现的前提,斋戒、沐浴、排除杂念,在时间上更早的进入天人沟通、感应的准备状态。不晚于周,天人交感的祭祀活动中,帝王替代了巫术阶段的巫,代表天下众生通达天人两界。祭祀心理的特点颇受东西方学者关注,例如弗雷泽先生称作取悦和讨好[36]。陈来先生认为这是一种源自周公和孔子的内化的儒家精神气质的指引[37]。后者更适宜于在中国话语体系内讨论。儒家正统思想中天人合一、万物有灵、心灵感应的理念,是祭祀文化传衍的内在动力。《易•系辞上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尊卑贵贱,等级序列的层级观念,是上古时期建立的重要的社会治理的法度和人际关系的坐标,以周易为开端,乾坤阴阳始作万物之序的伦理网络,社会的运转、前进,在生生不息的阴阳交替并行,这套隐现的经纬伦常使得君臣民众各得其位,和谐共处。近万年来传衍更迭,封建思想随着科技发展逐渐消散,但是这种人和物、征兆与暗示的思维模式很难在国人意识中根除。诚如商周之际已经确立的以祖先配享天地和郊天禘祖之礼,在今北京前门的天坛、定安门外的地坛等地名保留,并作为祭祀古制遗存而保留。
祭品、祭器的法度,还包括其在祭中、祭后的规制。《礼记•礼运》记载:“君与夫人交献,以嘉魂魄,是谓合莫。然后退而合亨,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祭礼过程中的祭品(包括祭牲)也沐浴着神灵的恩泽,祀后通常需要分食,以便将神灵福瑞化入体内,在未来兑现、灵验,所谓“合莫”。例如,清代就有分食祭肉的习俗。五色祭瓷多陈列于皇宫祭台、宫廷别院,或由皇帝赏赐给臣子、贵族。这种是一种维护神权、皇权的强制性、垄断性行为,但是其执行力度随着皇权中心的疏离而降低。明清坊间出现了瓷色“僭越”事件频出,但是官家的“色禁”政策并不能垄断官色官器,反而产生了屡禁不止、因禁而盛的瓷器色彩僭越现象[37]。
(三)、延续与一统:五色体系的连贯性和思维方式的承传
从发生说的角度而言,艺术与宗教活动息息相关。庙堂发展而来的建筑艺术、佛像衍生的雕塑艺术、庙堂装饰演进而成的绘画艺术等,反映了艺术作为宗教文化衍生品的事实。从某种意义而言,艺术的形式受礼制文化的影响,保留着宗教、教化性的痕迹。观念作用下的审美有时反而成为一种文化样态,推动审美本体的发展。明代建造的皇家宫廷——故宫,其建筑气势磅礴、雕画精美、色彩有度,彰显了古代东方建筑的艺术品格,其色彩法度更体现着对五色体系的深层考量;宫廷祭奠节庆,帝王着五色龙凤吉服、以五辂[39]代步、缀五色结带、扬五色旗帜,其象征意味早已超越了审美价值。从理论上看,物象的审美特征和伦理特征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但是二者显与隐有别,在流传中会出现暂时分离的情况,即因审美因素而传播、因伦理观念而“禁”。这也反映了伦理观的历史局限性。作为封建社会的主旋律,五色观是皇家建筑、宫廷仪仗、品冠服饰、皇家礼祭、凡器日用等典章的内在指引。总之,周朝以来中华色彩文化的传承,以及在宗教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的统一应用,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连绵不绝、一以贯之的特点。
正如陈来先生所言:公元前500年左右的中国文化与三代以来的文化,是一种“突破”和“连续”交融发展关系,可以说中国文化非断裂的突变,而是呈连续性的传衍[ 40]。纵然色彩的伦理内涵因时空、文化信仰、观念系统的不同而变,儒家礼制热度高低起伏,但伦理秩序始终未曾远离皇权仪礼机制的中心。从逻辑学角度来看,色彩制度的延续性和连贯性,是保障文化通达、祈愿实现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如若朝令夕改、文化意涵频繁改变乃至颠覆,甚至出现文化承传的断层,那么祭祀的主体和祭祀对象在沟通、感知和理解上势必出现偏差,影响祭祀的效果。
从某种意义而言,色彩伦理是礼制文化赓续的内在锁链。伦理体系建立与应用,植根于华夏儿女的对应、象征、隐喻的思维模式。这种思想根源在于“绝地通天”的宇宙观,关注和强调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及逻辑体系。《易•系辞下》:“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从这个意义而言,早期东西方文化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内在结构及其逻辑模式,具有某种共性。这种对应与象征、感应与通感的思维方式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特质之一。祭祀文化里,常通过祭祀器物(替代物)的色彩、形态、材质与祭祀对象(象征物)的相似性建立二者的某种关联性结构,再依托意念传递与神性感应来实现祈愿。这个过程中,二者的共性是观念层面的逻辑基础,要害在于构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此及彼的思维模式。这种具有浓郁的东方意蕴的中国式思维模式,积淀为国人血脉之中的文化基因。
三、结 语
从青瓷礼东方的替代性满足,到祭祀瓷器五色格局与五行体系相统一的过程,体现了技术与观念、审美与文化双重作用下瓷色伦理的嬗变,展露了古代礼仪文化的一个切面。祭祀之礼,本质是以纲常纪法来模范等制、治理社会。这种以礼教为外衣的“文治”,容易被理解、接受、遵循。
中国伦理观与天、地、人相互观照的传统宇宙观密不可分,器物色彩之伦以自然之道、生活常物来比拟物色人伦,构建了以物序人、以色序礼的等制框架。这种显性与隐性、表征与本质、物性与神性的相互关联,依附于华夏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链条,是解读古代文化艺术的关键所在,也是后续有待深入的课题。
作者简介:蔡花菲,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导、副院长,英国考文垂大学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陶瓷文化与设计理论。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专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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