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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吴文治:中国设计学的别现代发展路径(三)
时间:2025-08-21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0      分享:
三、当代中国设计学的别现代路径

彼得·伯克将文化杂交总结于对象、术语、情势、反应和结果五个方面。[41]文化杂交的出现造就了“文化现代性”,全球化视角下的复杂交织发展出了属于我国独有的糅合文化,即文化主体性。反观当代中国设计学的研究,必定要将其置入“现代性”的历史语境进行探讨。因此,中国设计学的研究就是中国中心论和学科本体论的研究。[42]当前所呈现出本土性、文化性、原创性的缺失已经造成了学科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短暂的停滞。因此当前最重要的是中国中心论与设计学学科本体论的建构,别现代作为当代中国本土的新生理论,其所追求的正是“中国现代性”,而非“全球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正巧对应了当下设计学的发展所需,能够为其提供较为有利的发展方向。从中国设计学的发展来看,其由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组成,早年间由于生活需求形成对于设计实践的重视,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设计学逐渐转向设计研究与理论建构,侧重情感需求与文化承续。这就引出了第一个关键问题:在文化全球化的视域下,如何将本土文化与工匠技术充分融合,推动设计实践与设计学科的发展?这是首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中心论与学科本体论作为支撑中国设计学建构与转型的核心,通过正确的引导方向与适时的停顿反思来促进设计学的全面发展。最后坚持传统文化与前沿技术,解决社会问题与学科创新。当下生活模式的改变,使设计学的学科范式重建呈必然趋势,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路径也凸显其重要价值。受文化杂交背景的影响,中国式、现代性、继承性、创新性的发展路径要依托世界性、互融性、交叉性和跨学科性等条件来逐步形成中国设计学的现代特色发展路径(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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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当代中国设计学的别现代路径

(一)中国工匠与文化体系的底层逻辑

建立系统的中华文化体系与工匠精神的传承,是当代中国设计学发展的关键与前提。任何学科的发展,都需要依托本土文化才能进行,而工匠文化是我国劳动技术与日常生活开展的基础,是一切的起源与开端,具有极强的中国化特征。设计的本质是创造,工匠的本质也是创造,两者在学科发展上拥有同等重要的位置,相互融合发展也是必然趋势。当前工匠文化主要包含工匠技术、工匠理论和工匠精神三个方面,下面通过别现代理论的中国式、现代性、继承性内涵来对工匠文化进行重新建构。

一是推动传统与现代的工匠技术融合,赋能社会创新。工匠技术承载着人们生活的重任,利用手工技能或科学技术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看似是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生活系统,工匠技术的发展与改变引导人们的生活,同时生活的改变又反过来促进工匠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技术本身的价值已经超越了自身,进入了社会层面,对社会的发展与生活模式都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43]工匠技术的产物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特点,能够将本土文化进行可视化。随着当前生产技术的转变,技术产物的外在形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它对于文化的承载却始终没变。此外,设计实践的核心在于工匠技术,是直接作用于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创造过程,因而对于工匠技术的体系建构是首要问题。

二是建构工匠理论,完善设计理论的本土化。工匠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工匠文化的顶层设计,笔者认为其核心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技术创新与文化传承理论体系;技术传播与应用路径理论体系;技术发展与社会革新理论体系。其中,技术创新与文化传承理论体系是推动工匠文化走向未来的关键,对于文化的传承,更重要的是将其与现代性相融合,使其成为现代产物并进行创新。技术传播与应用路径理论体系是预判现代社会发展,拓展技术应用涵盖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点技术发展与社会革新理论体系,是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所做的实际工作。以上这三点都是工匠文化和中国设计学所稀缺的。

三是传承工匠精神,推动教学体系发展。工匠精神包含本体层和超越层,本体层通过传承工匠态度、精神追求等来提升技术产物的质量,邹其昌将工匠精神总结为“巧”“饰”“法”“和”四大要素,对工匠的创造行为进行规范与引导。超越层则上升到精神层面,是一种对于社会价值、人生信仰、生活态度的追求。[44]工匠精神是工匠文化的核心,引导着工匠文化的发展,也是当下文化自信的现实体现。当下与设计相关的工匠精神主要体现在技术服务、职业道德和企业制度三个层面,为各类社会行为的开展提供保障。[45]此外,工匠精神近年来已成为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核心与导向,我国拥有独特的教学体系和市场需求,设计学的工匠精神建构能够提高整体技术产物的质量和促进多元技术的发展,是尤为重要和极具价值的。

对于工匠文化的建构,能够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来对当代中国设计学进行完善,发展出本土化的工匠技术、理论和精神。中国设计学的发展,普遍有一种侧重实践应用而忽略理论发展的核心问题。笔者认为当下的设计学已不同于以往的生活需求,需要从现代社会的价值与现代性来重新看待,充分将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世界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建构出独有的设计学文化发展体系,在实现“世界文化共同体”的建设目标上,进一步突出中国设计学的本土优势与特色。

(二)文化主体与文化间性的顶层设计

文化性是当代中国设计学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内涵与结构,没有文化性的设计学是不能被认同的。在文化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当下,文化不再是独立的单一个体,而是在不断变化交织中转变形态形成的文化复合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替碰撞不断对文化的主体性产生威胁,不同文化边界之间的博弈使得本土文化的主体性逐渐模糊。文化拥有大量的活性特征,加达默尔曾将文化杂交称为“视域融合”,即过去与现在、自身与他者的融合,兼具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46]同时,文化在交往重组过程中出现各类现象,必须掌控好文化之间的间性关系,建构好不同文化之间的主次地位,避免“文化休克”现象的出现。[47]

首先,立足中国经验,借鉴西方理论,建立中国学派。中国学派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1988年对动画电影的独有创作手法和艺术体系的研究。[48]中国学派的建立,一方面能够形成持续深入的团体性研究态势,有益于深入挖掘中华文化长久以来不同层次之间的逻辑构成,能够展现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有益于文化的传承与引导,传播学派思想,能够更加清晰地梳理文化中各元素之间的关系与异同,促进学术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进一步探索出兼具普遍性和独特性的发展道路。实际上,我国的设计学自设立以来,就有众多学者以建立本土化设计理论与本土化设计流派为远大目标,提出了一系列跨越性和标志性的论点与方向,如邹其昌提出从民族资源、民族生活方式与民族精神入手建构中国学派。[49]李立新强调从挖掘文化基因、创新设计实践、重建学科范式等方面,建立原创性的话语体系,形成中国设计共同体,将共同体落到实处。[50]

其次,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挖掘传统文化,构建中国方案。对于设计学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必定要考虑过去与现代的良性融合,对于传统的依托是设计学内部的坚实支撑,以民族性支撑中国设计学不断前行,是中国方案建构的关键。传统主要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我国民族所特有的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习俗、历史等内容;另一方面是早期外来文化的传入,在我国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形成了具有西方性的本土传统文化。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是以工业设计为代表的产业创新,工业设计不仅可以看作时代发展的三维产物,更是人类生活、社会观念、情感取向的现实载体,是传统造物思维的直接体现。追溯工业设计的发展,主要分为推广阶段、结构化阶段和国家战略化阶段三个阶段,当下已经进入最后的“产业创新、社会创新”的社会化发展阶段。[51]近年来对传统文化理解的缺失使一些产品出现了偏离现代性轨道的现象,柳冠中曾对当前的产品进行批判,认为设计的中心和初心应该是“衣、食、住、行、用、交流等”对于生活的需求,而非商品化、“占有、享受、沉溺于奢侈、腐化、堕落”等精神上的需求。[52]设计的现代化也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不断转变,我国已成为世界工业大国,对于中国方案的建构极为必要且有价值,能够指导我们在正确的实践道路上保持初心,不受外界的干扰。

最后,立足学术根本,借助技术创新,构建设计学文化新身份。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近年来更是取得了“嫦娥”揽月、“蛟龙”入海、“墨子”传信、“祝融”探火等优秀成果。学术与技术创新是我国树立中国文化和建构中国特色的重要一环,是我国成为世界大国、文化大国的必然路径。创新不是对前人的重复,而是成果的创新,过程、思想、文化的创新。戚昌滋曾在《创造性方法学》一书中,将创造性方法总结为突变创造、直觉及对应联想创新法、逻辑推理创新法、机构综合创造法。[53]我国的古人墨子也曾提出思想创新、科技创新、军事创新、认知论创新、逻辑创新和工匠观创新的六大工匠精神的创新原则,[54]很早便意识到了创新的重要性。“新文科”一词的提出推动了文化与技术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技术的创新能够进一步充实文化的主体性与身份建构,这对于文化的建设与传播尤为重要。

笔者从中国学派、中国方案、文化身份三部分展开论述,提出了新时代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道路,实现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现代性链接。而这当中必定涉及中西文化与生活方式差异等造成的相关问题,这就需要时间的不断推进从而不断提出能够适应全新时代与世界环境的发展策略。

(三)从底层逻辑反观设计中心与学科本体

世界文化不断交替,文化杂交正在不断加速。“斯大林曾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独有的民族文化内部所具有的多元复杂主体是设计实践与学科本体的核心构成,是区别于西方国家的重要部分,也是支撑国家发展与学科进步的后备力量。因此对于当前中国的设计中心与学科本体的现代性建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

一是明确设计的出发点、中心和目标,建立整体大设计观。中西方在设计的本质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体系。中西方的设计都源于旧石器时代对于打制石器的建造,该时期的人们通过不同的石材制成不同功能的用具,将功能作为首要考虑。但从设计中心来看,我国自古以来就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重视礼乐精神的设计中心,与西方围绕宗教科学发展有着本质的区别。[55]设计目标则主要分为大目标和小目标两部分,小目标是解决人们当下的各类现实需求,大目标则是形成社会治理的新身份,通过设计活动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当前快速的全球化不仅使原本具有各类民族特色的设计对象逐渐趋于同质化,失去了原本的个性,而且使得大众审美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常常出现设计对象脱离中心和目标的情况。

二是建构我国独特的学科发展体系与方法论,充分发挥中国设计的新优势。当前众多的外来文化“侵入”我国,以“他者性”的身份进入我国设计学的学科体系。在此多元的环境中,只有强化对于民族文化记忆的理解与保留,才能在外界不断干扰的浪潮中屹立不倒。但也不能过于执着自身而忽视外界,对于民族文化更需要在文化交流与跨界融合中挖掘,才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进程与“新现代性”的文化建设。设计学从字面上看有两个维度的含义,一是设计,二是学科。从设计的维度来看,是基于设计实践出发,强调产生的实际功能与社会作用。学科则是处在教育的视角下,为社会培养设计人才而出现的门类。[56]在文化杂交的背景下,文化挖掘与学科主体性的建构尤为重要。徐恒醇认为设计本身就具有极强的经济性,而“设计作为一种文化的整合过程”,其所具有的价值将会涉及物质、生活、生态等众多方面。[57]对于设计学科本体的重构看似是学科框架的完善,实则是对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的现实反映。在建构中心和本体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设计的现实作用以及学科所附带的后期价值,还要考虑设计所带来的民族性与文化性特征。[58]

三是在建构的过程中适时提出批评并进行反思。批评与反思作为现代性的显著特点,能够帮助学科及某一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别现代中强调的批评意识在我国早期也有体现,并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批评学派。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了对于批评的标准和原则并进行了批评实践。[59]钟嵘在其著作《诗品》中提出了“列品第”“致流别”“摘秀句”等批评方法。[60]此外还有陆机的《文赋》、严羽的《沧浪诗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都从批评的角度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从当下的设计学来看,张夫也认为批评有益于让设计对象充分了解自我,树立正确的设计观念及审美方式并展开丰富的设计理论研究。[61]但当下可见的设计批评越来越少,设计批评的学派建立和体系建构虽然较为困难,但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步。

如前所述,当代设计学的建构已不同于以往的传统设计学,它追求现代性并面向未来的特性已初步展现出了它的价值。笔者将设计中心与学科本体的建构分为设计过程、设计观念、设计体系、设计方法和设计批评五个部分,从理论、思维、实践上对设计学进行重构,三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发展过程。

结语

我国设计学自形成以来,学科体系与内涵架构不断在民族与世界之间寻求平衡的立足点。当代中国设计学的发展肩负着极大的民族复兴使命,建构独有的中国发展路径,实现真正的民族化发展,是中国打牢根基、走向世界的必然路径。从学科发展来看,设计学不再局限于传统学科内部的旧有框架,而是转向对于传统文化的唤醒、人类社会的全局发展、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研究等。本文通过对中国设计学的价值与意义的分析,在文化杂交的理论框架下,探寻当代中国设计学的别现代发展路径。一方面,能够使其在当下纷繁的大环境中,发展真正属于我国的具有原创性、在地性的设计实践与研究;另一方面,能够推动中国设计学派的建立与设计理论的创新,营造中国设计学研究的新氛围。当代中国设计学的发展,既要遵循原本的功能性和教学性需求,同时又要在中国建立特色文化和国际身份中贡献设计力量。换句话说,当代中国设计学的发展既要立于历史之中,又要面向世界。同时,我国正在向数字化大国转变,设计学科也必定向数字化课程、产业、人才倾斜。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总结为五点: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走和平发展道路。因此,中国设计学的文化杂交与现代性建构,所侧重的内在文化特征与学科特色,将会体现在各类社会活动与设计实践中。

总之,设计学是一门从手工艺发展而来的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呈现出交叉性、多元性、理论性、实践性等多方面的特征。在学科教育中,立足于生活,具有解决问题、倡导美好生活的普遍意义。在文化发展中,能体现民族特色的历时转向和发展过程、社会结构的改变与经济文化的更迭。笔者将当代中国设计学的发展路径总结为工匠文化的体系建构、文化主体与文化间性的顶层设计、设计中心与学科本体的底层逻辑,以期不断丰富设计学的多元文化,建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独特发展道路。

吴文治,博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研究院高水平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设计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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