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美学的展开

中国美学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农耕生产对土地生命本质的发现，为中国美学植入了内在深度。土地的不可移动一方面为中国人提供了精神安居，另一方面则外发为一种审美化的自然观和宇宙观。这极易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中国是乡土中国，它的审美主体是农民，它的审美场域是农民居住的村落及周边乡野。但吊诡的是，在中国美学史上，农民却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这种审美的权力，他更多是和他居住的村落一起，成为外在于乡村的文人士夫的审美对象。那么，这个外在于乡村的视角是什么？显然它并不在乡村本身，而在与乡村对立的城市。也就是说，任何审美活动都需要一个他者视角，当农业、乡村成为审美对象，已天然预示着审美者将自身抽离出乡村，以城市视角形成对乡村的回望和反观。据此看中国美学的展开，除了需要认识农业、乡村之于中国美学的奠基性，更需要注意的是城市视角对这一基础的超越。与此一致，在中国这个以农为本的国度，虽然农业的价值被高度重视，但乡村却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相反，这个中心在城市。这是一种相当奇异的现象。它提示人们，虽然中国美学奠基于农耕文明，但这一定位却来自城市视角的反向建构。就此而言，谈中国美学只谈乡村而不谈城市，就终究与它的本相隔了一层。下面我将首先补足这一环节，然后看城市如何在与乡村的互动中共同展开了中国美学。

现代形态的中国城市美学研究，是被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激活的。此前，中国美学家对意境、境界、意象的讨论，对中国美学人间性、生命性和山水花鸟诗画的研究，均具有乡村、农耕或自然的底色，乃至挥之不去的泥土的影子。但是人作为一种群居动物，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聚集是他的本性。这种聚集可以是家庭形式、村落形式，更可以是城市形式。也就是说，在现代人的城乡观念中，虽然人们总是强调两者的对立，但事实上从乡村到城市或者从自然到社会是顺向生成的。如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所言：“古往今来多少城市都是大地的产儿。它们都折射出农民征服大地时所表现的勤劳智慧。农民深翻土地以求收获作物，农民把畜群赶进围栏以求安全，农民调来水源以求滋润田禾，农民建造谷囤粮仓以求贮存收获物……所以从技术角度看，城市不过是把农民营造大地的这种种技能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城市的产生建基于人的群性或社会性，而这种本性是人与生俱来的，这就意味着城市史与人类史具有等长的性质，甚至人类史就是城市的生成史。仍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远在城市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小村落、圣祠和村镇；而在村庄之前则早已有了宿营地、贮物场、洞穴及石冢；而在所有这些形式产生之前则早已有了某些社会生活倾向——这显然是人类同许多其他动物物种所共有的倾向。”在此，刘易斯·芒福德甚至将城市出现的动因推到了自然界“其他动物物种”，这看似有点夸张，但起码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城市虽然以巨型的人工造物形式出现，但它奠基于人甚至动物的聚集本能，本质上是精神性的；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文明古国都不缺乏它的城市史，需要调整的只是研究者看待自身历史的角度。

就像西方学者从城乡关系看城市的产生，对于中国城市美学的认知同样要从乡村和农耕传统讲起。而且，鉴于农耕传统之于中国美学的奠基性，这一传统与中国城市建构的关系可能远较西方要更为紧密。比如在中国古代，帝王贵胄、王公大夫居住于城市，但重农思想却是由他们提出来的。作为这种思想的仪式表现，每年立春时节，他们都要在王城的东郊举行农业祭祀和亲耕活动，以宣示人间万事以农为先，并借此为天下作出示范。至今，中央政府每年年初均要发布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仍是在延续这一传统。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早期社会的城乡关系中，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美学上的主导地位可能比其他国度都要强化，这是因为，围绕城市形成的财富聚集，并非来自城乡之间的自由贸易，而是来自周边农民的地租和贡赋。按《尚书·禹贡》，自夏代以来，中央王城与天下九州的关系就是贡赋关系。此后，农民无偿向处于城市的各级官府纳粮、交税、服役则成为常态。比较而言，基于贸易的城乡关系是相对松弛的，而地租、贡赋却是强制性的，更能凸显城乡之间的主从关系。当然，这种关系得以形成的前提仍是土地所具有的财富溢出效应，即土地除满足耕种者及家庭的基本衣食需要外，仍可以凭借其生殖力带来财富的盈余。如《吕氏春秋·上农》云：“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这“益”的部分形成对城市的财富输送和供养，城市则靠对乡村的搜刮、盘剥将自身武装成物态化的审美奇观，同时成为美和艺术的制造、流通和传播中心。

从美学角度理解这种中国式的城乡关系，可以认为，一方面乡村或农耕经验构成了中国美学的基础，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权力主从关系，则又必然意味着城市在其中占据了主导位置。也就是说，乡村生成城市，城市反向主导乡村，基础性和主导性可以作为对两者关系的基本定位。以此为背景看中国城市美学，它首先涉及城市自身的审美构成，然后涉及它对周边乡村的统摄。就第一点而论，按照《周礼·考工记》提供的王城布局，中国早期城市不能说没有商业交易，但它在其中只占极小的分量。比如周代王城主体建筑为“左祖右社，前朝后市”格局，其中的“市”不但在排序上居于末端，而且处于最不显眼的位置。后世，中国传统都城的商业性逐渐提高，如汉唐时期的东市西市，宋代汴梁城的街市和夜市等，但权力和象征意义仍是压倒性的。这意味着对中国城市美学史的研究，摆在第一位的并不是它在商业属性上与现代如何会通，而是要把握礼制这个核心。同时，它和周边世界的主从关系虽是政治性的，但根本上还是基于它从自我出发的天下观念。如《尚书·禹贡》按照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排出的五服体系，就是以文明或审美阶梯制的方式为其统摄天下提供了正当理由。据此，理解中国传统城市美学，不仅要关注它自身的礼制特性，而且也应注意到它和周边世界构成的关系也是礼制性的。

至于看待世界的方式，则在城乡之间有一个重要的置换，即居于乡村的农夫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以对脚下土地的固着为前提的，而一个王朝的天下观念则是以王城为中心看世界。在此，农夫的个体或村落中心就置换为基于王权主体的王城中心，后者比前者具有更大的公共性。但显然，两者又是一体同构的，所谓王朝视野不过是对农夫视野的放大，就像王城不过是村落的放大一样。

城市与乡村，两者既具有一体性，又具有主从性，这意味着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有机体内部，乡村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提供什么，城市的价值则在于它占有了什么。比较而言，城市会因为它对权力、财富和美的占有而稳居于社会价值链的顶端，乡村则恰恰相反。如司马迁云：“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传》）这显然把农业及相应的乡村放置在了价值链的末端。以此为背景，城乡之间的对立就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永恒张力，而逃离乡村、向往城市则必然主导人的价值选择。如司马迁所言：“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史记·货殖列传》）这里所讲的“富厚”之地是城市性的，社会各阶层蜂拥而起的“归富厚”“奔富厚”浪潮同样指向城市，城市则因此成为欲望性审美的强化象征形式。从中国历史看，历代王朝的更迭无不遵循了起于乡野，最终雄居于王城的道路，历代士人的功名利禄之路也无不沿袭了同样的路线图。这涉及人的政治雄心、天下情怀或自我实现等问题，但欲望性的审美取向是其根本动因。

当然，在这种主导性的“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浪潮中，也并非不存在相反的力量。自先秦始，中国社会就有稳定的隐士史，逃离城市、返归乡野是其基本精神取向。后世，山水田园诗画更赋予乡村作为士人精神家园的性质。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的隐士和山水田园书写，均有隐在的城市视角。也就是说，书写隐士者本身大多并非隐士，而是居于王城的史官和士夫；歌颂山水田园之美者也大多并不真正生活于乡村，而是站在乡村之外形成对乡村的回望和旁观。比如在中国文学中，可能真正算得上乡村书写的只有农事诗一类，至于田园诗则不过是诗人用景观性的乡村寄寓其人生理想。于此，乡村并没有构成诗人生活的现实，至少在精神上他仍然处于实然的乡村之外，这就是所谓的城市视角。在中国历史上，可能只有陶渊明试图在实然的乡村和生活理想之间寻求统一，但他最终失败了，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充分进入城市，可以达至欲望满足，但精神不得自由；充分回归乡村，可以实现精神自由，但又必然因此陷入贫困。这种矛盾，使中国传统士人的生活态度长期在两者之间往复摆荡，即一方面“形在江海之上”,另一方面“心存魏阙之下”；一方面行走于“滚滚红尘长安道”，另一方面感叹“田园将芜胡不归”。在这种欲望满足与精神自由的博弈中，他们最终找到了一种两者兼得的方式，即生活的城市化和精神的乡村化，在占有王权给予的功名利禄和获得个人的精神自由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这就是所谓的“中隐”。如白居易所言：“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中隐》）但是，在由此昭示的城乡关系中，城市仍然占据主位，仍如白居易《中隐》诗所言：“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如果将这里的“秋山”和“春园”视为乡村元素，那么，它至多是处于城市的近郊，只能算作城市生活的外在配置物，而不是真正的乡村。以此为背景，自西晋王康琚作《反招隐诗》始，“大隐”开始进入中国士人视野，到唐宋则成为中国隐逸思想的主流。这种隐居既不是陶渊明式的直接置身于乡野，也不是白居易标榜的在城乡之间晃荡，而是直接做城中的隐者，即“大隐隐朝市”（《反招隐诗》），或者“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苏轼《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与此相应的则是城市文人园林的发展。就这种园林体现的城乡关系看，它是在城市内部置入乡村元素，引人在尘嚣之中体验田圃云水之思。于此，农业、乡村不再是城市的对立物，而是被全面纳入城市，成为城市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传统城市最终彻底主导乡村的写照。当然，作为“城中村”形式出现的园林，更不是真正的乡村，而是士人意象化的乡村追忆和想象。它被纳入城市的过程也是彻底将“乡村”审美化的过程。

在唐宋时期，与城市文人园林进一步呼应的是农业生产的园艺化发展。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当时的农书弱化了对乡村农业生产经验的记录，开始大量涉及士人闲暇时在园林中的种植活动，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势。如石声汉所言，在唐宋时代，文人雅士们“把农书的许多‘谱’、‘录’，从原来（与农业生产）确有一定关系的花卉、果树，演变到笋谱、石谱、香谱；由相牛、相马，演变到相鹰、相鹤、相贝，乃至于古钱谱；由养鱼演变到蟹谱等，都掺进了‘农家’类里。这个不良风气，明末发展到顶点：一些闲得无聊的文士，在悠闲生活中，写了不少欣赏瓶花、花市，甚至于饮食店趣味的书，也都收在‘农家之言’里面，像高濂的《遵生八笺》之类。”

石声汉是中国现代著名农业史家，他将这种农业生产的园艺化称为“不良风气”，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趋势却使农业真正成为美学。据此不难看出，中国传统农业本身具有美学属性，如它对土地生命本性的体认和从自我出发的天下观念，这对中国美学而言是奠基性的。在此基础上，城市作为乡村力量的集结和涌现形式，它一方面自身成为美和艺术的主角，另一方面则反向重建了人对乡村的认识，从而使中国美学实现了从乡村视角向城市视角的转换。进而言之，这种转换并不仅仅是对乡村的回望或反观式审美，也包括在城市内部重建一种意象化的乡村，即园林和相关园艺活动。

如果对中国美学做出一种概观式把握，它大体就存在于这种从乡到城、再从城到乡的回旋式运动中。这一过程看似是对农业审美价值的不断提升，但唯有不断回溯它的本源才能真正发现并激活它的生命。这是必须反复强调农耕文明之于中国美学奠基性的原因所在，也是讲中国美学必须首先澄清其农业背景的基本理由。但是如上文所示，单单讲清其农业背景仍然无法真正认识中国美学，因为它的历史中存在着城市这一更趋强势的对立物。这样，作为一种为中国美学重置历史基础的学术努力，可能首先要完成中国传统农业美学和城市美学的双重书写，然后才能通过对两者互动关系的辨析，构建出中国美学的完整轮廓。

刘成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