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作为社会文化的表达形式，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和社会价值。1949年以来，中国设计学科从“工艺美术”到“艺术设计”再到“设计学”独立学科的转型，不仅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脉络，也折射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不断演变。设计在不同时代的角色与价值有所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它是国家形象和文化身份的符号；改革开放后，它逐步与国际设计接轨，成为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增长的重要工具；而在当前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时代，设计不再仅仅是一种视觉表达形式，更成为联结艺术、技术与人类需求的重要桥梁。

一、工艺美术学科的建立与完善（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艺美术”成为设计领域的代名词，其发展与国家建设紧密相连。这一阶段，设计教育开始逐步体系化，建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重要教育研究机构，强调民族特色与实用性的结合，形成了以手工艺为基础的教学体系，为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肇始奠定了基础。

（一）工艺美术的起源

“工艺美术”这一专业术语在中国的使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彼时“工艺美术”逐渐取代了民国时期使用的图案、手工、工艺等名词。1949年，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之所以“设计”被称为“工艺美术”，是因为这个时期设计的发展进程与新中国的建设需求密切相关。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是以梁思成、林徽因、高庄等为代表的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国徽设计小组和以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为代表的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国徽设计小组集体完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装饰浮雕与碑体纹饰设计是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参与完成的。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巨大的变革，相应地，对艺术和工艺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和深化。

工艺美术作为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学科形式，起初并未脱离传统美术体系，但其技术性与实用性特质逐渐显现。蔡元培是较早使用“工艺美术”这个专业术语的代表人物，他曾在《美术的起源》中指出：美术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美术专指建筑、造象、图画与工艺美术等；广义的美术除了包括上列各种美术外，还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等。蔡元培认为，工艺美术是美术的一个分支，是技术与艺术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与文化需求的物化表达。美术应该包括工艺美术在内。1929年，陈之佛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观点，认为美术工艺并不等同于古董。他强调：工艺品是艺术与工业结合的产物，它将实用性与艺术性融入工业生产活动中；工艺美术结合工业生产与审美创造，其学科特性体现为技术性、艺术性、实用性的统一。工艺美术被定义为融合审美、技术与功能需求的综合性领域。1950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建立“工艺美术学院”的批示，“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由此，“工艺美术”作为一个学科专业于1953年正式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工艺美术”融合审美、技术与功能需求的综合性学科属性，为后来设计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成立

20世纪50年代，为响应国家计划经济对工艺美术人才的需求，中国在教育体系中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实用美术系，开设陶瓷、染织、装潢等专业，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人才。1954年，国家通过颁布《高等学校专业分类设置（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工艺美术教育的目标和方向，并计划建立专门的工业美术学院，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随后，庞薰琹为即将建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撰写“计划草案”，这份草案从工艺美术的性质、范畴、指导思想、办学方向等多个方面提出了颇有建设性的意见。他强调，工艺美术创作需保持民族性，工艺美术教学应注重实践性，工艺美术应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他还撰写多篇文章介绍工艺美术，为筹备计划提供理论基础。

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式成立，成为中国设计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该学院的成立是人民的需要，是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学院要理论联系实际，大力开展科学研究，总结民间艺术家的经验，继承发展民族艺术传统，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创造民族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批判接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成立是学科分化与社会需求双重驱动的结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需要大量技术性与艺术性结合的专业人才，以支持工业和文化建设。学院成立时设置染织美术、陶瓷美术、装潢设计、室内装饰四个系，这标志着工艺美术教育独立于美术教育的分科建制进程的开始，工艺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是现代化理论中学科结构分化规律的反映。张仃先生认为，学院的建设发展应始终坚持为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服务，1958年他为学院主办的《装饰》杂志创刊号设计封面，上面绘有一条龙舟，龙舟上迎风飘展的四面大旗分别代表人民的衣、食、住、行，这也是学院办学方向的精准化概括。

在教育实践层面，雷圭元的《新图案理论和做法》《图案基础》《中国图案做法初探》、庞薰琹的《图案问题研究》等著作被广泛采纳为教材，极大地推动了图案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进步，解决了工艺美术领域的技术难题，为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傅抱石将工艺美术分为服务于产业的工艺和供欣赏的工艺。这一分类方法明确了工艺美术教育的服务对象，为艺术教育指明了清晰的培养方向——培养既具备专业技能又拥有审美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以适应社会的多元化需求。

（三）文艺服务于人民的设计思想

这一时期，形成了坚实的现实主义艺术理论基础，中国现实主义艺术展现出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配合的时代特征。革命战争时期以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为支柱的新写实主义艺术，在新中国建设时期转变为革命现实主义艺术，并在“以俄为师”思想的指导下与苏联现实主义艺术相呼应，奠定了新中国现实主义艺术的思想基调。

可见，此时的文艺思想主要发挥政治功能，服务于更好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尤其在1952至1954年期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策划推出“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系列，其中的文章主要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主题，深入探讨文艺观念和创作方法的理论基础，满足国内大众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需求。对苏联文艺理论的全盘引入与接收，致使“苏俄文艺理论”模式成为这个时期中国艺术学学科建构的参照系。

除了参照苏俄文艺外，毛泽东还强调，中国本土文艺需要创造自己的“民族形式”，塑造“生动而富有活力，深受中国民众喜爱的中国特色和风格”。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文艺方针。“古为今用”指弘扬古代精粹，为今天所用；“洋为中用”指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遵循这一思想，一批设计教育家得以涌现。他们秉承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教学理念和美学追求，重视培育发展民族工艺美术人才，致力发掘民族文化、传承民间工艺，强调手工艺与装饰艺术的结合。

人们通过设计作品感受时代脉搏，激发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信心，这在国家形象设计、国庆十大工程项目等多个重要设计中得到充分展现。人民大会堂建筑设计最具代表性，充分彰显了时代精神。奚小彭在设计人民大会堂的装饰时，在会堂中央的天花板上设计了以五星、光芒和向日葵为主题的图案。向日葵环绕五角星，象征着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支持。奚小彭认为：“我们有权接受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有权分析和批判这些遗产，同时也有义务在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创造出能够称得起是继往开来，无愧于前人，无愧于当代，无愧于后世的作品来。”

无论是苏联文艺思想的传入，还是中国本土文艺思想理论的兴起，都对这一时期工艺美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时的工艺美术思想强调实用功能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审美观，注重培养兼具工艺技术与装饰手法的人才，倾向于创作具有明确应用性的设计作品。

在社会变革与国家建设的背景下，中国工艺美术的转变不仅体现了意识形态与艺术创作理念的深度结合，也彰显了工艺美术在服务国家建设和文化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工艺美术学科的逐步完善，不仅推动了艺术的专业化发展，还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支柱，为传统工艺注入新的活力，使设计承担起服务国家、弘扬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等多重使命。以民族性为核心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应运而生，为艺术设计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紧密结合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中国工艺美术从业者在服务政治、文化传承与现代设计融合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