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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廖明君、王永健：跨学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一）
时间：2024-02-03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36      分享：
艺术人类学秉持跨学科的研究理念，对于民族艺术的研究，除了将民族艺术作为一种纯粹的艺术现象而需要从艺术本体来研究，也需要将民族艺术视为各民族的一种文化行为，从涵养民族艺术的传统文化切入，才有可能全面深入地看清民族艺术。掌握好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理念应该成为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要全面、深入、真实地进行田野调查，在依托田野调查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可以采用多种形式来呈现田野调查的成果。

王永健（以下简称“王”）：廖老师好，很高兴您能够接受此次专访。我一直在做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史研究，需要对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学者做一系列的口述史访谈，以进一步推进艺术人类学学术史研究。我读了您的很多著作和文章，也读了您发表在《民族艺术》杂志“学界名家”栏目上的《跨学科研究的行与思》一文，对您的学术研究历程和研究领域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我想，今天的访谈主要侧重于从您进入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并发起成立艺术人类学学术组织，跨学科研究理念形成、研究经验心得、研究理论概括、学术团队的研究状况等方面展开，我们从这里开始谈起吧。

廖明君（以下简称“廖”）：谢谢永健！前年应《民族艺术》许晓明主编的邀请，撰写了一篇题为《跨学科研究的行与思》的文章，主要是回顾自己30余年来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其中也涉及艺术人类学的相关工作。很高兴再次有机会从跨学科的角度来专门回顾自己与艺术人类学的关联。

一、搭建艺术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平台
王：您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史上一位重要的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联合几位学者共同发起成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专业性的学术组织——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1999年），虽然一开始该学会成立后较少组织活动，但是，这个学会在学术史上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它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学界期待这样一个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平台建立起来，也意味着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开始有意识地走向联合。2003年，您又提议方李莉老师在北京成立一个国家级的艺术人类学学会。终于，经过3年的漫长准备，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这样一个国字头的国家一级学会获得民政部批准成立，学会注册会员从一开始的100多名发展到现在的2000多名，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学术共同体，在艺术研究领域、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等发挥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1999年，当时您还在《民族艺术》做主编，是如何产生发起成立艺术人类学学术组织这个想法的？发起成立的过程是什么？当时想通过成立学术组织来做哪些事？
廖：如果按照正常的学术惯性，我自己的学术研究可能具有跨学科的特色，但就不一定会与艺术人类学发生关联。因为我研究生攻读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具体方向是唐宋文学研究，是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广西艺术研究所（现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参与《民族艺术》杂志编辑工作产生的契机，才使得我有机会介入艺术人类学。
《民族艺术》杂志创刊于1985年，到我1991年6月开始工作的时候，《民族艺术》杂志已经有6年的办刊历史，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在少数民族艺术研究领域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应该说，作为一位新人，从1991—1995年，我在《民族艺术》杂志的工作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在较好地完成编辑任务的同时，我除了继续从生命哲学诗化的视角推进李贺诗歌研究，还开始进入壮族文化艺术的考察研究。直到1995年，因为广西艺术研究所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得以主持《民族艺术》杂志的工作，才开始有机会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学术理念，思考琢磨《民族艺术》杂志的发展方向和特色打造。一方面，我开始思考所谓的“民族艺术”，认为将“民族艺术”仅仅界定为“少数民族艺术”是不够恰当的，“民族艺术”应该是包括少数民族艺术在内的各民族的艺术，当然也应该包括汉民族的艺术；另一方面，我觉得对于民族艺术的研究，除了将民族艺术作为一种纯粹的艺术现象而需要从艺术本体来研究，也需要将民族艺术视为各民族的一种文化行为，从涵养民族艺术的人文传统切入，才有可能全面深入地看清民族艺术。
基于这样的理念，1996—1999年我在《民族艺术》杂志陆续推出了相关的研究成果。现在看来，这一时期所刊发的论文，不但选题在2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依然具有前沿性，其作者们也已经成为学界的中坚力量，大多还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领军人物。在此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除了《民族艺术》杂志，如果能够有一个学术组织把以《民族艺术》杂志相关作者为核心的学术群体团结起来，与《民族艺术》杂志形成互动，将对《民族艺术》杂志和学术发展都极具意义，而这样的学术组织自然以学会为最佳。但当时我也深知成立全国性的学会非常困难，因此就考虑是否可以先挂靠在现有的全国性学会之下成立一个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有了这样的思考，我便努力将其付诸实践。1999年，广西举办首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同步举办“99南宁国际民族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任职于南宁社会科学院的周耀明先生慕《民族艺术》杂志之名，委托我帮助邀请一批学者参加，我便把方李莉、彭兆荣、刘祯、郑元者、王杰等请到了南宁。会议期间，我把自己关于成立艺术人类学研究会的想法告知了参会的几位学者，这一想法很快获得大家的赞同。彭兆荣教授当时是中国人类学学会的副秘书长，他提出来可以把艺术人类学研究会作为二级学会挂靠在中国人类学学会名下。在彭兆荣教授的争取下，艺术人类学研究会得以挂靠中国人类学学会。费孝通先生非常赞赏我们的这一举措，亲笔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题名。（图1）


图1 1999年，费孝通先生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成立题字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成立之后开展的活动不太多，但也还算是打出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大旗，推动了艺术人类学的学术研究工作。具体体现就是投给《民族艺术》杂志的呈现出艺术人类学研究特色的论文越来越多，有不少学者就是冲着《民族艺术》杂志所倡导的跨学科的艺术人类学而乐意把论文交给《民族艺术》杂志刊发。到了2003年，我觉得成立全国性的国家一级学会——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时机已经成熟，并就此事与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的方李莉研究员商量。方李莉研究员最初认为此事是不可能的，但我却认为目前围绕《民族艺术》杂志和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我们不但推出一批有分量的成果，也涌现出了一批有水平的中青年学者。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费孝通先生刊发于《民族艺术》杂志的相关论文和访谈，我觉得成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极有可能获得费孝通先生的赞同和支持。经过再三动员，方李莉研究员终于同意向费孝通先生汇报关于成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设想。作为一位著名学者，虽然年事已高，但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敏锐力却依然强大。他了解到我们关于成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构想之后，不但认为很有必要，也非常乐意予以支持。也正是在费孝通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方李莉研究员的积极奔走，到了2006年年底，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终于“破天荒”地获得了国家批准，并于2007年正式成立。究其所以，我认为成功的基础是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立足于跨学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拥有了一批极具学术活力的研究成果，成功的根本则是得到了费孝通先生的支持，成功的关键是方李莉研究员的不懈努力，而我本人所起到的作用还是有限的——我只不过是通过主编《民族艺术》杂志倡导了立足于跨学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团结了一批从事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并能够在恰当的时候提出相关倡议而已。至于说想通过成立学会来具体做哪些事，当时也并没有太多的考虑，只是觉得除了《民族艺术》杂志这样一个倡导跨学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平台，还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学会来团结更多有志于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共同在跨学科的视野下进一步推动艺术人类学研究，探索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化，并通过艺术人类学研究积极介入非遗保护、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二、源自“文史哲不分家”的跨学科理念
王：我注意到您的学科背景是中文系毕业，古代文学研究方向。毕业后分配到广西艺术研究所，从跨学科的立场做过民间戏剧、民俗文化、民间艺术，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和管理工作，包括您主持《民族艺术》杂志工作时提出的办刊理念，其中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跨学科”，可见其分量之重。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跨学科”的？为什么在研究中甚至在办刊中都将其放在研究理念的重要位置？在进行跨学科时应该做哪些学术准备？麻烦您介绍一下“跨学科”研究理念的形成过程。我们想知道这其中的心路历程。
廖：我对于“跨学科”的重视并不是刻意的追求，而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少年时代我在家乡就以“乱读书”闻名，读本科的时候也是以“读杂书”为趣，并没有太多的学科概念，直到攻读研究生的时候，才更多地侧重于古代文学，但也并不是严格地局限于古代文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一向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这本身就是在强调打通文、史、哲，当然可以被视为对跨学科研究的提倡；另一方面就是我的导师胡光舟先生的治学领域虽然定在了古代文学，但他读的书却很杂，视野也很开阔，并不常态化地只聚焦于某一时段（先秦、两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文学研究，而是对每一时段的文学都有研究，并强调从哲学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来研究古代文学。胡光舟先生甚至对当时许多学者不屑一顾的武侠小说也极有兴趣，并购买了全套的金庸武侠小说。当然，胡光舟先生对于武侠小说已不是停留在一般性阅读的层面，而是将之视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来阅读、思考武侠小说。受胡光舟先生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得到胡光舟先生的首肯，我读杂书的爱好在读研期间继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除了古代文学，我的阅读还拓展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以及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著。当然，有耕耘必定有收获。那种跨学科式读杂书的回报首先体现在我的毕业论文写作上。我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生命哲学的诗化——李贺诗歌新论》，论文主要是从生命哲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后“鬼才”诗人李贺和他所创作的“鬼诗”。这篇毕业论文获得了较高的评价，与之相关的内容也陆续在《中国诗学》《暨南学报》等杂志上刊发。
很显然，跨学科的视野是我进行李贺诗歌研究获得学术界好评的关键。由此开始，跨学科的研究也就贯穿我的学术研究之中。特别是参加工作之后，我们所需要的研究对象，通常都很难界定是属于哪一个学科，也不会去在意它到底属于哪一个学科。我们所在意的是怎样才能够通过全面、深入的研究来弄清楚问题之所在。比如，有关“布洛陀文化”的研究，如果确实需要讲究学科，那么，它似乎既可以属于民间文学，也可以属于民俗学，还可以属于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等等。然而，讲究学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问题的解决，也就是弄清楚布洛陀文化的相关问题才是最为重要的。至于它属于哪一个学科，可能在高校很重要，但在科研院（所）却不见得有多重要。那么，在学术研究中，我们是以强调学科为目的，还是要打破学科边界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去考察研究具体的对象为目的呢？如果我研究生毕业后就留在高校工作的话，我的学术视野可能较为开阔，但绝对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可以跨越具体的学科边界，得以纯粹地以解决问题为学术研究的目的。因此，所谓的“跨学科”只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立足点，但并不能将之视为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进而忘记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是学术研究的根本所在。在一定程度上，我所倡导的“跨学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讲究，只要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都可以运用所需要运用的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作|者|简|介

廖明君，男，壮族，广西民族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黄冈师范学院湖北省楚天学者计划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文化部优秀专家、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广西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广西政协第十、十一、十二届委员，曾任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民族艺术》杂志主编（1995-2014），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广西壮学学会副会长、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民族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艺术人类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主持《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多项国家级课题，出版《刘三姐歌谣·风俗歌卷》《壮族自然崇拜文化》《壮族始祖：创世之神布洛陀》《铜鼓文化》《生死攸关：李贺诗歌的哲学解读》等多部著作，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


王永健，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日本基金会日本研究Fellowship（RJS-FW）项目资助学者，日本关西学院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文化遗产与景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多项，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和重要报刊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主要著作有：《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研究》《走进艺术人类学》《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合编）等。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杂志社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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