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艺术如何贴近民众，现代艺术如何深入民众，艺术创作如何顺应时代发展、体现时代风貌，如何走向国际舞台、实现文明互鉴与真正的相互交流，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是复杂的，其中既有艺术家的责任，也是艺术评论的任务。艺术评论借鉴西方的艺术理论与艺术经验固然十分重要，但针对中国艺术实践，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语言方式和评价标准，并在国际上开展平等交流，为世界艺术发展贡献理论智慧和创作成果，也十分重要。文明的多元性、文化的多样性、艺术的民族性，是艺术“和而不同”的基础，中华民族艺术与其他国家的艺术共生共存的关系，需要我们在借鉴西方艺术评论标准的同时，以合乎实际的话语体系和方式对自身的艺术发展展开评价。

艺术评论的发展与艺术史、文艺理论以及哲学、美学等始终关联密切。自20世纪初赴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学习艺术的留学生回到中国，不仅中外艺术的碰撞展现出新的面貌，西方艺术理论也被陆续引入中国，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现代艺术评论也陆续展开。傅雷、刘海粟等人对西方艺术的评价让更多中国人了解到西方近现代艺术的面貌；林风眠、李朴园等人对中国现代艺术的评论丰富了中国艺术评论成果；滕固、宗白华、丰子恺等人则将西方艺术史观与中国传统艺术相结合展开评价。可见，艺术评论在中国的发展，从引入西方艺术理论到结合本土文化艺术，不仅变得丰富与多元，也使中国艺术评论体系逐渐完善。

西方艺术评论体系是从瓦萨利（Giorgio Vasari）的艺术传记、瓦尔堡（Otto Heinrich Warburg）、潘诺夫斯基（Wolfgang K.H. Panofsky）的风格史等艺术史论体系中逐渐确立的，进而使得艺术评论走向专业化。就艺术评论的学科化发展来看，一段时期以来，西方艺术评论相关理论占据主流，但伴随中国本土艺术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评论也需要构建符合中国文化特色并贡献世界智慧的评论体系。

建立中国本土化的艺术评论体系，要立足于中国艺术的发展历程。在西方艺术评论的理论与方法进入中国之前，从先秦时期的《考工记》，到汉魏六朝蔡邕、钟繇等人在书法理论方面形成的《笔论》《用笔法》等记录，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录》，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明代朱谋垔《画史会要》，清代康熙、乾隆皇帝分别敕修的《佩文斋书画谱》《石渠宝笈》等，诸如此类的有关美术文献，都是中国艺术评论的重要成果。而从春秋时期的《论语》《庄子》等诸子百家言论，到刘勰的《文心雕龙》之类的文艺思想著述，不仅是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基础，也体现了传统文艺理论的特色。

回顾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在书法、绘画等领域，东汉崔瑗的《草书势》、东晋顾恺之的《论画》、南朝齐谢赫的《古画品录》，这类艺术鉴论不仅是中国古代艺术史论发展的重要构成，对当代中国艺术评论而言也是重要的源流。其中有对作品本身内容与技法的品鉴论述，亦有对作者背景的探讨考证，背后更蕴含了传统艺术与人伦观念下的思考。也正是基于这些中国古代书画鉴论资料，才有了诸如滕固将李格尔、沃尔夫林的风格演变在唐宋绘画研究中的应用，梳理出唐宋绘画的“风格发展”，进而成就了《唐宋绘画史》研究，这正是立足中国艺术与传统的结果。

建立中国艺术评论的话语体系，除了以传统的艺术史论和文化思想为基础，马克思主义艺术思想也是构建艺术评论话语体系的重要参考对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通过“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如何去服务”“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等方面内容的分析，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艺术思想在中国本土化发展的重要转折和现代文艺评论的重要成果，也是对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问题的现实思考和理论指导。

艺术评论既要关注国外理论与国际前沿，也要立足本土文化与艺术实践，更不能忽视艺术的接受群体，从而更好地促进艺术的整体发展。艺术的接受群体我们通常表述为艺术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10]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的群体或阶层发生了变化，但中国的文艺一定是要为人民的。因此，“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问题，是建立中国艺术评论体系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听取民众对于艺术评价的声音，关注民众的审美趣味，一直是新中国艺术评论长期坚持的评价标准。王朝闻先生以“喜闻乐见”阐述文艺如何为大众所接受时认为：“第一，文艺成为群众的代言人，反映群众对文艺的需要，它才能成为群众需要的教育者，才能实现教育群众的目的。第二，文艺欣赏有特殊规律，群众在文艺欣赏这一特殊的精神活动中认识文艺所反映的生活，从而接受教育。第三，适应群众对文艺的需要，文艺必须发挥文艺的审美特性，依靠文艺的审美特性的发挥而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11]尽管文艺的发展和大众的接受随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王朝闻先生对于文艺与民众接受之间关系问题的阐述，是符合艺术规律并具有时代特色和时代意义的。

当然，艺术的形态和样式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变化，艺术接受群体也在变化，艺术评论作为艺术与大众之间的桥梁和媒介，如何发挥现实作用，既要建立合理的话语体系和语言方式，也要不断赋予艺术评论新的内涵。只有建立普通民众也能够接受的艺术评论方式，方能拓展艺术评论发展的广度。伴随中国艺术环境的成熟与发展，既要借鉴国外艺术评论的成果，也要总结和梳理中国艺术评论的经验，同时，也要结合不同的研究对象，并首先面对中国本土艺术的发展和中国受众，才能建立适合中国艺术评论的话语体系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方式。

艺术的发展离不开艺术评论的推动，随着社会的发展，艺术的形态、样式和门类不断拓展，艺术评论的平台和评论主体不断丰富，艺术评论变得更为复杂，并与更多方面产生关联。那么，对艺术评论主体的综合素质、专业水平，以及立场与态度也有更高的要求。而艺术的多元化与多样化，艺术的传承传播与接受，也要求艺术评论更加关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艺术与大众的关系。面对中国本土艺术的发展，艺术评论要以中西方艺术理论成果为基础，综合更多相关学科领域的思想与方法，不断丰富艺术评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并参与到国际艺术评论的大格局，贡献中国的学术智慧。

诚然，艺术批评作为艺术史论学科的重要内容，是一项系统性的理论工作。作为具有现实意义的艺术评论，其理论基础、历史变迁、学术角度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也是复杂的，诸如艺术批评的历史维度与现实维度、社会性与行业性、评价标准的时代性与动态性等，也是艺术评论具有现实意义的方面。上述话题也是互相联系、互有交叉，只是当前艺术发展和社会现实背景下，这种现实意义和复杂性或许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进一步深入思考。

作者简介：

唐家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