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的传统手工艺在东南亚诸国中独具特色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自班清文化时期，这一地区的手工艺技术就显现了辉煌的成就，其后由孟人建立的堕罗钵底国为泰人的文化艺术和装饰风格奠定了基础。自公元13世纪，泰人在这一地区建立政权，在素可泰王朝与阿瑜陀耶王朝时期，泰国的手工艺开始呈现出全面繁盛的面貌，包括金银器、漆器、陶瓷、丝绸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同时，由于地缘政治和移民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在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时期，中国的手工艺文化对泰国形成了进一步的影响并持续至今，其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领域，并形成了以威哈甲隆殿（天明殿）为代表的“中国风格”。通过工艺文脉的梳理可以发现，泰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手工艺与中国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其源头大多可以追溯自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并随着中国的审美、材料和风格变化而不断转型，体现了中泰之间手工艺文化交流的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并在此基础上对该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上，东南亚地区被视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也频繁出现，如较早的《汉书·地理志》《晋书》等，同时，宋代以后还存在大量的文人和使臣笔记，如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钱古训的《百夷传》、张洪的《使缅录》、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以及黄福的《奉使安南水程日记》等，这些文献资料都为当代的东南亚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目前，关于东南亚传统手工艺和物质文化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其研究的重点基本集中在当代文创和设计方面。事实上，东南亚地区大多数的传统手工艺都与中国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其源头大多可以追溯自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其范围包括漆器、陶瓷、金工以及各种纺织品等，几乎涵盖了所有其工艺领域。据元代周达观所撰写的《真腊风土记》一书中的“欲得唐货篇”记载：“其地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的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處之青瓷器，及水银、银朱、纸劄、硫黄、焰硝、檀香、草芎、白芷、麝香、麻布、黄草布、雨伞、铁锅、铜盘、水珠、桐油、篦箕、木梳、针。其粗重则如明州之席。” 由此可见，中国的手工艺产品早在元代已经是输入柬埔寨的重要商品种类，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丝绸、陶瓷、漆器、竹木器等，成为当时真腊古国的重要生活用品，可以判断，中国对东南亚传统工艺的影响显然也是以贸易为背景展开的。其后的明清时期，随着朝贡体系的稳定、南海贸易圈的发展，中国的手工艺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也进一步深入。除了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越南之外，在地缘政治和移民文化的背景下，中国与泰国之间的文化和艺术交流最为广泛，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物质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持续至今。

由于东南亚当地的气候条件不利于木器、漆器、纤维等大部分有机物的保存，因此历史上留存至今的实物案例较少，例如漆器的大多数案例只能追朔至18世纪。因此，目前对于东南亚传统手工艺的研究一直存在诸多的困难，包括其源起和类型等问题。直至20世纪60年代，泰国东北部乌隆府廓汉县的班清文化遗址被发现才形成了该领域的研究基础。196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学应用科学中心博物馆对班清文化遗址发现的部分彩陶残片进行了检测，断代的结果是公元前4630年。此后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彩陶、青铜、铁器乃至玻璃器被陆续发现。上个世纪的70年代，泰国的考古学家在遗址中一具骨骼的右膝附近发现了一束纤维状物，通过泰国国家博物馆的检测，最后证明其主要成分是蚕丝。随后日本的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的检测，发现其距今大约有3000至4000年。同时，陆续展开的考古发掘也证实了班清人已经开始使用陶轮和编织麻类植物。此外，在距离班清西南约20公里的班那迪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双瓣铸模和失蜡法等技术。班清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关的成果为泰国乃至东南亚地区早期的手工艺研究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班清文化、班那迪文化以及越南的东山文化在诸多方面都与云南的青铜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

一、堕罗钵底国时期（公元6世纪至9世纪）

现代的东南亚各国的疆界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才最终形成的。在公元1世纪前后到10世纪，东南亚各地出现了数十个早期国家，但是其中大多都不能被称为统一的政权。例如越南北方直到公元10世纪初还是中国统治区域的一部分。在公元初期，在泰国中南部地区也出现了最早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是由古代的孟族人而不是泰族人建立的。根据目前的发现，历史上的孟人曾经占据了泰国、下缅甸以及马来半岛的广大区域，中国古籍中最早提到的孟族人建立的国家是林阳，与林阳几乎同时存在的孟人国家还有金邻。公元6世纪到公元9世纪期间，以孟人为主体建立的位于湄南河谷中心的堕罗钵底国在诸多孟人国家中最为著名。当时的湄南河谷地区是著名的粮食产区，拥有四通八达的贸易路线，可以到达柬埔寨、缅甸以及老挝北部，而同一时期还没有出现由泰族建立的统一政权。堕罗钵底国的文化和艺术也代表了孟人的最高成就，其影响力覆盖了今天的泰国以及缅甸和老挝的部分地区。

柴尤寺的一尊灰泥雕像，制作于提洛卡拉国王统治时期（公元1441-1487年），它们成了历代灰泥艺术家的典范，70尊雕像上的装饰与服装各不相同。

中国的古代文献中也存在堕罗钵底国的描述。据《通典》记载：“遥理所城，覆屋以瓦，并为阁而居，屋壁皆以彩画之”“每临朝，则衣朝霞金冠，耳挂金环，颈挂金涎衣，足履宝装皮履”“王所坐塔，圆似佛塔，以金饰之，门皆东开，坐亦东向。大唐贞观中，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献金榼、金锁、宝带、犀、象、海物等数十品”。从上述的文献进行判断，堕罗钵底国的金银器工艺较为发达，当时的工匠已经可以制作各种黄金制品，包括金冠、金函、金锁等，同时也应该掌握了宝石镶嵌技术。虽然缺乏这一时期的实物案例，但是我们根据所发现的第二素攀那蓬王朝时期的文物可以推测其工艺特征。

1956年，在一份古董商人的记录中介绍泰国的相关部门展开了大城府附近的拉嘉布拉那寺遗址的发掘工作。拉嘉布拉那寺建于15世纪，在1767年的缅甸入侵战争中几乎被完全摧毁。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现了一处隐秘的地下室，其中保存着部分高棉风格的家具,上面还刻有代表梅鲁圣山的符号。出土的2000件左右的珍贵文物中大部分是黄金制品。研究发现，这些物品是在第二素攀那蓬王朝首任国王因陀罗阇 (Intha RachaI)去世之后被埋于地下，时间为1424年左右。据传说，这位国王有三位王子，其中两位决定通过象战决斗的方法争夺王冠和名誉，但是他们在战斗中同归于尽，于是第三位王子轻易成为了国王，其统治一直持续至1448年，史称波隆摩罗阇二世。为了纪念两位兄长，波隆摩罗阇二世下令建造了两座佛塔以安放他们的骨灰，随后，他还在王宫的附近建造了拉嘉布拉那寺,在中央佛塔内供奉了自己的物品。出土的部分文物中还刻有皇室徽章，例如115厘米长的象牙双刃剑、配以镶有彩色宝石的黄金剑鞘、金线编织的拂尘和装饰了宝石的金鞋等。此外，还出土了数以百计的珍贵宝石，从戒指到坠子以及大量的皇家生活用品，如香水瓶、草药瓶、槟榔盒以及在黄金几台上的圣水瓶，尤其是一串黄金制成的槟榔，显示了高超的金工技术。

一座木质山墙，描绘了一位半人半狮的神。(Neold收集）

堕罗钵底国的工艺显然受到了同一时期宗教文化的强烈影响。公元11世纪之前，南传上座部佛教就已经传入了东南亚地区，堕罗钵底国以及伊洛瓦底江流域的骠国都逐渐信奉该教派，1044年兴起的蒲甘王朝也奉上座部为国教。此后，上座部逐渐在东南亚地区占据了统治地位，然而大乘佛教和婆罗门教依然存在，并在宫廷和上层社会中较有影响。上述教派都盛行在宗教用品中大量使用黄金和白银，也经常装饰以珍贵的宝石，包括佛经的细密画也都显示了这一特点，第二素攀那蓬王朝的金银器显然正是体现了这一传承。同时，在上座部佛教的影响下，堕罗钵底国确立了其宗教美术风格，如在建筑装饰方面普遍采用了彩绘和描金的装饰方法，这一方法被其后的泰人国家所继承，例如阿瑜陀耶王国。事实上，不仅在艺术方面，以孟人为主体的堕罗钵底国在各方面都对其后的泰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泰人在孟文的基础上创立了泰文，接受了孟人引入的上座部佛教，甚至包括了孟人的部分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以及生产方式等。

二、素可泰王国时期（公元13世纪至15世纪）

关于泰人的起源，目前学术界有南迁说、西迁说和本土说三种观点，这一研究自19世纪末持续至今，目前尚无准确的定论。但是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泰族是从中国的南部省份迁徙而来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最初，他们居住的泰国北部的清迈和清莱等地区，并创造了繁荣的兰纳文化。此后，一些部落继续向南部迁徙，到达富饶的湄公河平原。从可靠的文献判断，在11世纪中期，泰人首次出现在占国的铭文中，是作为来自暹罗地区的战俘。12世纪，泰人的形象出现在了吴哥窟的武士浮雕的队列中。此后，我们在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中也发现了关于泰人的记载。1296至1297年，周达观作为元帝国的使团成员居住在真腊的通王城。根据他的记录，高棉人不会种植桑树和制作丝绸，但是来到当地的暹人掌握了这种技术，“近年暹人来居，却以蚕桑为业，桑种蚕种，皆自暹中来。亦无麻苎，惟有络麻，暹人却以丝自织皂绫衣著，暹妇却能缝补。”

大约在1238年，泰人推翻了当地高棉人的统治，建立了素可泰王国，素可泰一词源自于巴利文，其含义为“幸福的黎明”。值得注意的是，据《元史》记载,大约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之前,“朝议兴兵讨暹国、罗斛……诸国。” 可以发现，中国在元代早期已经将真腊西北部的素可泰王国称为“暹国”，因此周达观也使用了这一称谓，并称其居民为“暹人”。明清时期，中国史书中正式以“暹罗”一词称泰人的王国,包括后来的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

纹样装饰的葫芦形水壶，高度16厘米。

素可泰王国以精美的陶瓷而著名。在王国的初期，制作陶瓷的窑场位于王城的附近，后来移至希萨奇纳莱，因为此处的陶土资源较为丰富，今天被称为素可泰窑。虽然缺乏直接的证据，但是中外学者普遍认为该窑是由中国陶工所建，或者说是在中国陶工的指导下所建造的，同时，根据当时蒙元征服南宋的历史背景，中国南方部分陶工迁徙东南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素可泰窑的风格是釉下单色彩，结合其图案判断，其源头显然是中国北方的磁州窑，而磁州窑位于河北磁县观台镇和彭城镇一带，始创于宋代而终于元代，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因此，目前关于南宋陶工南迁素可泰王国的推测仍然存在疑问。此后，宋卡洛瓷逐渐后来居上，成为了素可泰瓷器的代表。宋卡洛位于素可泰的北部，大约建于14世纪中期，主要生产中国龙泉窑风格的青釉划花瓷器，这显然是中国陶瓷工艺持续传播的影响，包括《剑桥东南亚史》中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毫无疑问，至14世纪，素可泰王国的外销瓷器已经非常繁荣，其销售范围甚至包括了印度、阿拉伯半岛，数量非常巨大，例如1970年代在泰国湾发现的沉船上大约载有4000件素可泰时期的瓷器。这一考古发现也说明了素可泰王国的瓷器在当时的东南亚地区所享有的声誉。

罕见的卡隆罐，饰有动物和藤蔓图案，高38厘米。（H.E.Tarrin Nimmanhaeminda收藏）

素可泰时期的黄金和珠宝工艺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292年的兰坎亨国王石刻铭文中提到当时的金银器和珠宝可以进行自由贸易。据此推断，这一政策提升了工匠们的热情。我们从西春寺的一幅大约制作于1350年石刻中可以推测这一时期的金银器类型，石刻中的国王头戴皇冠，配以项链和其它装饰品。从这些图像所体现的造型判断，当时普遍使用的工艺应该是锤揲。与金银工艺紧密结合的是宝石镶嵌工艺，由于受到婆罗门教吉祥九宝观念的影响，素可泰时期的人们也相信珠宝象征了宇宙的元素并给佩戴的人以独特的力量。当时的宝石主要有钻石、红宝石、祖母绿、黄宝石、蓝宝石、石榴石、月亮石或者珍珠、锆石以及猫眼石。每一种宝石都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力量，在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中被普遍使用，如阿瑜陀耶王朝的统治者都佩戴黄金镶嵌九宝的戒指或者项链等饰品。此外，石刻图像中还发现有化妆盒、槟榔盒、餐具、象轿、肩舆以及数量巨大的庆典日常用品，显示了这一时期工艺的繁荣和精美。

素可泰时期的铭文中也提到了一种庆典使用的五色布料，往往被铺在地上以供高等级的宗教首领行走。由于纺织品不易保存，目前我们只能从现存的古代彩绘泥塑中发现线索。事实上，不仅是素可泰时期，堕罗钵底国时期也有部分彩塑保留至今，泥塑上的精美服饰也证明当时存在很多类型的服装，但是我们无法通过泥塑判断其材质是丝绸还是棉布，同时，每一个研究泰国早期纺织品的学者都面临一个基础的难题即壁画和编年史中所记录的服装究竟是泰国制作的还是来自于其它国家的进口，尤其是丝绸制品。此外，位于泰国北部，曾与素可泰同时并存的兰纳王国也保留了部分壁画，例如在清迈、兰邦等地的寺庙，壁画中的人物服饰精美，其中几种样式保持至今。从色彩和质感方面可以判断，当时的画工所表现的是应该是丝绸。历史上，清迈是泰国北方的丝织业中心，具有悠久的传统，其丝织行业直至19世纪早期还雇佣了大量的老挝人。目前，虽然缺乏准确的文献证据，但是研究者普遍认为在素可泰和阿瑜陀耶时期，上等的丝绸来自于进口并供王室使用，而本地也有制作丝绸的工坊，其产品主要被平民使用。英国人汤姆逊（P.A.Thompson）的笔记中也证实泰国本地存在丝绸制作的工坊，“为寻找它们，我们必须穿过狭窄的小巷和低矮的门楣，进入远离主街道的小屋子，女孩们坐在织机前。在我们喝了很多小杯的茶之后，他们将向我们展示他们最好的（丝绸）。”此外，耶稣会的尼古拉斯·热维斯（Nicholas Gervais），他曾经在泰国居住了四年，他在笔记中提到：“他们（泰国人）从中国学会了如何去制作金色和银色的锦缎。” 其他的相关证据也指出了泰国丝绸技术可能来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