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遗产保护时代，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与知识精英所代表的国家力量在地方传统文化的发掘、认定与保护等方面积极作为，并努力激发社会各界的参与热情。这些一度被边缘化的乡土知识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等形式被重新激活，呈现出新的生命力。当然，这种生命力背后蕴藏着不同行动者对“活”的不同理解与期待：官方力量往往倾向于活态性的保护，将蚕桑文化视为促进地方经济转型、增强文化认同与自信的资源和工具，而民间力量则更期待蚕桑文化能重新回归日常生活，重续其在生产生活与情感联结方面的价值。双方在共同推动蚕桑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既有一致的目标，也存在微妙的张力，逐渐形成一种具有边界感的共谋机制，共同塑造着蚕桑文化的当代重构与活态传承。

杭嘉湖地区蚕桑文化及其变迁，国内外学界早有关注。早期的研究，多聚焦于蚕桑产业与地方政治演进的关联，或关注蚕桑文化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而较少从国家与民间互动的维度切入。近年来，随着非遗保护实践轰轰烈烈地展开，相关研究特别是关于“遗产”与“活态”的学术讨论，为解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有效的阐释工具，如被多位学者所采用的“再语境化”概念。从“再语境化”的视角看，非遗保护的实践，就是将文化本身从原有的生存语境中剥离，经过价值重估，再植入新的社会语境以实现其生命的延续。以此观之，杭嘉湖蚕桑产业和文化传统的现代变迁就是标准的“再语境化”。然而，若将该过程仅仅理解为单向度的、线性逻辑的“再语境化”，则难以充分揭示其运行的深层机制。

事实上，杭嘉湖地区蚕桑文化传统的活态传承与当代重构，具体表现为国家制度推行与民间生活实践之间的反复互动，并以“遗产化”与“活态化”为相向而行的基本逻辑而循环互构。各级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参与其中，在长期的磨合中逐渐建立了一种“弹性共谋”协商机制，即在彼此承认边界的前提下，通过权责划分、互相妥协与资源互换，共同完成对杭嘉湖蚕桑产业及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鉴此，本文将基于2018年以来笔者开展田野调查所获资料，聚焦杭嘉湖地区蚕桑产业和文化传统的当代变迁，系统剖析围绕它发生的“遗产化”与“活态化”之间的互构现象，探索国家制度与民间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弹性共谋”机制，揭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内生动力与实践路径。

遗产化”作为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已被广泛应用于阐述地方文化传统被界定、命名、保护的社会过程，其理论内涵与研究视角日趋多元，主要聚焦于以下三点。

一是“遗产化”的概念界定与理论构建。近年来，诸多学者致力于从本体论、认识论的角度厘清“遗产化”的内涵与边界，王杰文将国际学界通行的“遗产化”概念界定为：“特定社区、群体与个人从其日常生活实践与习惯性活动中选择出某些内容作为‘遗产’并予以特别地推崇与保护，使之‘成为’遗产；相应地，与这些受强调的内容相共存的其他日常行为活动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与遗忘了。这一‘选择’的过程被民俗学家们称为‘遗产化（heritagisation）’。”彭牧主张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定义出发，看待文化遗产化的当下实践。龚浩群、姚畅则认为，我国的非遗研究在借鉴国际学界基本理论的同时，“终究要回到对于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的理解上来”。刘晓春从中国社会语境出发，在定义中指出了我国的政府主导性质：“遗产化是指各级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将民俗文化指定为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的系统性实践。”孙九霞关于文化遗产旅游化与旅游遗产化的讨论，进一步阐释了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遗产化”的实践形态。

二是聚焦于“遗产化”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学者普遍认为“遗产化”是权力关系与话语建构的投射，政府、社区、知识精英、市场等都是“遗产”的主体，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博弈、协商与共谋的关系，而社区和民众往往对于“遗产”有着更高的文化认同、情感归属以及利益诉求方面的需求，但却在权力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

三是关注“遗产化”引发的社会治理、经济、文化效应，讨论“遗产化”的成效与影响。既承认其彰显地方文化价值的积极意义，又批判性地指出其可能引发的过度“虚化”与“旅游化”“去地域化”“纯艺术化”民间立场缺失“博物馆化”,以及易造成新的社会不公等问题。

毋庸置疑，上述研究不仅深化了学界对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遗产化”现象的理解，还为我们解读“遗产化”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概念工具。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杭嘉湖地区，聚焦曾深度嵌入地方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如今正在发生深刻变迁的蚕桑产业和文化传统时，就会发现，现有研究仍有简单化之嫌。近年来，在杭嘉湖地区发生的“遗产化”现象，蕴含着深化既有研究、推进“在田野中理解中国”的可能：首先，杭嘉湖地区正在发生的、兼容地方产业和文化传统的“遗产化”实践过程，所关联与牵动的是整个国家与地方社会的现代转型，其中国家行政与民间力量的“弹性共谋”互动机制表现得极为突出；其次，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遗产保护制度，与民众基于生计理性、情感认同的自觉行动，如何借助看似矛盾的“遗产化”与“活态化”等话语形式，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并行不悖，共同指向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公共文化建设。显然，面对这一重大现实实践活动，需要深入分析其多元主体、多维动因和多重实践的复杂交织，进一步揭示其实践与理论的丰富性。

根据我们近年来持续进行的田野观察，杭嘉湖蚕桑传统在民间层面的“遗产化”，首要源自蚕桑产业作为当地主要生计方式之地位的丧失。

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逐渐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蚕桑丝织品的主产地，呈现出“无地不桑，无人不蚕”的景象，许多小城镇居民纷纷“以机为田，以梭为耒”，专务丝绸织造。受产业化的影响，杭嘉湖地区乡民的日常生活节律基本在此时定型。而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东桑西移”等国家产业战略调整与全球化经济的双重冲击下，杭嘉湖地区的蚕桑产业急剧萎缩。2000年至2021年，东部地区桑蚕茧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从53%下降至13%，西部地区则由34%上升至81%。而在浙江省，1994年，浙江省的桑园面积达到顶峰，共152万亩，蚕种饲养量达398.7万张；到2023年，浙江省农村蚕饲养量大约20万张，仅为鼎盛期的5%左右。

诚然，生计理性优先于文化惯性，面对蚕桑产业的衰落，杭嘉湖地区的民众开始积极寻求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和就业机会，纷纷转向其他农业产业以及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从蚕桑文化传承的角度而言，当地百姓为寻求更优的生计、更高的收入和更美好的生活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导致了蚕桑生产体系及其附属文化在日常生活层面的断裂与消隐，是一种被动的“遗产化”实践。这种颇为被动的“遗产化”，主要是指曾经深入民众日常生活的蚕桑文化惯习的逐渐消解，这也标志着该文化从一种“生产实践”向“文化记忆”的根本性转变，具体维度则主要体现在蚕桑生产节律的终结、空间布局的重构、身体技艺的断层以及知识体系的崩塌等几个方面：

其一，蚕桑生产须严格遵循从蚕蚁到蚕丝的周期性节律，这套节律规训着蚕民一年的生活节奏，形成了独特的蚕月忙碌与闲暇交替的循环。当民众脱离蚕桑生产，他们的时间就不再被蚕的生长周期所标记，转而服从于工厂的流水线、服务业的作息或是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时。这种时间制度的变迁，是蚕桑文化从日常生活中“脱嵌”的最直观体现。

其二，蚕桑生产曾塑造了独特的蚕乡空间美学。在杭嘉湖地区的传统民居中，蚕房是唯一的家庭生产空间，对通风、温湿控制都有着迥异于日常居住空间的特殊要求。海宁县云龙村在20世纪80年代统一规划建设了一批乡村联排小别墅，别墅一层用于养蚕，二层用于起居，将生产与生活空间紧密嵌套在一起，蚕农们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对蚕的夜间照料，一时成为各村前来学习的典范。然而随着养蚕的终止，蚕房也失去了作用，它们或被废弃，或被改造为储物间、客厅，新建的住宅也不再专门设置蚕房。农户家里的桑园也几乎全部被经济效益更高的枇杷或其他作物所取代。从“人蚕共居”到“纯粹生活空间”的转变，正是蚕桑文化在物理空间上被“剥离”的证据。

“人蚕共居”的现象现已不多见

其三，与生产节律和空间布局相伴的，是一整套关于桑树栽培、蚕种培育、蚕病防治、缫丝技术的地方性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体技艺。这些知识和技艺需要通过长期的实践才能习得和传承。当新一代人不再养蚕，这些精细的知识和技艺便失去了应用的场景，从而无法有效地在代际之间传承。桐乡市洲泉镇的金永泉是为数不多的坚持年年养蚕的老人之一，他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每年都有很多人来我家看养蚕，因为现在养蚕的太少了，80岁的养不动了，60岁的不愿养，就我们70岁的偶尔还养养。我不养多，一年就一季春蚕，养多了吃不消，雇人干活就得赔钱。

金

80岁的养不动了，60岁的不愿养，很多人因为不会养而好奇，跑到他家里看如何养蚕等，揭示了实践缺失所导致的代际知识断层。事实上，当地民众在主观认知中已经将蚕桑文化视作“遗产”。

过去家家户户都养蚕，现在没人养了，累也不赚钞票，就剩下一些老人，他们啥也不会，手机也不会，网络也不会，电视也看不懂，那就还是养养蚕。他们习惯了。

在海宁市周王庙镇云龙村开小卖部的沈先生看来，养蚕跟什么都不懂的老人一样，都已经被社会所淘汰。

由此可见，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行动，恰恰是传统文化在生活层面成为“遗产”的客观动力。可以被理解的是，这只是个体基于生计理性做出的自然选择，却最终使得蚕桑文化从一种支配性的生活实践，退居为一种需要被刻意追溯和言说的文化记忆与遗产符号。

被动“遗产化”是民众因生计所迫而不得不离开蚕桑生产，主动“遗产化”则是民众出于情感需求，主动地对蚕桑传统进行价值意义的重塑与再造。此时，民众不再是蚕桑的生产者，而是成为蚕桑文化符号的赋予者和蚕桑文化记忆的承载者。回看金永泉老人和沈先生的口述，面对蚕桑文化“遗产化”的现实，民众明确地将养蚕的经济动机剥离出去，转而赋予其情感寄托、精神慰藉和身份标识的新价值。养蚕行为本身也从一种谋生手段，符号化为一种怀旧的生活方式和个人情感的载体。

此外，民众还积极主动地以“遗产”为标签，改造旧有的蚕桑文化，甚至创造出新的“蚕桑传统”。在桐乡市洲泉镇马鸣村的茶馆里，就有不少老人将喝早茶的行为与蚕桑生产联系起来，当问到为什么要凌晨三四点钟来喝早茶的时候，他们回答道：

我们这里是蚕乡，以前的时候家家户户要养蚕的，白天晚上都要照顾蚕宝宝，晚上也不睡觉，到了早上三四点钟蚕宝宝也伺候完了，不忙了，就来喝茶。

但事实上，喝早茶大概率是民国时期形成的当地茶馆营业模式的沿袭，况且除了从蚁蚕到一龄蚕期间需要彻夜忙活之外，其余时间虽起早贪黑，但并不太需要熬夜，凌晨三点到六点的时间段也并非事蚕的空闲期。马鸣村近几年正在以蚕桑文化为核心开发乡村旅游，老人们虽然没有被相关部门直接授意，但潜意识里也肯定受到了“蚕桑文化之乡”语境的影响。

在上述现象中体现出来的自觉“遗产化”现象，展现了民间社会强大的文化调适能力。当蚕桑的使用价值消退后，民众通过一系列认知和叙事上的操作，为其注入了丰厚的符号价值。他们通过价值重估、怀旧叙事、传统发明和语境内化，共同将蚕桑从一种生计升华为一种情怀，从一种生产实践重构为一个文化符号。这一过程充分证明，民众不仅是“遗产化”的对象，还是积极的意义创造者以及文化重构的主体。

与民间自发的“遗产化”现象并行且相互强化的，是国家系统性的“遗产化”建构。如果说民间的实践更多是基于生活逻辑与情感的行为调适，那么国家的实践则是一场高度理性的文化治理。它通过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权威介入，对蚕桑文化进行价值重估、身份赋予和资源整合。

国家制度层面的“遗产化”建构，最核心、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层级化、体系化认定。2009年9月30日，“中国蚕桑丝织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该项目涵盖了栽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织等全部过程的所有生产技艺与相关文化，覆盖了传统蚕桑产区的诸多城市，杭、嘉、湖悉数在列。对于杭嘉湖地区蚕桑文化而言，这是一个关键性事件，因为它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确认了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的“突出普遍价值”，将其从一种地方性的文化实践，提升为全人类共同珍惜的文化瑰宝。根据申报承诺，各个省、市都开展了相应的保护、研究工作。以此为背景，坐落于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作为核心单位、主席单位及秘书处单位，陆续成立了“中国蚕桑丝织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与“中国蚕桑丝织技艺保护联盟”。

除此之外，作为中国蚕桑丝绸文明的主要起源地之一，杭嘉湖地区还拥有着数量众多的各级蚕桑丝织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截至2025年11月，杭嘉湖地区仅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就有23个。（见表1、表2）

杭嘉湖地区入选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数量如此之多，既体现出了蚕桑丝织产业和文化传统的存量之丰富，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遗产化”的程度。国家制度层面的“遗产化”建构实践，经历了通过名录认定授予身份，通过保护体系实现落地，通过筛选标准进行建构，并通过资源导入维系存续的完整过程。它运用行政和学术方面的威权，成功地将蚕桑文化从原生的、混沌的乡村生活语境中抽离出来。不得不说这一过程极具效力，它使蚕桑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资源。但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化整体性的割裂和生活语境的人为再造，为后续“活态化”实践中出现的“有活动无生活”等困境埋下了伏笔。

当然，蚕桑生产与生活实践不可能全部进入保护名录。国家制度层面的“遗产化”过程也并非对所有蚕桑文化遗存全盘接受，那些最具视觉冲击力、最易展示、最符合“优秀传统文化”叙事的部分被优先筛选出来，而更多琐碎的、日常的或带有“迷信”色彩的知识与实践，则可能在无形中被忽略或弱化。每一项优选出来的“遗产”还需要被重新精确定义，被精准地绘制出文化边界，找出“责任到人”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传承群体，将流动的、分散的、模糊的地方性知识标准化、固定化、清晰化。与此同时，政府通过设立专项补助资金，资助传承人、修缮设施、举办活动等，确保被“遗产化”了的文化事象能够获得民间自然传承所无法比拟的物质支持，还通过新闻报道、展览展示、教育研学等方式，从“民族智慧”“自信根基”“生态传统”等宏大叙事的角度，掌控蚕桑文化的核心解释权，将蚕桑文化的意义提升至服务国家文化战略与地方形象塑造的层面。

综上所述，杭嘉湖地区蚕桑文化的“遗产化”不是单一力量作用下的简单结果，而是民间实践 与国家制度共构的动态过程。民间被动的“遗产 化”从生活根基上消解了蚕桑文化的实践场域，而 主动的“遗产化”则从情感与认知层面完成了其价 值内核从生计到文化符号的转换；政府力量的“遗产化”建构则通过名录认定、体系保护与资源导入，为蚕桑文化赋予了合法的遗产身份与存续框 架。二者之间以一种横向的互文与互构关系取代了传统社会纵向的先后关系或主从关系。民间的变迁为国家制度层面的介入提供了现实紧迫性与 社会基础，使得保护行为“师出有名”；而国家制度层面的认定则为民间呈弥散状的情感与记忆提供 了权威的叙事框架和表达渠道，使蚕桑产业和文 化传统从个体怀旧升格为公共符号。这两股力量共同将蚕桑文化从原生的乡村生活语境中抽离出 来，使其传承、传播的核心场域从农田、蚕房转向 了博物馆、非遗名录、文化礼堂和旅游节庆现场。

位于海宁市周王庙镇云龙村的蚕桑记忆馆（张帅拍摄于2024年8月13日）

需要注意的是，杭嘉湖地区蚕桑产业和文化在走向“遗产”的同时，也是其当代重构的新起点。一方面，“遗产”赋予了蚕桑文化新的生存契机，在产业已然衰落的背景下，“遗产”身份成为蚕桑文化生命延续的有力保障，为后续所有以活下去为目的的活态化实践预设了舞台、对象与基本规则；另一方面，“遗产”也埋下了文化实践与日常生活再度脱节的潜在风险，政府与民众双方在活态化实践中的种种努力及困境，根源正在于此。这份共构的“遗产”既是政府与民众双方在时代巨变中为守护文化根脉所做的最大努力，也是我们审视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复杂处境的一个关键样本。

张帅，博士，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研究员，茶学与茶文化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