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绣是中国传统刺绣艺术瑰宝，承载湘楚文化历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现代化进程加速使其传承发展面临挑战，湘绣作为有再生力的传统手工艺，需结合文化研究与市场创新双轨实践在大工业文明环境中寻求再生。

图1 《长寿绣》 湖南省湘绣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2024年

艺术人类学作为跨学科方法，对理解湘绣文化价值、探索传承新途径意义重大，其致力于挖掘传统手工艺内涵并关注其在当代的再现与创新，能促进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发展。目前学界缺乏从艺术人类学特视角深入剖析湘绣本体特性、主体角色及载体形式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将挖掘湘绣背后地域文化、工艺特色、传承创新，以地域文化和工艺特色为切入点，客观分析工艺本体（湘绣）、工艺主体（女红）、工艺载体（湘绣技法），从艺术人类学视角剖析其保护传承问题，并对其未来发展路径提出建议。

一、湘绣的历史溯源与发展概况

湘绣作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结晶，不仅凝聚了匠人智慧，更是湖湘民族文化与艺术交融的生动体现。湖南刺绣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整个中国历史过程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清光绪年间，湘绣同苏绣、粤绣、蜀绣一起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

（一）工艺本体——湘绣

对刺绣的分类有多种，按地域划分可分为南方刺绣与北方刺绣，湖南的简称为“湘”，其绣叫作“湘绣”。这里的“湘绣”是广义泛指，指代源于湖湘大地且传承至今、以针为笔、以线赋色的刺绣技艺及其艺术作品。湖南奇服异绣自古闻名，从出土的战国《楚辞》对楚地服饰文化的描述、长沙马王堆汉墓稀有刺绣文物，到多种湖南民族民间刺绣及狭义湘绣等，共同构成了广义湘绣。

对古代文献以及出土、传世的刺绣实物进行分析可知，于中国刺绣艺术漫长的发展历程里，湘绣影响力最大、成就最为突出的两个阶段，分别是战国至汉代时期，以及晚清至民国初期。田自秉在《中国染织史》中提及：“对于湘绣的历史，过去一般都认为传世于清朝末年，但自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涓滴长寿绣’‘绢地乘云绣’‘罗绮地信期绣’等精美汉代刺绣后，对于它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可以这样说，湘绣是在清代后期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刺绣体系。”

战国至汉代，中国文化深受楚文化影响，重要织绣多出土于两湖楚地。楚国、汉刺绣以辫绣为主，只有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的棋纹绣中含有平绣中的直针新针法，这无疑彰显了湖南刺绣的重要地位。马王堆出土的绣品，纹样以云纹为主，多以云、龙凤、茱萸构成，还有几何纹、植物纹等。《西京杂记》中提及：“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屈原《楚辞》中有“吾令风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之句。因此，西汉人将绣着的茱萸、龙凤纹饰称为“长寿绣”（图1）。

乘云绣（图2）主要绣制有茱萸纹、如意头纹、卷云纹等，尤其是所绣的桃形凤头，凤鸟头部用菱形作眼眶，正中用单行锁绣密圈，以示眼球神光，充满动感与奇幻色彩。所谓乘云绣，“风鸟乘云”也寓意着无限期望。

图2 《乘云绣》 湖南省湘绣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2024年

信期绣（图3）有两种说法，一说为遣册名，因为绣有这种样式花纹的三件香囊、一副手套和一件包裹九子奁的夹袱，在遣册中均称为“信期绣”；另一说因纹饰中的长尾小鸟似燕，而燕为定期南迁北归的候鸟，寓意“忠可以写意，信可以期远”，故称“信期”。它的纹样单元大小不等，内容主要为穗状流云和卷枝花草，有疏有密，有繁有简，其中还绣有许多变形的燕子，体现出清新灵动的风格。

图3 《信期绣》 湖南省湘绣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2024年

西汉之后，随着湖南政治、经济逐渐式微，官方对湖南刺绣的关注度不断降低。政府与富商巨贾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丝织业发达且交通便捷的北方地区以及江浙一带，采购那里的刺绣品。然而在湖南民间，楚汉刺绣的技艺与艺术风格并未就此中断。正是湖南历代民间刺绣艺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妇女）长期坚持不懈地探索与努力，才让楚汉刺绣艺术得以代代传承，并持续发展。

中国刺绣发展至宋代，主流刺绣过度依赖书画艺术，失去自身特色与个性，阻碍了刺绣艺术的健康发展，以文人士大夫审美为标准的画绣主导主流社会。从元代到明代的近七百年间，各地刺绣形成北壮南秀格局，北绣以宫廷绣为代表，纹饰端庄、色彩浓郁；南绣以顾绣为代表，针法精细、风格清新，将画绣技艺推向极致。同期，湖南刺绣虽也在发展演变，但因多种因素，相比汴绣、鲁绣、顾绣、京绣、粤绣较为沉寂。

明末清初之际，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湖南刺绣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契机。湖南刺绣以自绣自用为主，但此时期不再局限于“自家绣制自家使用”的传统模式，开始承担起供奉宫廷用品的职责。到了嘉庆年间，长沙以及与之相邻的湘潭地区，从事刺绣工作的民间妇女数量呈逐步上升趋势。湖南民间妇女很早从事湘绣行业，清嘉庆庚午（1810）《长沙县志》卷十四有记载：“省会之区，妇女工刺绣者多，事纺绩者少。”光绪三年（1877）《善化县志》（含长沙市西南及望城县）卷十六“风俗”条载：“省会刺绣者多，乡村习纺绩者众。”除长沙之外，嘉庆时期的湘潭亦是如此，其妇女“新操井臼，绩麻索缕”“住城市者，勤习针黹营生”，特别是富家闺秀，“多事刺绣，针神丝绝不减前人”。

刺绣的商品化产生于明代后期的江南地区，清代中期已十分繁荣，不同产地的商品刺绣受当地民族民间刺绣传承影响，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地方体系。清末苏绣、粤绣、蜀绣和湘绣特点突出、销路广，被公认为“四大名绣”。这里所说的“湘绣”，即为此时期湖南长沙地方的刺绣，亦为狭义的湘绣。表现内容多以中国书画为范本，却不全然依附名画名作，极为重视画师设计与绣工制作工艺的协调配合。它要求画师了解刺绣工艺，绣工知晓书法绘画。在画师和绣工共同努力下，将掺针发展成体系，并使其成为湘绣主要特色。

1911年之后，随着湘绣商业化生产的发展，从事刺绣行业的民间艺人日益增多，专业绣工已达到2000余人，并且出现了大量绣庄，其中以沙坪、袁家冲一带最为普遍。由于生产产品不同，湘绣绣庄被分为两种：“一种经营细绣，一种经营粗绣。”沙坪较为有名的绣庄有清光绪末期的“锦云绣馆”，绣庄以沙坪、袁家冲为中心，扩展到河西、长沙城郊、宁乡、浏阳等地，绣工高达万余人。沙坪湘绣以自身的本土特色不断发展与完善，2006年，湘绣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沙坪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基地”。其作为湘绣发源地，以浓厚刺绣氛围和多元培育方式，为湘绣传承输送大量人才，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其凭借丰富场馆、产业集群以及文旅融合活动，全方位保护湘绣文化、推动产业发展并扩大品牌影响力。通过开发旅游线路、举办体验与文化活动，促进湘绣文化广泛传播。

现代湘绣“以针代笔、以线晕色、以纤素为纸、以丝绒为颜色”，而且还以数十种针法和多种色彩的绣线综合而成，在忠实于画稿原作的基础上，融入了艺术家的主观创造和审美意趣，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不仅让人欣赏到中国传统绘画的意境美，还让人领略到刺绣艺术的精湛工艺美。

（二）工艺主体——女红

女红刺绣艺术作为古老的艺术形式，不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清末，胡莲仙的“吴彩霞绣庄”尚未开张之前，湘绣主要以自产自销的方式存在。当时妇女们会亲手绣制一些诸如小孩的鞋帽、围兜等日常所需物品，若有多余的则会拿到市场上售卖，以此作为家庭收入的补充。

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张驰的麻线，柳敏姑的鞋面。”该俗语中的柳敏姑，以巧手著称，特别是她所绣制的日用品，花样设计新颖独特，色彩缤纷，深受当地妇女们的喜爱。即至1877年，吴彩霞开始研究刺绣，“日益改良，外人遂注意于此，嗣后接踵仿造”，有“锦成春”等十余家绣庄，如“锦成春”的绣花品，“精细优美”。1878年胡莲仙在长沙挂出“绣花吴寓”，亦名“彩霞吴莲仙女红”的商标，实行自绣自销，开始了湘绣的商品化生产。袁魏氏更是积极推动了沙坪袁家冲地区的女性学习刺绣技艺，她不仅亲自指导徒弟，还以沙、袁家冲为中心，将刺绣技艺传播至长沙城郊、河西、三汉矶一带，以及宁乡朱石桥、浏阳等地，城乡绣工人数多达万余人。正是她的引领和推广，为湘绣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历史纵深来看，女性始终是湘绣艺术的核心传承主体。在该艺术中，湖湘女性以针代笔，在素绢上织就“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的艺术奇观。在20世纪初，湘绣出现了“毛针”技艺的突破性创造。然而随之而来的工业化浪潮又将湘绣传承推向了另一重困境，突出体现为人才梯队断裂、创作模式僵化。在此关键节点，女性群体以文化自觉重构传承路径—以刘爱云和江再红为代表的国家级传承人，既坚守“掺针”等传统技法，又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创作；研究者通过建立数字化针法数据库，系统性梳理湘绣技艺体系；新生代女性创业者则以“非遗”研学、文创开发等新模式拓宽传承边界。从绣坊到实验室，从国际展览舞台到直播文化空间，在湘绣技艺的传承保护以及国际化产业化进程中，女性力量尤为重要。据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统计，现有省级以上传承人中女性占比达78%，各级湘绣专业院校女学员占比超90%。这种结构性变化标志着：女性已从传统意义上的技艺承载者，跃升为湘绣“非遗”活态传承与当代转化的主导力量，她们的创造性实践正重塑着这门千年技艺的文化生命力（图4）。

图4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湘绣）国、省、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作者自绘

（三）工艺载体——湘绣技法

湘绣的发展轨迹与时代变革深度交织。从绣材的精研甄选，到题材、针法与表现形式的迭代创新，无不凝聚着历代湘绣艺人的匠心与巧思。历经百余年积淀，湘绣已构建起自成体系的技法范式，形成鲜明的艺术辨识度。

其中，劈线技艺堪称湘绣工艺的精髓所在，充分彰显着艺人超凡的技艺水准与艺术修为。掌握此项绝技，既需炉火纯青的手工造诣，更离不开对湘绣美学的深刻领悟。绣者以纤毫为度，将丝线劈分至极致，方能成就绣面“齐、光、直、匀、薄、顺、密”的至臻境界（图5）。

图5 《劈丝分线标本》 湖南省湘绣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2024年

湘绣针法作为核心艺术语言，承载着其独特的美学价值与工艺精髓。如学者田顺新在《湘绣》中所述：“归纳湘绣有平绣、织绣、扭绣、网绣、结绣、双面绣、剪贴绣、补画绣、十字绣、剪绒绣、打子绣、缂丝绣、交叉绣和立体绣十四种。其中各种绣法又有它的多种针法，共七十三种针法。”其中，由湘绣大师余振辉首创的“毛针”堪称典范（图6），这一针法突破传统“平、齐、光、亮”的审美定式，以粗线铺陈底色，复以细线混色晕染，通过粗细交织、疏密相生的技法，将物象肌理表现得栩栩如生。

图6 《鬅毛针技艺》 湖南沙坪湘绣小镇伊飞湘绣藏 作者拍摄 2024年

“毛针”技法在狮虎等动物题材中尤显锋芒。其以动物皮毛的自然肌理为创作原点，创新采用“先立骨、后敷毛”的分层刺绣逻辑，通过不同色阶丝线的渐变晕染，将兽类皮毛的蓬松质感与动态韵律精准呈现，构建起以物象生命特质为核心的刺绣美学体系（图7）。

图7 《鬅毛针技艺》 湖南沙坪湘绣小镇伊飞湘绣藏 作者拍摄 2024年

此外，湘绣在工艺革新中实现从单面绣向双面绣的跨越，尤以双面全异绣最为惊艳（图8）。这项技艺需在同一块透明底料正反两面，创作出形态、意境皆异的画面。其核心工艺要求外轮廓精准吻合，同时融合透视、解剖、色彩学原理，适配特殊针法。双面全异绣既承继汉绣、楚绣精髓，又经历代改良突破，将湘绣工艺推向新高度，使其成为刺绣领域独树一帜的艺术流派。

图8 《雪域慈悲》双面绣 湖南省湘绣博物馆藏 作者拍摄 2024年

二、湘绣保护与传承面临的困境

（一）人才培养机制的断层与失衡

湘绣传统传承体系呈现师徒制与院校教育并行的二元结构。师徒传承依托口传身授的直接教学范式，通过技艺示范与实操指导实现针法体系的代际传递。该模式尤其强调实践体悟，且具有明显的家族化特征（图9），这一传承方式所内蕴的封闭性客观上制约了技艺传播的广度与创新活力。相较而言，工艺美术院校构建的专业化教育体系采用标准化班级授课制，以专业教师为主导、行业专家讲座为补充。但课程设置同质化、教学内容滞后及理论与实践失衡等问题，导致人才培养出现结构性偏差，抑制了创新能力发展。同时，行业吸引力不足也成为传承瓶颈。湘绣技艺习得具有高时间成本特征，投入产出的延迟性易消解青年从业者的持续动力。行业薪酬水平偏低形成现实性经济制约，双重因素叠加致使青年人才储备不足，严重影响湘绣技艺传承的可持续性。

图9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江再红家族传承谱系图》 作者绘制

（二）产品创新乏力与同质化困局

当前湘绣产品在创新维度存在显著短板，市场拓展能力受限。在产品形态与图案题材方面，湘绣仍高度依赖传统形式和主题，与当代文化潮流和时尚趋势脱节，难以契合现代消费者多样化的审美偏好，市场吸引力较弱。在销售模式层面，湘绣长期倚重单位或私人定制的保守路径，近年来在规模化生产、工艺技术革新、材料创新应用以及商业模式优化等关键环节，面临诸多挑战与瓶颈，亟待突破局限。

（三）知识产权意识薄弱

在传统艺术生态中，绘画与刺绣的跨界融合长期处于知识产权模糊地带，其创作实践因缺乏明确法律规制而未引发权属争议。伴随现代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完善，湘绣领域以他人作品为基础的商业性再创作行为，若未经原权利人授权，或被纳入著作权侵权范畴，需承担法定责任。然而，针对湘绣“二次创作”在独创性表达维度是否构成独立著作权客体，当前学界与司法实践尚未形成统一认定标准，争议核心聚焦于刺绣工艺创新对原作演绎的权力边界界定。

三、艺术人类学视角下湘绣的保护与传承

（一）以“传承人”为核心的阶梯式人才培育体系构建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直接参与制作、表演等文化活动，并愿意将自己的高超技艺或技能传授给政府指定人群的自然人或相关群体。作为“非遗”传承体系的核心载体，传承人对湘绣的存续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性。

在人才培养机制构建中，需实施阶梯式培育策略：其一，推进“非遗进校园”工程，鼓励湘绣从业者开发中小学体验课程，通过技艺传授与文化浸润提升青少年认知度与兴趣；其二，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湘绣企业与高等职业院校共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共同制定专业招生标准与教学方案，定向培养兼具实践能力、专业技能及创新意识的复合型人才；其三，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支持湘绣工作室及企业建设公共实训基地，政府通过专项资金注入强化保障机制，形成多层次、系统化的人才培育生态。

（二）题材原创化与生产智能化双轨驱动

湘绣的创新发展并非对传统的全面摒弃，而是在传承根基上激发新的活力。在创新实践中，一方面，湘绣需注重题材内容的创新突破，积极推动原创设计理念的融入。另一方面，着力强化智能化生产体系的构建。通过将湘绣毛针等特色针法基因应用于创意产品的智能化生产，依托湘绣文化基因数据库的搭建，系统整合髓毛针绣法、图案、色彩等多元元素，实现元素的重组与再设计，以满足多样化的设计需求，促进湘绣创意产品中元素的丰富呈现。

湘绣文化基因库的建立赋予了产品生产更高的灵活性与规模化潜力，能够广泛应用于文创、服饰、家居等多领域的产品设计，推动湘绣在人工智能时代实现生产模式的创新转型。具体而言，湘绣鬅毛针创意产品的智能化生产遵循“绣稿智能识别－绣稿对象数字矢量化－鬅毛针针法匹配－智能建模打版－智能化生产”的流程，该流程可显著提升设计师的工作效能，降低设计失误率，同时丰富湘绣产品的设计风格，助力湘绣产业的现代化发展。

（三）活态传承的生态建构与范式转型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需突破将湘绣仅视为静态文化遗产的局限性认知，转而将其置于现代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中考察其活态传承机制。这一理念要求超越单纯保护性思维，通过解析湘绣在当代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价值维度及其与社会变迁、文化多样性、技术革新等外部环境要素的互动关系，构建适应性发展策略。具体而言，既要注重通过表现形式创新与传播渠道拓展增强其社会需求适配性，亦需引入艺术人类学的整体性研究范式，将湘绣的艺术形态、文化内涵与所处的历史语境、社会结构视为有机整体，借助跨学科研究方法深化对其文化功能、历史演进规律的认知。在实践层面，应建立过程化传承保护机制，通过制定具有前瞻性、可持续性的发展规划，结合具体文化实践项目推动湘绣的活态传承与现代转化，实现其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态中的创造性存续。

结语

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湘绣，其存续与发展本质上是文化生态系统的动态建构过程。从艺术人类学的整体性视角出发，需以工艺本体活化－主体价值赋能－载体创新转化为核心路径。唯有将湘绣的保护与发展纳入文化人类学所强调的“人－技艺－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才能使其超越静态的“非遗”保护范畴，在当代社会文化生态中形成自我更新的内生动力，最终实现传统手工艺在现代性语境下的价值重构与活态延续。

作者姜容，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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