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任谢元：20世纪50年代北京特种工艺调查再研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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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任谢元：20世纪50年代北京特种工艺调查再研究（二）

时间：2026-05-04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0 分享：

二、产业化：北京特种工艺调查的逻辑进路

面对旧社会遗留下来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北平市人民政府遵循中央指示，率先成立工商局，组建北平市供销合作总社，统筹领导北平市手工艺事业。5月7日至6月15日，开展了北平解放后的首次工业登记，第一期登记了4个行业，第二期登记了15行业。从遗留的档案来看，该次登记是将特种工艺内嵌入工商业的整体普查之中，并未对工商业类型作出明确划分。关于这一点，《北平市私营工业登记调查总结》也指出：“在工商业登记工作全盘结束以后，应即合理而适当的重新划分行业”。[16]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北京市委积极响应中央指示精神，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组织艺人归队”和“妥善恢复生产”的具体政策，围绕手工业合作化运动持续开展了特种工艺调查工作，即要通过摸底、调整、规划，“弄清工艺美术行业的产供销状况和现有生产规模，提出抢救和恢复生产的意见”。[17]整体来看，其出发点和组织方式完全是遵循“将特种工艺业作为一个现代产业来进行重建和发展”，历经将个体生产转变为合作社、再到国营工艺厂的产业化演进理路，最终纳入了国家计划框架下的有序发展。

（一）试办手工业合作社阶段特种工艺调查的初步筹划与实施（1950-1952）

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手工业“资金少、规模小、供销困难”的特点，组织手工业者参加物资交流会，举办手工业产品展览会，展览会上专辟特种工艺展室，给予特种手工艺格外的重视。与此同时，北京市人民政府及时对特种工艺进行贷款、免税及加工订货，将失散的艺人找回来，使停产一二十年甚至快要失传的铁花、戳纱、铜胎烧瓷、景泰蓝的生产又恢复起来。[ 18]随着特种工艺行业的渐趋复兴，老艺人和工徒迫切要求复业，成立自己当家作主的作坊或合作社。1949年12月初，22名失业的地毯艺人和工徒自筹股金与设备，试办了第一地毯生产合作社。这种具有生产自救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发展尤为迅速。1950年初，又有51名失业地毯艺人和工徒成立第二地毯生产合作社；1951年初，再有84名艺徒组成第三地毯生产合作社。接着，雕漆、景泰蓝、玉器、象牙、刺绣等业的流散艺人也闻风而动，相继要求建社。[19]特种工艺行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景象。

北京城市特种工艺行业的繁荣同样得益于国家的政策支持。1950年4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关于手工业生产座谈会总结》（以下简称《总结》）指出：“许多手艺工业，如花边、地毯、雕漆等，是具有艺术价值的对外输出换取外汇的物品，特别应该重视和提倡”，[20]并特别强调扶持手工业生产重点的三个方向八大品类，其中“外销品目包括华北、西北的地毯，山东的草帽辫，浙江的金丝草帽，湘赣的夏布，胶济、潮汕的花边、抽绣、发网，北京的手工艺品，福建的雕漆、瓷器、木画等”，[21]明显看出“北京的手工艺品”是重点扶持的行业，且是外销品目中唯一的宏观类别，形成了与其他品类明确指代的迥然不同，也从侧面反映了北京城市特种工艺的外销潜力。该《总结》进一步指出：“各处地方政府对当地重点手工生产，应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具体情况后，拟订切实可行的办法”。[22]中共北京市委严格贯彻中央指示，于同年6月成立“北京市特种工艺品公司”，兼管供应原料与收购成品，直接干预甚至包揽特种工艺的生产销售，标志着该行业从自发状态进入政府统筹阶段。与此同时，特种工艺品公司还将散落民间的景泰蓝艺人请进厂，成立兼具景泰蓝研究与制作功能的国营特艺实验厂。

特种工艺行业生产与销售关系的初步理顺，既带动了城市经济的恢复发展，又促使着行业自身的改组完善。1951年4月，北京市召开特种手工艺专业会议，要求通过调查摸清销路困难或原料来源断绝的行业，并实施帮助改业或转行。此后特种工艺扶植改造被提上议程。1952年9月，北京市积极贯彻全国第二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精神，制定“积极发展、稳步前进，努力提高、继续整顿”的方针，加大力度“组织特种手工艺生产与出口”。在第一批巩固发展起来老社的示范作用下，全市特种工艺合作社有了新的发展。

（二）整顿、巩固手工业合作社阶段特种工艺调查的持续推进（1953-1954）

1953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重视手工业”社论，指出“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着很大的比重，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得条件，适当地加以扶植和发展”。[23]社论公布后，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奋。特种工艺联合会召开委员会对“劳资、雇佣、师徒关系”作了讨论。[24]随后，又协助市工商管理局对特种工艺行业中存在的“劳资、雇佣、师徒关系”进行调查，初步明确特种工艺行业要贯彻手工业确定的“发展”、“维持”、“限制或转业”三类排队意见，表明北京市人民政府已认识到特种工艺行业的多重发展轨迹。不过，特种工艺因其自身的独特性，并不可能完全按照上述分类排队，需进行适当的区别对待。

为尽快推进上述分类计划落地，同年10月至次年3月，市工商管理局在开展总路线的宣教活动中，提出必须要注意“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不仅要了解各行业的人数、户数、产销情况，还要弄清其生产方式、经营方式，根据过去和现在的情况预计将来，然后进行排队，确定组织发展的重点与步骤，以避免组织工作的盲目性。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认可与回应，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全市手工业合作社四年来的发展进行全面普查，其中特种工艺社15个，社员4696人，每月产值20亿元的产品全部出口换取外汇。[25]特种工艺行业生产的初步集中化，改变了此前该行业的零散状态，为规模化生产奠定基础。

紧接着，为配合国家在过渡时期实现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统计局及中华全国合作总社指示在全国进行一次手工业调查。北京市依据中央下发的手工业调查方案，成立市手工业调查办公室，制定本市调查方案，确定包括特种工艺在内的九个重点行业为调查对象。据档案显示，特种工艺调查工作与其他类型手工业调查均设置了相应的时间节点与目标任务：1954年9月13日至18日对调查方案、分类、目录、表格等进行学习讨论；9月16日至23日抽出部分同志搜集、整理、鉴别部分调查资料，特别对前期特种工艺合作社调查材料进行了复审与分类；9月25日至30日摸排出特种工艺行业的人数与户数；10月17日至11月15日各区完成特种工艺调查，并形成总结性文字报告。[26]该总结报告中涉及特种工艺行业的户数、人数、产值、产量及组织状况等基本情形，而对产供销情况关注不够，特别是尚未理清特种工艺行业的具体产销问题并加以解决。但不可否认，该次调查数据为日后的专项调查积累了基本资料。

对于如何利用这些调查数据，市工商行政部门设想，应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以及手工业的供销情况，制定具体的指导扶植计划，从而明确各类型手工业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北京市特种手工艺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就是当时该扶植计划的产物，涉及4条问题6条办法。当然，因未完全掌握特种工艺状况，这些提法也并不全面，甚至出现偏离，但至少指明了特种工艺改进发展的方向。挑补花业的重获新生就是最好的昭示案例，该业多是分散于市内各地的小手工业户，过去因争销路，既不注意质量，又品种单调，造成产品大量滞销积压。而后在市百货公司的指导和扶植下，先后有48户与销售单位建立订货合同，行业内同时建立11个生产互助组，这样一来产品规格做到了统一，产品花样也得以互相交流，不仅数量与质量上去了，还增加了400多种新花样，很快打开了市场销路。[27]

另外，北京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从根本上保存发展首都特种工艺的原则和罗致老艺人保存绝技、培养徒工”的指示，组织力量对全市特种工艺行业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普遍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在象牙、玉器等18个自然行业中，尚有163名技艺较高者并未从事本业。他们或因生活所迫，早已改行它业；或因年老病弱，难于求职；或因无力复业，只能是空怀绝技。[28]根据这种状况，北京市及时制定保护有专长艺人的办法，实现了归队与生产的无缝衔接。可以说，1954年成为北京特种工艺行业调查与合作化同频共进的关键一年，为即将到来的手工业合作化高潮奠定基础。

（三）手工业合作化高潮阶段特种工艺调查的全面展开（1955-1956年）

1954年12月8日至1955年1月6日，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召开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在1954年手工业调查的基础上，按照“从业人员多少，产品销区大小”进行系统完整的行业排队。同年3月10日，北京市成立手工业管理局，专嗣与有关部门合作对手工业按行业类型全面调查，重新确定按照“发展”、“利用”、“维持”、“限制”、“淘汰或转业”五类进行排队，[29]且依据供产销情况加强对开、歇、转业的行政管理，这种细化且灵活的排队标准比之前更富有针对性，更有利于从整体上审视不同品目手工业的走向，并区分轻重缓急安排产供销计划。

4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及中央手工业管理局联合颁发《关于1955年个体手工业重点行业调查工作的通知》，北京市手工业管理局与市统计局接到“通知”后，随即交换调查工作意见，召开调查经验交流会，讨论和总结1954年调查工作，并对1955年的调查工作进行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在去年手工业调查时组织的力量较大，数字较全，现在数字基本上能满足中央此次调查的要求，因此，有关数字部分，除作补充搜集外，一般可以尽量利用现有资料，另把主要力量放在供产销情况的了解与分析上”。[30]不难发现，市手工业管理局确定的调查基调，较为清晰地反映出1954年手工业调查的成绩与不足。

鉴此，市手工业管理局根据上述“通知”内容，初步拟定工作计划，抽调市生产联社、工商联、市统计局干部共6人组成手工业调查工作组，着重调查包括特种工艺在内的九个重点行业的供产销状况。从7月初到9月中旬先后完成木材、棉织等七个行业的调查工作，即将开展特种工艺及金属制品业的调查。关于这两个重点行业，市手工业管理局称“过去资料深感不足，必须进行一次较全面的调查”。令人费解的是，此时市手工业管理局缘何会有这样的言论？从北平解放以来的历次手工业调查看，有关特种工艺的调查均是嵌入到手工业的整体普查之中，虽耗时费力颇多，却未能全面掌握特种工艺的详实状况。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北京市档案馆现藏《北京市1954年手工业调查资料》《1955年北京市各行业调查资料的说明及各行业的情况》档案中，也能窥见一二。由此便可推断，市手工业管理局的言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为弥补前期历次特种工艺调查的缺憾，市手工业管理局考虑到本次调查“工作量大、专业度高”，又从市生产联社抽调美术服务部干部1人协助进行特种工艺的调查，按照计划“先对行业主要类型进行参观，然后正式开展调查工作”。然而，自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六中全会后，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开始加快，手工业合作化由“按行业分期分片改造的老方法”过渡到“全市按行业同时组织起来的新方法”。在统一步骤下，展开了快速的合作化运动。历经月余，11月11日又完成金属制品业的调查。而特种工艺行业调查工作最终在1956年才得以开展，并形成《1956年北京市特种工艺手工业调查研究的意见》。该报告除继续摸排特种工艺行业整体概况外，尤对行业组织形式与组织对象进行周密而详实的调查及阐释。在组织形式上，依据生产的集中程度不同划分四类：第一类，集中生产的合作社31个3229人(均是老社)；第二类，分散生产的合作社3个7666人，均为挑补花业的家庭副业性生产，但该业在设计、裁制、洗烫、包装等工序中需集中生产；第三类，集中带分散的生产社10个1669人；第四类，供销生产社有3个485人，该类型由于产品复杂、地区分散、多属连家户，需分散生产，各计盈亏。[31]

鉴于以上情况，北京市手工业调查办公室根据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委会白如冰主任的指示原则，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有些可以适当集中生产，有些可以分散生产，能集中的亦不宜过大”，并特别强调“特种工艺行业在组织方面存在过早过急地集中生产与统一经营的情况”，[32]该解决方式充分考虑到北京特种工艺行业实际状况，针对特殊产品户有入社要求却有顾虑的情况，提出灵活适度的应对策略，有利于后续此类问题的解决。多位亲历者在回忆录中提到，“素有‘葡萄常’之称的常桂禄有三怕：一怕财产集中，二怕生产集中，三怕丢了祖辈传下来的名誉”。[33]对这样一些人，北京市手工业调查办公室建议“先给个社员名义，今后再进一步研究解决改造的方法”。调查中还指出，无照户及厂外临时工加入了合作社，没有很好地安排生产，全市有65户200多人。针对此类状况，北京市手工业调查办公室统筹协调并予以解决，“对无照户及厂外失业工人，已进来的应安排生产；未进来的如有技术且以此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应吸收入社；对已转他业多年有技术要求入社的，可根据合作社发展和需要，适当地考虑吸收”。[34]

必须提及的是，随着手工业合作化浪潮的持续高涨，经北京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批准，北京市工艺美术品生产合作联社筹备委员会于1956年1月20日成立，并制定《北京市工艺美术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章程》，直接推动特种工艺行业发展。由此，公私合营性质的珐琅厂应运而生，该厂后于1958年合并国营特艺试验厂，并更名为国营北京珐琅厂。紧接着，北京市工艺美术生产合作联社筹委会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讨论确定对老艺人按照“个人创作特长”进行重新排队调查，并细化艺徒培养工作，将培养艺徒名额由100名增加到125名。[35]6月12日至14日北京市工艺美术品生产合作联社成立，公布了经过调查后的56位新艺人，体现出国家对手工艺人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肯定。随着特种工艺行业全系统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北京市工艺美术品生产合作联社继续担负着领导首都工艺美术行业发展前行的重任。1957年，整合成立北京市特种工艺工业公司。随着手工艺行业掀起并社建厂热潮，1958年又组建国营北京玉器厂等集约化生产的现代企业。至此，北京城市完成了特种工艺从分散生产到规模化、规范化的产业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