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于艺术术语的艺术知识体系建构逻辑

当代艺术知识体系的建构正经历从经验描述到科学范式的转型。通过艺术术语系统实现知识的系统化定名，借助意义生成框架完成概念的结构性释义。这一过程融合术语学、认知学与艺术学的学理逻辑，形成“概念—语言—认知”三位一体的知识生态。

（一）术语系统的双向功能

一是术语通过系统化定名，成为知识结构化工具。术语学强调单义性与系统关联性，甚至有术语系统是第一位的、术语是第二位的表述。即术语需在特定领域内精准指代单一概念，并通过层级、关系等定名（如属种、空间关系、风格关联等）构建知识网络。术语学的要求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在术语形成的过程中，一个词作为语言的词汇意义和作为术语的概念意义并不总是完全重合的，存在如下情形：第一种，术语的词汇意义与概念完全重合，这种情况下的术语又称为正导性术语。第二种，词汇意义和概念不吻合，这种不吻合包括词汇意义和概念意义背离，或是词汇意义包含概念用的非本质及冗余特征，或者不包含该概念的本质特征。第二种情形会导致术语和概念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发生偏离。这就需要术语的统一来进行干预，系统化定名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这种方式按统一规则、逻辑体系给事物命名，确保名称有序、关联且无歧义（如化学元素、生物分类等命名）。通过系统化定名，进一步保障了术语与单一概念的精准映射，且术语与术语之间生成自成逻辑的网络。由此，术语承担知识结构化工具的角色得以完成。例如，艺术学中通过分类，形成属概念视觉艺术，种概念绘画—水墨画的层级定名。艺术术语通过概念层级与关系网络，形成知识拓扑。人类认知依赖简化复杂信息的范畴化（categorization）能力，术语系统通过分类编码产生基础范畴术语，如“具象”与“抽象”的二分，降低认知负荷。通过图式压缩，实现知识存储，使艺术知识具备心理可操作性。例如，“印象派”作为认知图式，涵盖“光影瞬间性”“笔触碎片化”等特征范畴。

二是术语在结构性释义基础上搭建意义生成框架。一方面，术语的编码和解码均与语符、概念和语境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当下，艺术术语的释义更要关注历时性与动态性影响下的语境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结构性释义是指在还原或带入语境下，通过拆解事物的组成要素、层级关系来解释含义，让解读有框架、有条理。艺术术语释义包括了构成要素与本质属性分析、语境关联以及多模态表征。另一方面，艺术术语的意义常常通过隐喻、映射实现。比如，“色彩张力”将物理力转化为视觉心理体验，“画面节奏”借音乐概念解释视觉元素的律动。艺术术语的释义既要进行要素的拆解，也要关注关系网络形成的结构性特征。

　　（二）从艺术术语系统到艺术知识体系

　　术语是语符与概念所构成的二维复合体，其概念释义受语境的影响。认识论认为概念可分为真值概念与自然概念。前者是界限明确、特征有限的一组概念，这些特征仅为这一概念的全部所指物所固有。后者是由一组有限特征及其可塑性相似所构成的概念，其中有限特征为“典型所指物”所固有，并构成概念的核心，而相似特征域则构成概念的背景。“真值概念组成经过整理的概念系统，但不能发展。通过自然概念的稳定及其向真值概念转化，知识才得以发展。”

基于用于科学认识的综合性特征，术语具备记录知识、发现新知、传播知识的功能。知识的发展得益于概念系统的发展与更迭，概念系统普遍的表达方式就是相应的术语系统。通过术语，概念系统得到固化，且产生一种经由术语的形式系统反映概念的趋势。学者们倾向于用术语充分地反映其所称谓概念的本质及其在概念系统中的地位，会不断地明确术语的形式，这常常引发对现有概念系统的重新审视，进而推动知识体系的发展。

术语的功能决定了单个的艺术术语可以作为认知艺术知识的基本工具，艺术术语系统可以塑造作为反映对象的物质世界的认知形象，创建艺术知识体系，构成“艺术世界图景”。艺术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本质上是术语驱动的认知工程：以系统性定名锚定概念坐标，以结构性释义激活意义网络，艺术术语系统通过确立和运用艺术术语的语义联想，拉近概念间的关系并将其系统化，从而将艺术知识系统化且不断推动这一知识系统的发展。

四、中国艺术知识体系的建构

艺术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本质上是术语驱动的认知工程，中国哲学为中国艺术知识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认知基础，中华文明滋养赋予了中国艺术知识体系的主要特征。在中国艺术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我们还要重视术语中可能出现的干扰因素与变量。

　　（一） 中国艺术知识体系的中国哲学基础

　　中国艺术知识体系的建构深植于本土哲学传统，其核心并非有关艺术形式与技巧的概念堆砌，而是以儒释道交融的宇宙观为精神基底，形成独具东方智慧的美学范式。

　　一是有关宇宙秩序的艺术转译。如“琴瑟和鸣”表达在音乐结构中建构“异音相调”的和谐模式，用“大音希声”隐喻《礼记》“大乐与天地同和”的宇宙法则。“留白”不是物理空间的疏漏与缺失，画面虚空恰为“气韵流动”的场域。禅宗“空寂”观念催生中国艺术中的减法美学，马远的《寒江独钓》以渺小人影反衬“万籁此俱寂”的宇宙苍茫，实现禅宗“空故纳万境”的意境转化。

　　二是有关生命哲学的审美投射。吉祥纹样“蝙蝠（福）”“仙鹤（寿）”“多子石榴”“瓜瓞绵绵”等从物的形象上升到意义的符号，实现了“立象以尽意”的符号实践，将“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命哲学与孝亲、祈福、家族繁衍等伦理诉求植入美学基因。

　　三是有关主客交融的认识论。心物共构的意象生成特点导致中国艺术知识体系围绕客观物象、主体观照、本体表达等方面自成一体。“文人画”不是简单的再现和摹写，是精神化的写照。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世，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不是简单的写生。从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到齐白石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均在诠释“形似为器，神似为道”。

　　（二）中国艺术知识体系的主要特征

　　中国传统艺术源远流长，具有中华文明的共同特点。

　　一是连续性。“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是根本的标识。从良渚玉器、仰韶彩陶，到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以贯之的审美趣味和技术传承。从青海大通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中，众人联袂起舞的图形，到今天羌族、藏族流行的锅庄，我们看到其中统一的韵律和整齐的舞步。中国今天的艺术样式，几乎大多可以往前追溯到远古的时代。这种连续性体现了传承的力量。

　　二是创新性。“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是文明存续的关键，推动中华文明在继承中突破、在开放中发展。从甲骨文到石鼓文、金文到小篆、隶书、行书、楷书、草书，我们可以看到层层递进的历史逻辑。

　　三是统一性。“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征，各民族在文化认同、政治归属上高度一致，形成强大凝聚力。从新疆克孜尔千佛洞中的飞天形象，到敦煌壁画的标志性飞天，再到中原巩义石窟中的飞天浮雕，再到南京栖霞山摩崖石窟里朱砂彩绘的飞天，从西到东，飞天成为中华艺术的生动符号。中华文化和艺术体现了极强的凝聚力和穿透力。

　　四是包容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华文明在包容并蓄中衍生发展。中国音乐发展史是兼容并蓄、百川归流的历史。琵琶、二胡、扬琴等外来乐器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和平融入中国音乐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中国艺术也展现了对儒释道不同价值观的包容。

　　五是和平性。“以和为贵、天下大同”，和平性深植文化基因。中国艺术的主流价值观是指向和平的，这也反映了人民对安宁生活的向往。

　　正是基于上述特点，中国艺术确立了特有价值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下述特征。

　　一是以人民为导向的价值观。中国艺术在历史嬗变中形成了独具东方智慧的价值体系与知识架构，其核心价值锚定于民众的主体性，其审美实践反映民众生活。汉代乐府对民间疾苦的观照，呈现了艺术源于生活的现实根基；宋代风俗画对市井百态的摹写，见证了百姓成为审美主体的话语转向；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了文艺的服务对象是人民大众，文艺创作来源于生活等立场与原则，皆彰显表现现实生活、反抗压迫、歌颂人民的精神内核。

　　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观。中国艺术深植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观。文人山水画通过“可居可游”的意境营造，将人置于和谐的自然情景中；园林艺术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景智慧，实践着物我交融的生态伦理；诗词中“采菊东篱下”的淡泊与“独钓寒江雪”的孤寂，俱是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诗意栖居。

　　三是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方法论。从汉代佛教造像的传入，到历经千年敦煌艺术熔铸丝路多元文明的视觉语法；从元代瓷器启用波斯钴料创烧青花，至明清绘画借鉴西洋透视的“海西法”——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实践逻辑，使中国艺术成为流动开放的场域。

　　四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兼备的认识论。中国艺术既以现实主义笔触直面社会现实、记录时代变迁，又以浪漫主义情怀超越具象束缚、寄托精神理想。元杂剧《窦娥冤》以现实主义笔法揭露不公，却以浪漫主义的“六月飞雪”彰显正义诉求；传统工笔画精于写实再现，而写意画则驰骋浪漫想象。这种“虚实相生”的认识论，使艺术既能成为时代的镜子，又能化作理想的灯塔，实现了对现实的观照与对精神的引领。

　　（三）中国艺术知识体系中术语的干扰因素和变量

　　中国艺术知识体系中的术语始终处于动态博弈的场域，其核心在于以下干扰因素和变量的深度参与。

　　一是海峡两岸使用习惯造成的术语差异。1949年后两岸人文艺术术语体系在使用中产生了术语差异，比如，在考古领域，大陆一般将遗物分为人工遗物和自然遗物（存），台湾地区则相应地称为文化遗物和生态遗留（物）；大陆考古中陶器的“口沿”，台湾地区称为“口缘”；在数智人文领域，大陆术语中的“数字人文”，在台湾地区则称为“数位人文”。

　　二是日本汉字词汇引入带来的歧义。日本近代创制的汉字术语形成了逆向输入效应，影响了部分概念的定义。如来自日本的“南画”对中国本土“南画”概念的冲击，导致学术界曾有一番关于“文人画”“南画”“南宗画”的争论。

　　三是西方理论借由学科建制形成艺术知识体系“殖民”，导致不仅在概念生成，而且在艺术研究范式中都难逃其影响。比如将形式分析（图像分析）与艺术现象分析（社会和地缘政治的分析）整合成历史化的叙事，这种对接形成的以二元“对比”为主导的方法论，是否仍然适用于描述全球不同区域的历史和当代艺术，值得思考。

　　帕茨玛兹（Pasmatzi，2022）将英语语境下书写的希腊内战著作的希腊文译本传播到希腊的现象称为“文化遣返”（cultural repatriation）。艺术史学者高居翰的著作《图说中国绘画史》涉及众多中国传统画论术语。他基于自己的理解进行了解释或改述，如“逸品”（the untrammeled）、“神品”（the divine）、“妙品”（the marvelous）、“能品”（the competent）、“气韵生动”（engendering movement through spiritresonance）、“意象”（image）、“拙”（awkwardness）等。这些翻译显然是基于西方话语的、功能性的，因而无法避免地造成了语义损失。将该书回译为中文，不仅考验译者的英文水准，还考验其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理解，实际上是一次艰难的“文化遣返”。比如“awkwardness”一词，译者需要联系语境，将其还原为“笨拙”“朴拙”“拙涩”“古拙”“拙气”等。由于该词并不能完全覆盖中文中“拙”的含义，因而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语音综”的特点，需要将其置于不同场景系统中，辨识其真正所指。

五、结论与展望

　　（一）中国方案挑战：本体性困境与认知论突破

　　由于文化的差异、语言的区别、认知的过程等因素客观存在，导致中国艺术术语体系与知识框架的建构过程中不断遭遇挑战。第一，模糊性术语的精确化表达困境。传统鉴评术语面临断裂问题。“神妙能逸”品评依赖个体经验，抵触术语单义性要求。大量中国艺术术语在转译时面临语义场坍缩问题。如“气韵”的庄学内涵被简化为“画面节奏”（Rhythmic Vitality）。第二，传统中国艺术术语的现代转化路径仍待探索。中国艺术术语自身在语符（能指）与概念（所指）间容易失衡，而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带来了翻译的快捷性，又增大了非专业或“失真”翻译的概率。这又进一步增大了术语释义所需语境复原的难度。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对模糊却精妙的中国艺术术语进行全中国艺术语义范围内的分类框架和数据组织结构的建构，使其既可以对每一个术语进行溯源性的跟踪与描绘，找到释义源头及发展变化规律；又可以围绕每一个术语形成远近亲疏不同的“术语云图谱”，释义者可以在术语关系的比照中，对中国艺术术语有相对准确的认知并把握其内涵。

　　（二）国际话语建构：从术语输出到文明对话

　　中国须继续积极推动术语建设和术语研究工作，积极融入国际术语体系。早期的术语翻译引入、国内有组织地推进术语阵地建设，以及国内专家切实地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特别是第37技术委员会（ISO/TC37术语原则和协调）的工作，均为术语研究的中国学派建设打下较好基础。未来须继续推动术语系统和知识框架的搭建，不断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建构。应当灵活应对标准制定权的博弈。通过系统化定名，结构性释义的方式，以艺术语料库为底层支撑，建构好中国的艺术知识生态。此外，应增强中国艺术术语传播。以技术赋能推动术语释义和术语传播推广，降低术语转译过程中的意义偏差与消解。坚持艺术术语体系与知识系统建构的中国道路，以术语输出持续推动中外文明对话。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研究》杂志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