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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董小龙 唐建:古建保护共生机制驱动的艺术乡建创新路径
时间:2026-01-10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0      分享:

本文围绕古建保护与艺术乡建二者融合的创新路径展开讨论,提出以叙事性空间营造、创造性产业赋能和参与式社区艺术为核心的复合策略机制,通过审美转译将地方性传统建筑文化融入沉浸式场景营造和文创产品设计,实现文化资源向经济价值的有效转化;同时,提出通过多重资源介入构建起古建、村民与乡土文化的发展共同体,进一步激发社区内生动力和乡土认同,从而规避艺术乡建可能出现的

“悬浮化”倾向。该机制为推动古建筑保护与乡村文化传承、经济发展及社区和谐之间的协同共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在乡村振兴战略与文化遗产保护双重推进的背景下,艺术乡建得以形成持续的社会文化效应,其深层发展动力应置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视野下进行系统考察。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强调“加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的实践路径,为艺术介入乡村振兴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支撑和发展指引。然而,当前研究多聚焦于单一村落或单体建筑的保护实践,对古建筑集群的空间特征与艺术乡建之间的适配性尚缺乏深入探讨,且在数字技术应用、文创产品开发等创新手段方面仍显零散。不少项目在尚未充分理解当地文化内涵与价值结构的情况下,便急于推进艺术创作与形式植入,导致介入行为多停留于视觉表层,缺乏对文化深层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偏离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逻辑。


一、古建保护共生机制的理论基础与驱动作用


古建保护并非孤立和静止的封存行为,而是嵌入复杂社会生态系统之中的实践活动。本文提出的古建保护共生机制,其理论核心在于突破传统以“物”为中心的单一保护模式,转向以“关系”为枢纽的整体性可持续发展路径。该机制强调,作为历史文化物质载体的古建筑、文化传承与社区主体,以及涵盖文化、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目标,彼此之间并非相互制约,而是能够构建起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


从理论渊源来看,共生机制理念源自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即不同物种借助物理联系与物质交换,形成互利共赢的生命共同体。将这一理论引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意味着古建筑与其存续环境、保护行动和社区发展的需求之间,也应建立类似的良性互动循环。尤其对古建筑集群空间而言,共生理论具有特殊意义:建筑群并非单体的简单叠加,而是凭借空间结构、功能互补与历史脉络形成有机整体,其存续与发展依赖于各部分之间及其与社区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


古建筑不仅是物理存在,更是深植于社区的文化资本。唯有将居民视为保护与发展的真正主体而非被动对象,充分激发其内在动力,才能有效激活这类文化资本,并最终将其转化为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福祉。因此,在艺术乡建的创新实践中,共生机制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为艺术乡建中常见的“悬浮化”问题提供了根本解决路径。该机制强调任何艺术介入行为都必须尊重并理解古建筑及其社区的文化主体性。依此逻辑,艺术家的创作不再是单向的“给予”,而是与地方知识、社区意愿深入对话后所形成的“共创”成果。当居民切实感受到古建保护与自身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时,便可能从被动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维护者乃至创新者。这种源自社区内部的自发力量与创造力是外部力量无法替代的,也是艺术乡建项目得以扎根并实现长效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艺术乡建创新路径的构建与实施策略


在古建保护共生机制的助力下,艺术乡建实现了从零散的艺术点缀向文化传承、空间活化、社区赋能与产业培育相融合的综合路径的关键转变。该路径所确立的核心目标聚焦于从“为艺术而乡建”转向“以艺术促乡建”,其根本目的在于使艺术真正成为激活乡土资源、提升空间品质并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催化剂。


具体而言,可通过以下三类典型策略展开实践:其一,叙事性空间营造。这一过程应以古建为核心意象,深入挖掘历史记忆与地方知识,将抽象的文化叙事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沉浸式场景,从而促成公众与历史场域之间的深度连接。其二,创造性产业转化。围绕古建特有的文化符号系统及其美学表征体系,设计开发文创产品与本土物产,引入文化民宿、非遗工坊等轻量业态,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物质产品与商业模式,为乡村注入经济活力,最终实现从文化保护到产业生成的跨越。其三,参与式社区共建。以社区为主体,通过艺术工作坊、集体创作等参与式项目,激发居民介入公共事务的意愿与表达能力。艺术家在此过程中作为协作者,助力社区凝聚情感共识,重塑公共空间和增强文化认同,从而构建具有内生动力和集体归属感的乡村文化共同体。


此外,艺术乡建的创新路径不仅需要在理论层面精心策划,更应关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多重现实问题。路径构建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使相关领域实现资源统合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的基础上,如何更广泛地吸纳社会资源和培育本土人才成为关键所在。因此,艺术乡建从策划、统筹到实施并非单向的、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应以整体性思维持续协调不同群体,整合多方资源,进而长期系统地推进实践过程。


三、艺术乡建创新路径:古建筑保护共生机制开发路径


在古建保护与艺术乡建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二者借由共生机制构建的联动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兼具文化厚度与在地温度的独特动能。为深入探讨这一动能的落地实现路径,下文主要以“辽塔”为例,阐述中国传统建筑核心遗存如何成为艺术乡建的理想依托,其深层逻辑在于辽塔的自身特质与艺术乡建方法论的高度契合。辽塔的建筑形制及砖雕纹样代表了辽代建筑艺术的较高成就,构筑起可以被当前艺术持续汲取的视觉符号库,为艺术介入乡村提供了可转化的文化素材。同时,辽塔作为村落中的重要节点与历史象征,早已超越建筑本体,成为承载村民情感与集体记忆的文化锚点,为艺术乡建筑牢了坚实的情感根基。


从空间叙事层面来看,现存104座辽塔遗构所呈现的线型廊道与片状聚集,恰好契合艺术乡建分层推进的策略诉求,既规避了单点开发的局限,又能依托辽塔集群的文化势能构建多层次艺术活化体系。


其中,线型廊道模式的核心是依托辽塔沿交通线或文化带分布,通过文化叙事整合将分散的塔点串联为一条可感知、可体验的艺术文化廊道。这一模式打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能够推动跨地区的文化合作与资源共享。辽宁义县“一起来辽”团队便是这一理念的积极践行者,其不仅规划了跨区域的辽塔艺术文化专线,还与内蒙古、山西等多地辽文化遗址单位协作,共同打造“两天一夜看辽西走廊文化遗产”等旅游项目,使每一座辽塔都成为区域文化联动的活跃节点。为确保廊道体验的流畅与文化深度,该模式强调一体化设计和差异化表达。例如,其沿线节点沈阳新民市辽滨塔村细致地梳理了古建背后的历史,划定了独特的“鱼”形村落格局核心保护区,并建立起控制地带与环境协调区,以此保障文物本体与历史空间叙事载体的完整性;同时注重保存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立体文化叙事体系,进而在廊道中建立起区别于其他节点的独特身份,避免了同质化解读。


与跨区域空间叙事的线型廊道模式不同,片状聚集模式依托辽塔密集分布的特点,以集群保护为基础、社区参与为核心,推动形成以辽塔为精神标志的乡土认同。例如辽宁省朝阳市大平房镇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辖区内的八棱观塔、黄花滩塔与东平房塔呈三足鼎立之势,彼此相距不足10公里,且皆临大凌河。当地提出“一河串三塔”的游览构想,将古塔、辽城遗址与大凌河风光串联起来,有效避免了游客单点打卡的碎片化游览,整合了分散的文旅资源,为片区的整体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文化价值挖掘方面,该模式注重展现辽塔集群的共同文化与个体差异。三座塔虽同属辽代,但营造技艺各有特色,共同构成辽代建筑艺术的多样面貌:八棱观塔的砖雕艺术展现辽代建筑的巅峰水准;黄花滩塔的供养人铭牌与独特建筑技法关联辽代南北面官制与建筑创新;东平房塔的六角形制和特有题材填补了辽代建筑多样性研究的空白。为增强文化可感知性,当地计划设立辽塔文化展览馆,系统展示辽塔与本地乡村的关联,使辽塔从遥不可及的文物,转变为村民可亲近、可讲述的身边历史。在功能整合方面,该模式明确辽塔集群作为文化体验的核心,承担深度解读、艺术展示与教育功能。尤为关键的是,这一模式将社区参与置于核心,村民不仅参与旅游服务,还通过组建文化共创小组、开展乡土艺术家培育计划等,直接参与辽塔周边空间的设计与艺术创作。当村民的生活记忆与辽塔文化深度融合,艺术便成为构建身份认同的纽带,以及促成古建与社区深度绑定的文化共同体。


此外,辽塔保护与艺术乡建的融合要实现长效发展,离不开新媒介技术与文化创意的创新应用。数字技术丰富了艺术乡建的体验形式,让辽塔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当代生活。以福建晋江梧林传统村落的“梧林拾光”项目为例,该项目在数字技术应用上的成功实践值得借鉴。项目利用三维扫描技术对辽塔进行全方位数据采集,构建数字孪生与艺术体验相结合的创新模式,据此开发辽塔数字艺术APP,用户通过AR技术查看不同部位雕刻纹样的动态解读,获取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寓意。在文化创意开发层面,辽塔文创开发的核心同样并非简单地复刻辽塔的造型或纹样,而是聚焦审美转译与村民参与:一方面,深入挖掘辽塔雕刻纹样中的文化元素,将其转化为现代设计语言,应用于服饰、家居饰品等产品中,让传统符号焕发当代美感;另一方面,注重乡土特色,鼓励村民将传统手作技艺、民俗文化融入文创产品开发,打造兼具辽塔文化与乡土特色的文创产品。例如,安徽棠樾村通过村集体牵头成立合作社打造乡土文创品牌。这一模式既活化了辽塔文化,又可带动村民增收,为辽塔文创开发提供了重要参考,进一步强化了“保护古建就是发展乡村”的乡土认同。


结  


本文通过构建古建保护共生机制,并以辽塔为案例展开艺术乡建创新路径的深度探索,在审美转译与乡土认同的双重框架下形成综合认知:首先,古建保护共生机制是破解艺术乡建“悬浮化”与古建保护“孤立化”的关键纽带;其次,辽塔的实践充分验证了艺术乡建创新路径的可行性与在地适配性;最后,数字技术与文创开发则成为古建保护与艺术乡建长效共生的重要延伸,能够进一步强化基于利益关联与情感纽带的乡土认同。古建保护与艺术乡建的核心目标始终是为人而建、为乡而兴。唯有坚守共生理念,以审美转译让古建的文化魅力“活”起来,以乡土认同让乡村的内生动力“强”起来,才能实现文化遗产永续传承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协同共赢。


董小龙,河北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师;


唐建,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美术杂志社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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