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空间是具有系统化、整体化和生态化的综合体，乡村文化构成要素由物质性要素和非物质性要素组成，作为非物质的吉祥符号是乡村文化空间重要构成要素之一。

图1 抱鼓石 李东风摄

乡土建筑是传统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传统乡土社会结构中的多重元素，诸如民俗宗教、民间艺术、生活方式、文化活动和生存智慧等精神要素，是组成中华民族传统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重要遗产和遗存，载体之一就是文化符号。时至今日，许多传统村落和乡土建筑依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吉祥符号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整个乡村文化空间之中，保持着传统生活和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在这里各种乡土建筑与自然环境融为了一体，因地制宜的观念深深地渗透到乡村文化中，既是“天人合一”的体现，也是追寻乡思、抒发乡情、寄托乡愁的精神空间和文化场所，且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和经济价值。

“文化空间”的最早提出者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独立存在，是时空综合的，空间透过时间才有了意义，他强调时间和空间一体的重要性，空间要透过社会和历史来理解，反之透过空间解读社会和历史，他认为“社会—历史—空间”三者是辩证统一的。也就是说“文化空间”不是简单的物理学意义的空间，是社会学、历史学意义的空间。“文化空间”与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都有关系。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文化空间”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有名词：“文化空间是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它是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殊活动的时间。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作为非物质文化的“文化空间”与乡村有着天然的联系，乡村文化空间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乡村文化空间是物质文化遗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乡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故，乡村文化空间应理解为乡村所有历史遗存和活动空间。

韩念森将文化空间的构成要素总结为“基本构成要素、活力要素和外部环境要素。其中文化空间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文化主体、时间、自然地理环境、建筑、空间、节点、工具等；活力要素即各种文化活动和理念，社会风俗、礼仪、传统手工技艺等；外部环境要素即影响文化活动和文化空间发展的因子，如传播媒介、政策导向、文化入侵、社会需求等”。在这里我们从吉祥符号的切入点，理解吉祥符号是乡村文化空间的构成要素之一，认识文化景观、文化场所和文化活动中吉祥符号的价值。

一、文化景观中的吉祥符号

文化景观是文化空间的物理属性，乡村中的各种物化形式景观都是文化空间的一部分，在这些景观中常常会有各种吉祥符号装饰，最常见的就是砖雕、石雕和木雕，俗称“三雕”。这些景观的使用功能本身就承载着传承文化的任务，如，民居、宗祠、戏台、牌坊、寺庙、道观、书院、作坊、廊桥等都会装饰有吉祥符号。大到建筑的整体构思会体现吉祥文化，小到民居的窗格、廊桥的柱头、作坊的门头、寺观的脊兽等，都会用吉祥符号装饰。以会馆的戏台为例，各地的会馆是作为一个区域商客们在异地他乡歇脚集聚的场所，在休闲娱乐的同时，寄托着对故乡的思念，戏台上各种吉祥符号是情感记忆与精神寄托的载体，为传承乡土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它承载着启蒙教化、联络乡情、凝聚商会、乡村娱乐和祭祀庆典等多项功能，是构建乡民共同记忆、价值认同、仪礼规范、民俗事象等重要的文化景观。

学者向云驹在《论“文化空间”》一文中主张“文化空间是指具有文化意义的物理空间、场所、地点，它既有一定的物化形式，也有人类周期性的行为、聚会、演示及其扮演、重复和反复”。该论点是基于人类学视角下对文化空间的认识，较为全面地概述了文化空间的物理属性和文化属性。乡村文化景观的空间属性同时具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其中吉祥符号起着纽带或桥梁的作用，或者是催化剂的作用，使得景观由物质到精神，再到二者合一，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空间。

仅以“归园田居”意识来看，在乡村文化景观中就有着浓厚的吉祥文化，会以吉祥符号表达。农耕文化的稳定性形成了“耕读传家”的生活状态，也形成了“福”“禄”“寿”“喜”“丰”的思维方式，用吉祥符号表现这种意识。这些价值观念体现在乡村文化景观的各个方面，装饰于宗祠、牌坊和住宅的“三雕”上（图1）。各个细部装饰中都会有吉祥符号，如，在门的裙板上木雕“蟾宫折桂”“一路连科”“二甲传胪”“马到成功”等吉祥图案。在门头、盘头等地方砖雕“五子登科”“连中三元”“平升三级”“福禄终身”等吉祥图案。在抱鼓石、门墩石、柱础等地方石雕“翎顶辉煌”“六合同春”“吉庆有余”“俸禄终身”“指日可待”“平步青云”等吉祥图案（图2）。所有这些吉祥符号都透出乡土文化色彩。还雕刻有文人画题材的梅、兰、竹、菊等题材的图案，表现了对“比德”寓意的追求，透露出鲜明的文人气息。这也正是“耕读传家”的乡村文化空间的常见主题。

图2 围墙砖雕 李东风摄

文化景观中的吉祥符号是文化空间很好的实物资料，是乡村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丰富多彩，具有一定的史料性，文学性、艺术性。乡村文化空间的“世俗”化特征，在这些文化景观装饰图案的选择上除体现出吉祥寓意外，在造型特征上一目了然，倾向于写实手法。多取材人们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宗教神话，以及日常生活常见的花鸟鱼虫等图案。创作出这些吉祥符号，是集体意识和个人理解相结合的产物，各地都有“某家”“某样”的说法，就是丰富文化景观吉祥符号的生命力。然而，获得乡民的认可或者解读的吉祥符号是集体意识将客观对象逐渐固化为观念的产物，因而被固定为吉祥文化特定的符号。在文化景观中这种符号被固化为一种观念，传承至今。

二、文化场所中的吉祥符号

村落文化空间与村落文化场所是对应的，场所的重点不是景观，也不完全是物质化的空间，而是文化场。海德格尔说过：“说到人和空间，这听来就好像人站在一边，而空间站在另一边似的。但实际上，空间决不是人的对立面。空间既不是一个外在的对象，也不是一种内在的体验。并不是有人，此外还有空间。”在这里文化场所是由“人”和“场所”互动组成兼具文化性和时空性的综合体，是文化意识形成的空间。吉祥文化符号在文化场所中起着重要作用，承载着传统的政治、宗教、风俗、礼仪等多方面的人文思想。乡村文化空间按照构成一般分为三个方面，即物质文化空间、心理文化空间和意识文化空间三个方面。物质文化空间是以可见的乡土建筑为主题；心理文化空间是民俗文化观念所暗示的如风水、技艺、审美等因素；意识文化空间是风俗礼仪、宗教信仰等。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文化场，吉祥符号在其中的作用就是将三个方面联结起来。例如，在民俗节日中，节日氛围不单单是物质化的。以甘肃庆阳的端午节为例，要做香包，香包上的吉祥符号就承载了浓浓的乡情。是一种与民俗生活紧密结合的手工艺，凝聚着热爱生活的民众对幸福的期盼，寄托着民众对生活美的追求。这个时候大家都佩戴香包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文化场，“人”与“场所”共同传达吉祥文化的意识，现在都有了庆阳香包文化节，这个由乡村手工艺为载体的文化场所得到延续和发展，其中的吉祥符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以土家族为例，土家歌舞为代表的音乐舞蹈文化也是在乡村文化场所中进行的，如：哭嫁、摆手舞、巴山舞、跳丧舞、傩戏等，这些歌舞形式也有吉祥符号，体现在服装、道具的装饰上。例如，德江土家族花灯舞，演唱的内容多是土家族人的生活内容，婉转动人的唱腔中透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与灯戏兼容，折射出土家的人文风采，为人们喜闻乐见。即使是日常劳作的工具也可用于舞蹈之中，在这样的文化空间里，自然加强了民族凝聚力（图3）。传递土家族历史记忆、社会发展、民族情感、民风习俗、生产生活等传统文化。

图3 土家族歌舞 雒婷摄

文化场所下的乡村文化空间还应包括生产知识类文化空间，以衣食住行等生活场景为原型的场所。如，日常生活与空间形态形成了场所，村头的大槐树下、院落的碾磨场、街巷的凉亭等文化空间。这类空间中也常常装饰着吉祥符号，如，陕北人以为碾子象征青龙，磨象征白虎，会在上面雕刻吉祥图案。南方的风雨桥就是方便行人过往歇脚的地方。而风雨桥的石桥墩上建塔、亭，有多层，每层檐角翘起，彩绘吉祥图案。从更为广义的角度来看整个村落皆可作为村民生产知识实践的文化空间，都有吉祥文化的体现。

乡村文化场所可以看作人文文化空间，人在自然环境、文化景观中将文化空间和民俗之间联系起来，形成乡土文化空间。这样的文化空间与自然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例如，陕北秧歌“沿门子”“转九曲”与黄土地貌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在独特的村落格局、建筑风格和地理环境下，形成蜿蜒曲折、错落有致的秧歌队伍，每到一家在院落中表演。这一程序有点、线、面的关系，一个个的院落为点，院落间行走的秧歌队伍为线，围观的群众与聚落的形态为面。在这样的形式中有歌词的吉祥寓意、装饰秧歌服饰道具的吉祥图案、接待秧歌的花馍、窑洞的窗花对联、大门的狮子抱鼓等组成一系列的吉祥符号系统。将表演歌舞的村民、用于表演的院落场所、孕育秧歌形式的整个村落及其周围的地理环境共同组成了乡村文化场所，形成承载陕北乡土文化的文化空间。组成民间艺术的文化空间，把来源于乡村生活的生产习俗、信仰习俗、饮食习俗以及人生礼仪等深深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图4）。

图4 陕北沿门子秧歌 刘江摄

文化场所可以推及更广，即使是用于丧葬场所的各种手工艺品，也要赋予吉祥的意义。祭祀供奉用的面花、雕像、神像、纸扎、礼仪用具等牡丹、青松、翠竹、黄梅常常是装饰点缀的亮点，将民间信仰、民俗文化渗透进去，表达良好的愿望和要求。民间手工艺的制作大多以民间习俗为基础，它的来源也是完整的、成熟的文化空间，缺失了这一文化环境就不会有如此丰富的民间艺术。春节的年画、元宵的彩灯、中秋的月饼、端午的香包、婚礼的喜字、丧葬的纸扎、祝寿的礼馍无不是吉祥符号，无不是在文化场所发挥作用。

文化场所中的吉祥符号，是一套完整的系统，因其富有吉祥寓意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支撑起乡村文化空间。

三、文化活动中的吉祥符号

文化活动是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空间是孕育文化活动发生的主要场所，在文化活动中传承传统文化。前文已经涉及文化活动中吉祥符号的有关问题，在这里从景观和场所之外更注重分析文化活动中吉祥符号的作用。乡村文化活动集中体现在民俗活动中，“中国传统节日活动在人们精神生活方面有着高度的社会性价值，这些民俗文化活动能强化民族精神和塑造民族品格，同时又凝聚了民族的团圆的向心力”。民俗文化活动本身就具有文化符号的特征，而传统节日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就是吉祥符号。吉祥符号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强化了民俗活动的氛围，使得民俗活动更为生动精彩。民俗文化活动在活动空间上也具有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而文化属性和自然属性又都具有多元化、综合化和规律化，比如，民俗节日的规律是周期性的年复一年，年年如是，自然而然强化了民族的凝聚力。每年春节、中秋节、元宵节等就是在现代也是重要的节日活动，必有吉祥语、吉祥图。这些活动往往有相对固定的地方，多在寺庙道观、城镇集市、村落广场等场所举行民间节庆、宗教活动、娱乐游戏等。马林诺夫斯基在论及文化体系时曾提道：“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同时它可以分成基本的两个方面，器物和风俗，由此可进而再分成较细的部分或单位。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在这里可以将固定的场所理解为“器物”，民俗文化活动本身就是“民俗”，二者形成一个严密的文化体系，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而形成具有活跃的、动态化的文化遗产，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吉祥符号系统，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代表。载有吉祥符号的民俗活动，其形式呈现多是为岁时节日、农事礼仪等民俗文化活动，通过营造乡土文化浓厚的体验性空间，满足村民对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的双重需求。

乡村手工艺所承载的吉祥符号在满足其日常需求的同时常常在文化活动中体现出其多样化的价值。例如，山东潍坊昌邑纪念孙膑的“烧大牛”活动，每年进入腊月，村中的男女老少齐心协力聚在村中一老者家中，统一规划设计制作大牛，历时一个月完成，就会用到竹编、布绣和剪纸等工艺，扎制出一头长十余米大小的独角牛。用各色彩纸剪制成花、牛鞍、大刀、铃铛等饰品，精心粘到老牛身上。费时费力的大牛在正月十四这一天完成规定俗成的程序后，将这头花费全村人心血扎制而成的大牛点燃（图5）。再如，陕西渭南合阳的“面花”“礼馍”，是礼仪、岁时等民俗节日活动中馈赠、祭祀、喜庆、装饰的标志性手工艺，是这一地区乡村文化空间的重要特色，因其色彩艳丽、造型奇特、寓意吉祥被列为“秦艺六绝”之一（图6）。

图5 烧大牛 老马识途摄

图6 合阳面花 沈宇摄

文化活动中的吉祥符号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在乡村文化空间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其极强的生命力扎根于乡土之中，成为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

吉祥符号因其所具有的规律化、秩序化、程式化和审美化等特点，而被广泛用于乡村文化空间，在民俗文化活动中形成具有活化意义的符号，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在改变和美化生活空间方面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具有一种空间整合的作用。这种潜在的作用将整个乡村文化空间中的美术、音乐、舞蹈、信仰等连接到一起，形成了一种整体的、统一的、和谐的文化环境。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吉祥符号无处不在。抽象的、符号化的吉祥文化在文化空间中不仅是景观的物理场所和自然场所，将吉祥文化以符号形式，在“物理场所”和“文化场所”转换中形成乡村文化空间。产生了象征符号、文化记忆等要素，乡民在集体记忆中将民俗观念、传统文化等符号化地与人本身共同融入空间之中，以满足民众物质与情感的双重需求，这正是吉祥符号在乡村文化空间构成的重要价值。

作者：李东风，西华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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