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上的非遗保护的新思路以外，还应从系统思维方法的角度，对非遗保护进行顶层设计，这样可以避免非遗保护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多一些全面观和整体观。在人类长期认识过程中，系统思维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原则，这些原则主要包括整体性原则、关联性原则、开放性原则和演进性原则等，深入阐释这些原则对于提升在非遗保护中的系统思维能力至关重要。具体而言，系统思维要求我们将非遗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通过分析其内部各要素间、要素与系统整体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来综合、全面地把握非遗的本质与特征。在此过程中，应避免机械地割裂非遗的完整性，无论是空间上的分割还是时间上的断裂，都可能导致对非遗存在误解与破坏。为此，我们可以从目前进行的文化生态区保护中看到系统性思维的具体呈现。可以设想，文化生态区保护的成功经验加上对系统性思维的强力加持，必将使得非遗保护更趋于全面和整体，也会解决目前非遗项目化后造成的割裂和孤立的偏差。

（一）文化生态区的保护思路

从系统性的思维出发，考虑非遗所在的生态环境，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因素，从传统的地域核心文化出发，对非遗所在区域进行全面的保护。比如迪庆州已经设立了多个传统文化保护区，如尼汝藏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奔子栏藏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和维西县叶枝镇同乐傈僳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等。这些保护区的设立旨在保护和传承当地独特的民族文化，包括传统歌舞、技艺、民俗等。迪庆州以综合传习中心建设为突破口，建设传习中心、传习馆、传习所、传习点四级非遗保护传承空间体系，搭建非遗保护、利用、展示新平台，构建保护区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空间，真正做到保护区文化遗产的整体化保护。截至目前，迪庆州已建成传习场所近200个，各乡镇有相应的传承点近百个。自保护区设立以来，迪庆州委、州政府积极开展非遗抢救性保护和记录工作。通过区域性、整体性保护实践，开展全州性普查工作，完成了一大批濒危项目的挖掘整理工作，形成了大量的抢救性记录成果。通过抢救性记录工作实践，非遗工作者对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全面记录该项目的表演技艺特点或生产过程形成了具体操作模式。同时，积极推进非遗数据库建设，通过数字化记录为非遗的文字化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健全非遗名录体系、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界定文化空间，并突出试点和重点项目，系统推进了保护实验区的整体性保护工作。该举措不仅推动了与非遗密切关联的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景观的认定、建档与挂牌保护，还与旅游开发结合，促进了资源的修复与重构。在保护实践中，迪庆州深刻认识到保护文化多样性生态空间的重要性，遵循文化发展规律，采取了就地保护策略。他们坚持在非遗项目的原生地保存手工技艺等非遗资源，并在其传承环境中实施生产性保护，以确保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和谐统一。此外，迪庆州还将藏族黑陶、金属铸造、藏刀锻制与传统酿酒等区域性非遗项目纳入生产性保护基地，开展系统性传承实践，进一步深化了非遗保护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路径。

迪庆州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成，为系统性保护提供了范例。那就是在看似经济偏远落后的地方，如何充分利用当地的有利资源，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向深入，并能借助文化为当地人造福。一个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环境，不仅仅是物的世界，更有物所承载的精神文化传统，这些带有历史积淀和人文情感的文化靠世代生长于斯的百姓代代相传，并坚守。而生态文化保护区让这里九个民族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将各自的文化相安无事地开花结果，保留着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十分难得，这是在为整个中华民族保留和传承宝贵的传统，也是在为人类文化多样性做出的不懈努力。

可以说，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智慧结晶，为区域性非遗系统性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通过实施有效保护措施，修复了非遗与物质文化遗产、民众生活生产、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及社会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构建了一个和谐的生态文化环境。划定文化生态保护区，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原状地保存于其原生区域，使之成为“活态文化”，是保护文化及其生态的有效途径。与之对应的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深入发展，深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理论根基，强调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应从实践维度审视人与自然关系，揭示其本质。人类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的物质与精神资源。同时，自然也是人类实践的对象，但人类应以谦卑之心对待自然，而非主宰之态。该思想还汲取了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等西方生态理论的精华，将生态文明视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级文明形态，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并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规划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回顾我国的生态保护区建设和非遗保护和发展的历程，我们不能不佩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正是在这种前瞻性的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非遗被置于一个整体的文化生态保护空间中进行规划与实践，才获得了全面、综合和整体性的保护。

（二）区域整体性保护的思路

在非遗保护领域，当前正逐步形成以区域整体性保护为核心的思路，并与国家层面的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同步推进。黄河、长江、长城与大运河等作为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文化走廊，不仅是地理上的空间联结纽带，更在历史上孕育出丰富多样的非遗类型。这些流动性强、联通性高的文化空间，促成了跨区域的非遗交流与融合，使得非遗在互动中持续演化，展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与文化适应性。然而，随着跨区域传播的频繁开展，也引发了非遗资源同质化的潜在风险。因此，非遗保护不仅需依靠制度与平台推动，更需依赖于传承人对文化本原的坚守与创新表达。若传承人能够坚持以守正创新为核心的遗产观，在交流中激发创造力并坚守地域文化特殊，非遗不仅不会在融合中被同化，反而能够在互动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从宏观层面看，以京津冀区域协同非遗保护为例，三地近年来逐步建立起覆盖互惠共生、合作共赢、协同创新、共建共享、利益协调与补偿等维度的合作机制，形成了从资源共享到市场转化的良性循环。在政府推动下，通过举办联合展会、人才交流、非遗培训等方式，三地在文化传播、社会认知与经济协同方面形成合力，推动了非遗价值在当代社会的广泛转化与社会认同的扩大。此外，京津冀非遗保护也正与生态治理、绿色转型与文化生态建设协同推进，为非遗营造出更可持续的环境基础。这充分证明，新时代的区域整体性保护，其内涵已远超传统的资源系统梳理，而是一种更需推动共同阐释与多元合作的深入实践。这种实践不仅有助于提升非遗的社会认知度，也为区域文化治理探索出一条更具韧性与持续性的制度路径。

生产性保护、市场化保护、非遗工坊式保护、数字化保护、建档记录式保护、法律保护，当列举这些保护方式时，我们基本上可认识到，目前非遗保护已经到了立体且全面的地步，但反思这些保护方式的同时，我们会发现很明显的不足，每一种保护方法都可能在面对浩瀚而种类繁多的非遗时，不能全然适合。于是将现代设计融入非遗，让文创为非遗赋能，让非遗企业主动加入非遗保护和传承，让非遗互助成为可能，这些新鲜的思路可能会对目前施行的各种非遗保护方式有补充和提亮的作用，并不断完善保护工作的不足和遗憾。但无论怎样的非遗保护方略，其最终目标都是推动非遗项目实现内在发展动力的增强，逐步摆脱对单一政策扶持的依赖，形成可持续的传承与发展机制。这一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全面、整体的政策引领，并需在健康的非遗生态中才能得以实现。本文所倡导的，正是在系统性思维指导下，通过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区域整体性保护等路径来构建这一生态。这些前沿实践的成功经验与持续推进，已经证明了其可行性。其最终目标在于：为传承人营造一个和谐共生的传承生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进而构建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里，非遗能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更全面的保护与更有利的传承环境，传承人能赢得尊严与敬意，而消费非遗则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唯有在这样的整体性框架下，那种孤立、割裂的非遗保护情况才会减少，相互关联的非遗传承机制才可能产生。也唯有如此，非遗的文化生态才得以重塑，其内在生命力方能被充分激发，从而确保非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程中，真正实现活态传承、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