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下“非遗”发展中相关问题的探讨，是在“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前提下，针对当下新的社会语境和时代背景的具有总结实践经验、聚焦现实问题、提出讨论观点、提供理论支持的一种重要观照。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在多年的实践中已经卓有成效，并且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与优势。

图1  用蒙古族刺绣荷包制作而成的装饰画 作者拍摄 2020年

在保护、传承基础上的“非遗”发展，是目前“非遗”工作的现实问题，也是重要内容。从实际效果上看，当下的“非遗”工作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方针的指引下，正逐步从“非遗”抢救、保护转向了“非遗”利用与发展之路，这也是“非遗”工作的终极目标。

诚然，“非遗”的利用与发展虽有相关理论研究的智力支持与先进典型案例的实践经验作为指导，但是对各有特色、独具风采的“文化遗产”，尤其是有着鲜明地域性、民族性的内蒙古“非遗”而言，最为重要的、最具现实意义的还是对自身当下发展境遇的探讨与研究。因此，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当下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需要我们正视并深入研究，为其今后的发展前瞻奠定基础。

一、原生性与时代性

对于“非遗”来说，“原生性”更多地体现在“非遗”保护方面，即“非遗”工作的基础阶段，其目的是保证“非遗”表现形态、审美品质、精神内涵等是原汁原味的本真状态，并且在传承过程中与“非遗”产生之初的艺术表现与价值追求相一致。原生性保护作为“非遗”保护的一种模式，更多强调的是一种源头上的保护，即在“非遗”被抢救、认定后及时作出干预和限定。但实际境况是，随着“非遗”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语境、时代语境中的发展，其保护的“原生性”也会因外界环境的变化相应地发生某种意义上的改变，出现“非遗”发展趋向“非原生”状态的局面。

“非原生”状态实际上就是“非遗”发展到某一时期的即时状态。这种状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但一定与“非遗”的原生态是不尽相同的。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提出了艺术生成与发展的“三要素”理论，即文化艺术的产生、演变与发展离不开种族（人）、环境（自然）与时代三个要素。可以说，在“非遗”保护中采用原生性保护模式观照的是其“种族”“环境”因素，因为这两个因素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可操控性，那么在“非遗”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原生性”因素就与时代性密切联系了。换言之，无论“非遗”保护的原生性如何纯粹，在发展阶段，对原生性的思考就一定会涉及时代性的当下境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急剧、全面变迁之际，许多‘非遗’实践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空间不断萎缩，面临巨大挑战”。这种“巨大挑战”，就是“非遗”当下面对的时代性境遇，同样也是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发展的现实问题。

相较于其他类型而言，传统美术类“非遗”因其具有更加强烈的物质属性，具备更现实的商品转化能力，在体现时代因素，尤其是商品经济时代因素的影响方面显得更加敏感，更加直接。如何在当下时代语境中获得“原生性”发展，是对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发展现状的必然思考，也是对“非遗”原生性传承与保护的直接呼应与本质延续。通过对现状的调查梳理不难发现，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当下发展的原生性与时代性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二者有机融合，不可割裂。“非遗”保护的十六字方针指引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对“非遗”的利用要合理，发展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来实现。这就涉及“原生性”与“时代性”的辩证关系。利用即当下利用，是具有时代性的；而传承的前提与核心是“非遗”的本真属性，具有原生性。利用即发展，每个时代都会对传统“非遗”进行当时语境下的利用，在利用发展中也要坚守“非遗”的原生性特点。不论处于何种语境，时代如何不同，这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也不能变。因此，原生性与时代性自始至终都有机融合，贯穿于“非遗”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全过程。第二个特点是原生性与时代性互为因果，二者可以互相转化。“非遗”的原生性是绝对化的，仅指在“非遗”产生之初所形成的思想内涵与审美追求。而时代性是具有相对性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非遗”的时代性正是体现出了其原生性的当下价值与意义，对“非遗”原生性特质的需求也是因时代的发展现状而被唤起。“非遗”的原生性因时代变化而具有了相对性意义，也就是由绝对的原生态转化为时代性背景下的原生性发展。这种发展理念和现状不再简单强调“非遗”各个方面的原生状态，而是转化为重视“非遗”内涵与品质传承发展的时代性特点。

原生性转化为时代性的独特表现，而时代性又适时转化为原生性发展的语境。这一点，决定了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当下发展境遇的多变、多元与多向。“非遗”发展的原生性和时代性体现的第三个特点是，在当下语境中，二者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矛盾性。对于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而言，地域性因素的限制和民族化特点的彰显，使其在当下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传统文化的原生性与流行文化的时代性如何调适、传统传承内容及形式与当下传播方式及审美如何平衡、地域性民族性特色与潮流性娱乐性表达如何融洽等一系列的矛盾选择。这种矛盾性是“非遗”原生性与时代性二者之间关系的显著表现，尤其对于当下流行文化泛滥、流量审美突出、娱乐精神普遍，但现实又呼唤传统文化、渴望提升内涵、需要传统滋养，矛盾性的凸显更加鲜明。

图2  包头剪纸文创杯垫 作者拍摄 2021年

在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的当下发展实践中，“非遗”的原生性可以理解为发展“内核”，也就是“非遗”的文化根源与精神核心；时代性则是“非遗”发展的外在动力，以当下发展境遇中的新理念、新形式、新路径和新审美为导向和路径，观照时代，顺势而为，将传统与现实、内涵与形式、传承与发展和谐统一、有机融合，实现原生性“非遗”的时代性发展。

二、产业化与商品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与商品化是其当下发展的新境遇与新课题。所谓“非遗”的产业化，就是将“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与当下的经济发展密切联系，以某种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现经济收益为目标，以符合市场价值、经济规律且遵循“非遗”发展实际而形成的系列化与品牌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非遗”产业化的具体表现或实施方式，就是实现“非遗”的商品化。对于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的发展实际而言，产业化和商品化的最大优势就是地域性、民族性特色文化产业的商业背景及其表现形式。

“特色文化产业是指依托各地独特的文化资源，通过创意转化、科技提升和市场运作，提供具有鲜明区域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形态”。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作为特色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其产业化发展、商品化呈现、市场化运作是当下发展的新形势与新路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物质化、商品化手段进行产业化生产与传播，不仅对于“非遗”本身的呈现形态提出了要求，同时也对文化属性与商品属性的融合提出了全新的思考切入。传统美术类“非遗”虽具有物质性，转换成商品也具有相对的便利，但从“文化之物”转变为“商品之物”，就需要观照更多方面的关系与因素。

在“非遗”产业化、商品化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关键问题。首先是“度”，包括尺度、角度和深度。尺度就是要在“非遗”的产业化发展中把握好文化艺术的价值追求与商业经济的利益追求之间的多与少、先与后、寡与众的问题。这对于处在产业发展初期、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来说尤为重要。是否能把握好尺度的问题，决定着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未来发展的方向正确与否，也事关“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最终价值体现。角度即“非遗”产业化发展的视角，或者可以理解为商业视角、创意视野。作为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创业视角的方向与广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经济水平尚不发达的内蒙古来说，“非遗”的产业化发展在目标定位、发展理念、创新创意、营销模式等方面都需要有广阔的视野和精准的视角，融合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的“非遗”表现以及创意独特、紧扣时代的产品设计，实现准角度切入、高效益产出。深度，指的是对传统美术类“非遗”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开发，要深入、深刻。“非遗”的产业化发展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非遗”本真内涵。在对“非遗”内涵挖掘与形式创新的过程中，首先要坚守的就是“非遗”本身的文化内核与审美品质，不论在产业化、商品化发展中外在形式如何变化、应用方式如何创新，其内涵一定要深入挖掘、深刻表达，才能保障实现“非遗”的当下社会价值。

图3  装饰有蒙古族图案的银碗 作者拍摄 2015年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利”，也就是利益、效益。产业化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对富于文化属性的“非遗”而言，产业化发展不仅要通过商业化运作实现其广泛传播、获得经济效益，以达到“非遗”利用与发展的目的，更是要在发展过程中传承与弘扬“非遗”的内在精神品质与独特且富有审美的表现形态。“非遗”产业化追求的不仅是经济利益，更要追求社会利益、文化利益，最终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在当下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的发展境遇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又因自身的独特性而更具“卖点”和商业价值，更容易在产业化发展中被经济利益所裹挟。因此，产业化发展、商品化应用是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当下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是需要时刻注意的陷阱

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美”，也就是如何审视和表达“非遗”当下发展中的审美问题。作为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在内涵与形式方面都具有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耐人寻味的审美品质与价值追求，成为极具地域性、民族性的厚重文化积淀。可以说，“非遗”的审美是传统之美、内涵之美、深沉之美、隽永之美。在产业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中，流行文化大行其道，快餐审美普遍存在，以流量、名气、热度作为审美评价的标准成为常态。因此，为了迎合这种标准，经常能看到对传统文化盲目解构，甚至曲解、误读的情况。比如对传统图案不合时宜地乱用，甚至错用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追求社会关注，获得更多经济效益，对“非遗”进行过度开发与包装，抛弃“非遗”原本的审美而刻意异化，甚至丑化，使其仅仅具有了极大的商品化特征，却失掉了“非遗”的本真审美内涵与表现，这样的产业化、商品化对于“非遗”发展而言，是本末倒置、危害巨大的。因此，对于“非遗”之美，尤其是饱含地域之美、民族之美、形式之美、内涵之美的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而言，审美性的传承与坚守，符合审美规律的创新与转化才是“非遗”发展的正确之路。

图4  桦树皮画 作者拍摄 2021年

三、创新性与变异性

“非遗”的当下发展境遇有一个显著的时代特点，那就是创新。创新是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主动力，只有创新才能源源不断产生适应时代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作为传统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同时代的传承与发展，也同样面对着不同创新表现的时代语境。尤其在当下，时时在创新、事事求创新的现实给“非遗”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首先是“非遗”传播方式的创新。这一点对于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有着特殊的意义。因地域性的局限与传播渠道的欠缺，内蒙古“非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被动局面，尤其是传统美术类“非遗”展示方式较为单一，传播渠道相对狭隘，“非遗”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约束与阻碍。随着当下传播技术与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非遗”传播呈现出了速度快、路径广、效果好的生动局面。“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播，既可以有效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又可以有效增加人类文化财富，是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使命”。当代传播的最大特点就是传播媒介的多元与传播效率的提升，在信息技术与网络渠道的支持下，以手机、电脑等新媒体为载体，以网络空间为平台，人人都是“非遗”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线上”与“线下”虚实结合的传播模式，无形中极大地扩充与加速了“非遗”传播的辐射面与传播速度，也极大丰富了“非遗”的呈现内容。这对于地域性民族性的“非遗”，尤其是视觉性为主的传统美术类“非遗”的传播、接受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第二个创新性体现在“非遗”的表达方式上。传播渠道的飞速拓展带来了不同媒体之间流量与关注度的博弈，同时也因“非遗”产业化发展趋势的引导，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的当下呈现在表达形式与阐述方式上都讲求创意，以期获得更快更广更深入人心的传播与接受。创新性内容与形式的不断呈现，也是“非遗”发展的必然要求与重要方式。如传统剪纸、皮艺与流行元素相结合的产品设计，传统蒙古族刺绣在当下生活物品中的应用等，都是“非遗”的创新性表现，也都对“非遗”的当下发展产生了积极有效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图5  蒙古族刺绣的多媒体投影动态展示 作者拍摄 2021年

在对“非遗”表现不断创新的同时，也需要注意“非遗”发展过程中因追求创新而产生的“非遗”变异性倾向。“不能以文化创意开发代替非遗保护，文化创意产业不属于非遗保护的范畴，不能以文化创意发展作为非遗传承的路径，非遗保护要防止文化创意化的倾向，要防止创意性的变异”。在当下“非遗”发展的语境中，需要创新的是顺应时代的传播方式与表现形式，绝不是“非遗”的内在文化意涵与精神价值。不论如何创新、创意如何，要坚持正本归源，守正创新，以“非遗”的传统文化内涵和优秀精神品质为根本坚守，运用创意实现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如蒙古族图案被用于垃圾桶的装饰、用面塑表现卡通人物造型等现象，就是仅迎合创意表现，忽略甚至异化“非遗”内涵的失败案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传统与现代、精神与物质、传承与创新、经济与文化，都是需要在“非遗”的创新发展、创意表现过程中，客观面对与认真思考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权衡与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非遗”当下发展的方向与质量，决定着“非遗”价值的最终实现，更直接决定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成功与否。

四、辐射面与立足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宏观工程，同时也是需要落实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项目、每一个传承人身上的具体实践。宏观设计与微观实践、整体辐射与单点立足，是对“非遗”保护、传承与发展的统筹观照与系统把握，也是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当下发展境遇中需要全局性思考的问题。辐射面即“非遗”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包括“非遗”传播的范围、产业化拓展的领域、对相关行业的影响等等，其中既有“非遗”本身的发展，也有“非遗”外部的环境因素。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的辐射面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地域空间的辐射，也就是“非遗”传播的范围；另一方面是“非遗”的相关产业辐射，主要包括“非遗”与其他产业、行业的融合发展的潜力。

客观地讲，内蒙古“非遗”的地域辐射面是有限的，一般仅限于“非遗”原生地。首先是因为“非遗”本身就有着显著的“本土化”特点，是特定地域、特定环境下生发出来的独特文化表现。一旦脱离原生地域，“非遗”的根和魂就不复存在，“非遗”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更何况传统美术类“非遗”是物质性的表现，需要有明确的、合适的载体进行展示，离开特定地域环境，传统美术类“非遗”也会不复存在。再者，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的民族性特征决定了其文化传承、日常应用的群体相对集中，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对“非遗”的理解与接受也不同，单纯依靠被动传播与灌输，片面强调受众数量与地域范围，“非遗”发展之路不会走得太顺太远。因此，“非遗”发展的辐射面应该向内拓展和深入，审慎盲目向外扩张，客观辨别猎奇心理与审美接受，坚定文化自信，不断增强“非遗”自身的表现力与创造力，以文化内涵提升吸引力和传播力，发挥内蒙古地域优势和文化优势，借助与其他产业行业的融合来提高传统美术类“非遗”的辐射和影响。比如，将“非遗”与文旅产业有机结合，在其他领域拓宽“非遗”的辐射面，融合不同艺术形式、表现材料、展示媒介、传播渠道，使传统美术类“非遗”能真正走向生活，走进时代。

与此同时，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的当下发展还应做好三个“立足”。首先是立足本体，也就是以“非遗”自身的属性特点为基础，不能抛开文化内涵谈传承，也不能仅以形式变化看发展。要以“非遗”本体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为立足点，在传承与发展中坚守本真，紧扣内涵，并以此作为评价“非遗”发展的准则。第二是立足现实，以当下“非遗”的发展境遇为依托，客观全面地把握当下语境中“非遗”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多方面考察“非遗”的发展现实，切合实际地对发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合理的回应。脱离现实谈发展，只会徒劳无功。第三是立足品质。不论是“非遗”保护、传承、利用，还是创新发展，都要牢固坚守“非遗”品质，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的立足点。在“非遗”的当下发展过程中，新场景、新理念、新材料、新媒介、新价值……对“非遗”的表现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改变着“非遗”表现与传播的同时，也对“非遗”的审美品质造成了一定的弱化，甚至威胁。在“非遗”当下的发展进程中，尤其对于偏远地区、民族地区的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而言，发展机遇难得，发展潜力巨大，发展效果明显，盲目地追求传播速度与广度，看重产业化发展的经济利益，更有甚者为了迎合市场卖点随意改造“非遗”，极易对“非遗”的文化品质、艺术品质、审美品质造成破坏。因此，坚守“非遗”品质，是“非遗”保护、传承与发展的根本立足点与终极追求。

结语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着良好的时代机遇与显著的发展优势，并且在此过程中一定离不开社会经济因素的强大支持和自身具备的经济发展潜力。以上探讨的几个问题，无一不是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在当下发展过程中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现实境况。不论是将“非遗”传统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通过创造性转化而呼应当下的社会需求与时代呼唤，还是将“非遗”传统传承和应用与新的产业领域融合实现其创新性发展，都需要充分利用好内蒙古传统美术类“非遗”资源优势，有效保持其传承活性与发展活力，不断激活其经济转化能量，持续释放其发展优势，最终实现“非遗”的当代价值，完成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

李杰，内蒙古艺术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艺》杂志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