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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彭昌明 林艺艇:20世纪初西方关于中国绘画的学术话语(二)
时间:2024-09-27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0      分享:

三、从承认他者性到普遍主义的方法
学术出版物同样鼓励不依赖西方标准来考察中国绘画的独特性。例如,布谢尔在提及批评家玛格丽(Marguerye)时,劝告人们放弃以西方的参照系来评价中国绘画:
在研究中国绘画的过程中,一位现代的批评家玛格丽,很准确地观察到,为了能恰当地欣赏中国绘画,我们西方人应该忘掉我们的既有观念,清除我们之前的艺术教育、所有的批评传统以及从文艺复兴到今天所积累起来的艺术知识。我们尤其应该避免把中国画家的作品与遍布于欧洲收藏馆墙壁上的著名油画作比较。
这种对中国绘画他者性的重视,促使布谢尔强调中国绘画与书法的紧密联系,他写道:“中国画家首先是素描艺术家和书法家。”约翰·卡尔文·弗格森了解布谢尔的作品,与后者一样,他以行家的身份撰写关于中国绘画的文章,因为根据他自己的说辞,他能够研究“在中国艺术作品中展现出来的中国人的内在思想”。弗格森通过结合文学、考古和艺术价值建立起收藏。他经常与中国的学者、文人和收藏家来往,并拥有一座大型图书馆,在那里他研究了关于中国绘画的文献。这些使他成为一位公认的专家。弗格森说自己“力图根据中国艺术的标准,而非仅仅依据欧洲美学品位的倾向来评价中国物品”。这一点与布谢尔的看法一致。
矛盾的是,一些艺术史学家在承认中国绘画独特性的同时,也提出了中国绘画与西方艺术有着共同之处。这表明对中国绘画的接受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不再像过去那样以西方标准来贬低中国绘画,而是将其视为与西方艺术成就平等的存在,强调两者之间的一些趋同性,从而在全球化与文化的相互影响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开启了一条通往普遍性概念的道路。因此,屈梅尔虽然意识到远东与西方艺术之间的差异,但也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共通之处:
尽管西方与东方的艺术世界之间的确有着如此深的反差,但是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紧密的连接。乍一看,我们会注意到它们的差异……实际上,艺术作品,尤其是那些最纯粹、最有力量的艺术作品,都源自同一种人类创造力。
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恩斯特·格罗塞的著作中,他在1894年出版的《艺术的起源》一书中,强调了艺术的社会功能,并提出应该根据其原始背景来理解没有文字的民族的成就。作为一名人种学家,他的研究使其确信,艺术的冲动是全人类所共有的。类似的方法也启发了费诺罗萨,他深信有一种深层的统一性激发了世界不同文化的艺术创作,并认为以往的分类方式不足以解释艺术的真正本质,他这样写道:
我们坚信,人们终将承认人类种族的艺术工作是一体的,而且在无尽的多样性背后,实际上只有一种精神的和社会的力……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分类看成一种人为的,它尤其旨在建立编年的群组,并且如果我们承认在永恒变化的规律影响下,人类精神中的变化是无限的,那么我们将毫不费力地发现那个隐藏于无限多样的技术之下的真实且强大的统一的力。
这些观点揭示出一种新的观看,不仅表明对远东艺术独特品质的重视,而且倾向于将其与西方艺术平等看待,甚至有时还承认它在某些领域更胜一筹。例如,对中国绘画精神内涵的更深入了解,促使一些艺术史学家提出将东西方与西方各自认为的“伟大艺术”典范进行比较。1908年,劳伦斯·比尼恩在《远东的绘画》一书中提出比较西方艺术与远东艺术。同其他专家一样,他强调日本艺术源于中国艺术,并承认后者对前者的典范作用,就如同希腊和意大利艺术对西方艺术家的作用一样。意识到人物形象在西方艺术中的重要地位,比尼恩将其与远东艺术中风景画的地位进行了对比,认为在这一领域,远东艺术甚至超过了西方。
四、中国绘画对文艺复兴早期艺术的“影响”问题
这种有利于形式和精神对照的思想背景,激发了关于艺术影响问题的假说,同时也表明了接受方式的重大改变。早在1908年,劳伦斯·比尼恩就强调,根据他的看法,远东宗教绘画与意大利早期宗教壁画之间存在着相似性,都“充满了宗教理想主义的芬芳” 。次年,贝伦森(Berenson)在《一位描绘方济各传奇的锡耶纳画家》一书中提出将锡耶纳画派,尤其是萨塞塔(Sassetta)的作品与中国绘画作对照,强调锡耶纳绘画与远东绘画之间在素描和色彩上的神秘巧合。同样地,另一位研究文艺复兴早期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的专家喜龙仁,在观看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佛教绘画和文人传统山水画时,也有着相似的感受。这些绘画的精神性,让他想起了意大利绘画。
其他的历史学家,如古斯塔夫·苏利耶(Gustave Soulier)在1924年、约翰·普伦格(Johann Plenge)在1929年,以及伊万·普兹纳(Ivan Pouzyna)在1935年,都试图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中发现中国艺术的影响。普兹纳毫不犹豫地断言,意大利14世纪画家的新艺术表现手法得益于中国艺术,他坚称:“可以肯定的是,只有中国艺术能被视为意大利14世纪画家新艺术表现的主要来源。”然而,远东艺术对13世纪和14世纪艺术成就的影响这一论点,受到其他研究者,如鲁道夫·威特科尔(Rudolf Wittkower)、艾田蒲(René étiemble)和莱奥纳尔多·奥斯基(Leonardo Olschki)等人的批评和反对。鲁道夫·威特科尔认为这些论点没有充分的根据,与其说是影响,还不如说是“趋同性”。早在1931年,在谈及中国文人山水画和西方文艺复兴风景画时,查尔斯·斯特林(Charles Sterling)就对这种形式的和精神的趋同性观点感兴趣。据他所说,西方风景画最接近中国山水画的时期是在中世纪末和文艺复兴初期,当时它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奇幻和“象征性”特征,因为它源自艺术家的智识构想。查尔斯·斯特林并不认为这些共同点是中国绘画在西方影响的迹象,而是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世界观发展上的平行和趋同,从而解释了某些相似之处:“我们因此确信,在中世纪末和文艺复兴期间,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念与中国的观念是趋近的,表达这种世界观的画家们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山水画家平行的道路。我们没有观察到对中国艺术的模仿。”尽管关于影响的论点存在争议,有些论断可能过于夸张,但如果将这些观点置于艺术史的视角下考量,它们同样反映了中国绘画受到的全新接受方式,进而反过来促使人们以另一种眼光来看待古代和当代的西方绘画。
五、重新解读古代和当代西方艺术中的他者性
中国绘画与意大利早期绘画的对照,对它们在偏离古典参照系时所展现的趋同艺术手法作出了一种解释。对其他文化视野的开放,不仅促使西方人以新的视角看待来自遥远文化的不同表达形式,还促使他们重新审视欧洲古代绘画和当代艺术中与古典传统的不同表达形式。
库尔特·格拉泽特别指出,在历史研究中,有必要探讨那些远离欧洲民族的艺术表达形式,要在摆脱仅源自古代和文艺复兴地中海古典艺术规范的美学法则下,考量它们的独特性。这表明了一种与开放视角相联系的古典主义标准的相对化。威廉·沃林格通过一项重要的理论发展对此作出了贡献,他强调对非欧洲艺术的开放,促使人们根据其他标准来审视那些背离西方文明古典参考系的艺术表达:
全球流通的增加导致了非欧洲艺术在欧洲视野中渗透的加剧;这促使人们认识到,有必要为艺术创作建立一个更加客观的比较尺度,使人们看到意图的不同,而非能力的差异。这种概念的扩展自然影响了对欧洲艺术的评价。它首先引发了对非古典时代的平反,这些时代曾经被古典批评以相对的或负面的方式作出评价。
威廉·沃林格的论点反映了20世纪初期美学思想的认识论断裂,因为他质疑了古典美的理想作为唯一美学标准的绝对性,从而与19世纪大部分时间盛行的潮流背道而驰。忆及李格尔(Riegl)的论点,沃林格指出应该放弃将模仿自然的标准作为唯一参照,以便理解在某些时代,当艺术形式选择其他道路时,并不是因为技法笨拙或者能力缺失,而是出于心灵的需要,因为“艺术意志”是不同的。这样的观念使得根据另一种美学和哲学的逻辑来看待那些不符合古典审美标准的艺术成为可能。它还引发了对其他造型选择的思考,这些选择反映了另一种世界观。线条的抽象性及其必然导致的平面性,由此被理解为一种表达自然的独立性的形式手段。
对沃林格来说,风格变化与意图变化密切相关:
风格的变化对于我们来说只是意图变化的一种沉积物。而意图的变化不是随意的或者偶然的;它们必定与发生在人类精神和智力构成中的变化有逻辑上的关联;这种变化清楚地反映在神话、宗教、哲学系统和世界观的历史当中。
在此视角下,沃林格将“东方人”与“古典人”进行对比,他认为,与通过理性认识世界的“古典人”相反,“东方人”在面对世界和存在的深不可测时,感受到了理性知识的不足。这种态度体现在他们“宗教和艺术中的超验”倾向中,而这种倾向更偏爱抽象。沃林格关于东方人的观点是笼统和变动的,并不明确地指向远东,而是指向一种与古典思想相对立的世界观。沃林格的观点不仅有助于重新审视非古典的艺术形式,而且提供了一种理论框架,来理解某些古老和新兴的艺术表现形式,如埃及艺术、中世纪艺术、抽象艺术和表现主义。
这种对背离古典参照系的合理性的认可,也鼓励了关于当代创作中他者性的积极解读,这在艺术史和艺术创作中都有所体现。出版于1936年的乔治·迪蒂的《中国神秘主义与现代绘画》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在此书中,马蒂斯(图8)、毕加索、米罗等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被拿来与中国书法和绘画(图9)进行比较。迪蒂作为马蒂斯的女婿,认为中国的美学原则,如谢赫提出的“气韵生动”,与西方当代画家的美学原则相一致。他补充道,如果中国的美学著作“经常将我们引向远离我们古典文化的地方,那么另一方面,它们却使我们更接近某些属于西方当代人独有的观看和思考方式”。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画家不同,迪蒂提及的大部分艺术家都对中国绘画和书法以及远东美学感兴趣,这表明了艺术的交流比印象派和后印象派时期仅局限于形式方面的借鉴更为深入。



图8 马蒂斯 《音乐》布上油画 260cm×389cm1910年 厄尔米塔日博物馆



彭昌明,法国里尔大学人文学院艺术史系教授|[法] 
林艺艇,法国里尔大学人文学院艺术史系博士| 译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美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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