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 | 李祥林：蜀地织锦•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一）
时间：2024-05-27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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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古代中华织锦，今人会想到“五星出东方”，会想到跟东西文化交流息息相关的丝绸之路。绚丽的织锦从大漠深处出土，牵连着蜀地与西域，为迢迢丝路留下脍炙人口的龙门阵。下面，立足巴蜀文化，着眼丝绸之路，从中国西部出土的这片五彩织锦切入，就来聊聊蜀地织锦的过去和今天，聊聊其中透露的东西文化交流信息，从而窥斑见豹，领略中华民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不衰的审美魅力。2021年，一台名为《五星出东方》舞剧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院亮相，引起关注；2022年，由京城联合新疆共同创演的这台舞剧获得文华大奖；2023年，该剧的“锦绣”舞段登上央视春晚，惊艳四座；2023年6月底7月初，舞剧《五星出东方》巡演来到天府“锦城”，再掀热浪。该剧该舞，把观众的目光引往丝绸之路，导向西北大漠深处，将一条精美的织锦推到世人面前……这是一条穿越千年风烟的汉代织锦护膊，是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尼雅遗址古墓中发现的，其繁复的纹样中织有“五星出东方”等字样，一面世即引起轰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被视为20世界中国考古学重大发现之一。护膊长18.5厘米，宽12.5厘米，呈圆角长方形，系由数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织就的平纹经锦，其经密达每厘米220根，设计精巧，构图生动，色泽绚丽，有云气、星象、瑞兽、吉祥文字等。尼雅遗址位于和田地区民丰县境内，为汉晋时期精绝国所在，地处丝绸之路南道的交通要冲，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之地。色彩艳丽的织锦护臂见于二人合葬墓，系于其中一位右臂上。关于墓主，学界认为可能是精绝王，见于古墓的此类绫锦当是来自中原王朝的馈赠。那么，这条织锦护膊又是何地生产的呢？
作为中华传统工艺，织锦向以巧夺天工为人称道，《天工开物·乃服》即叹曰：“天孙机杼，传巧人间。从本质而现花，因绣濯而得锦。乃机杼遍天下，而得见花机之巧者，能几人哉？”意思是说，天上的织女传艺人间，如今织机遍布天下，但真正能以提花织机巧夺天工者有几人呢？难怪前人讲寸锦寸金。尼雅遗址出土的五彩织锦护膊今藏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学界多认为那是汉代蜀地生产的。该馆有研究者指出，“尼雅古墓出土的织锦具有东汉织锦风格，时代当在3世纪上半叶（东汉末至三国时期），这与尼雅遗址出土文物标本的Cl4测定年代距今（以1950年为准）1921±60年也相符，其产地即在蜀地”。类似观点，见于多家。蜀地所产绫锦见于丝绸之路，此非孤例。出土于新疆阿斯塔那221号墓的连珠对龙纹绫，图案属于“陵阳公样”（见后），其作为产自蜀地的丝织名品，上面有“景云年间双流折紬绫一匹”的明确题记，景云是唐睿宗李旦的年号，双流乃成都所辖区县。美锦出蜀地，“奇锦通西域”，2017年在成都举办的相关展览特意以此话语提醒观众，不无缘故。一条丝路，连接着蜀地和西域。就织造工艺言，汉代“五星出东方”织锦深得行业看重。蜀锦与云锦、宋锦、壮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前者历史尤其悠久。作为丝织提花锦，蜀锦织造多以经线彩色起彩，彩条添花，经纬起花，先彩条后锦群，方形、条形、几何骨架添花，对称纹样，四方连续，色调鲜艳，对比性强，是具有汉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的多彩织锦。古往今来，织锦经过代代传承，工艺不断提升，花色不断增多，前人留下的这片彩锦至今仍是织锦工艺研究的重要对象。本着对中华古老技艺的发掘、回溯和研究之宗旨，多年前在“蜀锦之乡”，织锦业便对此汉代织锦进行仿制，那工艺那图案让人赞不绝口，但复原不易，其织造技艺让现代工匠也颇费思量。
丝绸之路连接着蜀地和西域（李祥林摄影）
栽桑养蚕，缫丝纺织，中国属于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巴蜀养蚕历史悠久，丝绸业自古发达。蜀地有“蚕丝祖神传说”，其以黄帝元妃嫘祖为主角，“产生并流传于四川盐亭的金鸡、高登、八角一带”。嫘祖是养蚕缫丝的发明者，史称“先蚕”，相传她出生在盐亭，至今当地每年农历二月要举办隆重的祭祀。“蜀”字古体亦多认为跟蚕有关，古蜀王有“蚕丛”，在岷江上游羌族地区，茂县叠溪人称“蚕丛故里”。考诸文物，1976年成都交通巷出土的相当于西周时期的铜戈上有蚕形图像，1965年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战国晚期水陆攻战纹铜壶上有世界最早的采桑图，至于三星堆近期考古，从青铜器上发现丝织品残留物，也是令人兴奋的消息。战国以来，蜀锦发展脉流不断。汉通西域，中国丝销往外邦，当时国内“产丝以成都为最发达，左思《蜀都赋》曰：‘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丝虽不一定发源于四川，但汉以前之四川，必已为丝业最兴盛之地。《三国志·张飞传》，谓取益州后，诸葛亮、张飞、关羽等，各赐锦千匹”。汉代成都经济繁荣，织锦业成为朝廷重要的贡赋来源。蜀锦亦畅销中原，“后汉三国以来，蜀地产锦逐渐驰名全国”。《隋书·地理志》记载梁州蜀郡“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太平御览》卷八百一十五引《诸葛亮集》：“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三国时期蜀汉政权打仗之费用是否真的仰仗蜀锦，这问题在学术上可以再讨论，但彼时蜀锦盛产是不争的事实。唐代蜀地丝绸业发达，产品行销四方，天府之国联系着南、北丝绸之路，敦煌文献中也留下珍贵信息。从前两年年成都举办的丝路展览可见，法藏敦煌遗书之P3644号文书记录五代十国在敦煌经商者的诸多货物中，有“西川织成锦、红川锦、软锦、紫锦”及“彭山绫”等，这与阿斯塔那墓出土文物相呼应，证明着蜀地绫锦沿丝绸之路传播。在邻国日本，奈良正仓院、京都法隆寺藏有好些“名贵的蜀江锦”，被视为国宝级文物，那是遣唐使带去的。东西交通，文化往来，正可谓“锦行天下蜀有名”。
从丝路锦绣展览看“陵阳公样”（李祥林摄影）
“蜀以锦擅名天下，故城名以锦官，江名以濯锦。”元代费著《蜀锦谱》开篇有此言。蜀地以锦驰名，自然有多种原因，比如文化交流。丝路迢迢，连接东西，贯通中外，也在文化交通中给中华织锦带来新气象。人们介绍蜀锦，常常提及“陵阳公样”，并有西北地区出土的从汉晋到唐代的种种锦片为证，此乃蜀锦发展史上的名品。唐太宗时，益州（今四川）大行台检校修造窦师纶，在传统织锦艺术基础上融合吸收波斯、粟特等联珠纹纹饰特点，穿插组合祥禽瑞兽、宝相花鸟，组织设计了许多对称形式构成的锦、绫新花样，如著名的雉、斗羊、翔凤、游麟等，为联珠纹的本土化发展做出贡献甚大。这些图案繁盛隆重、章彩奇丽，不但在本土流行，也受外邦欢迎，一度成为唐代有代表性的装饰纹样。窦师伦得封“陵阳公”，由他领衔创制的纹样也被称为“陵阳公样”，而“公样”乃指得到官方认可的制式，也就是今人所谓“国家标准”。从西北出土的丝织物以及流传到日本而保存下来的唐代织物，可见到属于“陵阳公样”的对马纹锦以及对狮、对羊、对鹿、对凤等纹样。这些纹样多以团窠为主体，围以联珠纹，团窠中央饰以各种动植物纹样，在工艺上突破了六朝以来的装饰风格，因汲取外来元素而富有独创性。窦师纶，字希言，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丝织工艺家、画家，主要活跃在唐高祖、太宗时期，官至大府卿，封陵阳公，《历代名画记》云“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生活在风气开放时代的窦师纶对舆服制度有研究，精通织物图案设计，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中亚、西亚的题材和技法，将异域元素融入织锦，流行当时，受人喜爱，为世所重。用今天的话来说，富有创新意识的“陵阳公样”正以其新颖的设计、独特的创造和精美的工艺引领时尚、左右着消费。立足工匠精神，着眼“双创”思维，唐代这位织锦工艺大师的成就至今仍值得行业人士琢磨、体味和借鉴。
“天孙机杼，人巧备矣。”（《天工开物·乃服》）蜀锦以纹饰之“彩”耀人眼目，正是人巧夺天工的产物。向达先生论述唐朝与西域的关系时指出:“李唐一代之历史，上汲汉、魏、六朝之余波，下启两宋文明之新运。而其取精用宏，于继袭旧文物而外，并时采外来之菁英。两宋学术思想之所以能别焕新彩，不能不溯源于此。”同理，唐代织锦“陵阳公样”之能别开生面，缘由亦然。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杜甫《登楼》）在蜀锦之乡成都，有绕城而过的锦江，“一名府河，一名濯锦江，即岷江支流也”（《成都通览·成都之江河流域》），而江以锦名，盖在“锦工织锦﹐濯其中则鲜明﹐他江则不好”（《华阳国志·蜀志》）。历史上，成都西郊，浣花溪畔，作坊处处，机杼声声，昭示着此业兴旺。元代费著在《蜀锦谱》中，谈到宋代蜀都织锦便有“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练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一十，而后足役。岁费丝，权以两者一十二万五千，而后足用。织室、吏舍、出纳之府，为屋百一十七间，而后足居”云云，可见规模不小；提及的产品有盘球锦、葵花锦、云雁锦、玛瑙锦、广西锦、真红锦、青绿锦、八答晕锦、天下乐锦、翠池狮子锦、簇四金雕锦、宜男百花锦、大窠马大球锦、双窠云雁锦、真红樱桃锦、真红飞鱼今、真红天马锦、真红穿花凤锦、鹅黄水林檎锦、真红聚八仙锦、秦州细法真红锦、秦州粗法真红锦、青绿瑞草云鹤锦、四色湖州百花孔雀锦等，花色繁多，耀人眼目。
历史上以织锦驰名的天府成都（李祥林摄影）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杜甫《春夜喜雨》）汉代以来，官府在成都设置“锦官”，将蜀锦生产纳入政府管理下。顾名思义，所谓锦官就是官营织锦厂，其地在城西南，有城垣，称“锦里”。天府成都因此有了美丽的别称“锦官城”、“锦城”，并且屡屡见于客居浣花溪畔的唐代大诗人杜甫笔下：“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蜀相》）、“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赠花卿》）。事实上，在古代文人骚客的作品中，蜀都城市意象是常常出现的，如：“锦官城外青羊路，常记当年小猎回”（陆游《春近山中即事》）、“正喜锦官城烂漫，忽惊花鸟使催颓”（刘辰翁《忆江南》）、“采蝀横斜春不夜，绛霞浓淡月微明，梦中重到锦官城”（范成大《浣溪沙·烛下海棠》），等等。今之成都，城南武侯祠侧有人流熙攘的“锦里”，那正是重拾蜀都历史记忆而构建于当代的著名旅游景点、网红打卡地。着眼多民族共居的中国，在既一体多元又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从不同区域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看，“三国蜀汉时期，蜀锦无论数量质量皆居国内首位，号称‘独步天下’。诸葛亮南征时，把织锦技艺带到了‘南中’，即今天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并影响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织锦。譬如，贵州溶江苗族先民吸收了蜀锦的特点，织成五彩绒锦，为纪念诸葛亮的功绩，称之为“武侯锦”。又据研究者言，追溯壮锦来源，其跟“早期的蜀锦”亦不无瓜葛。蜀锦在西域屡有出土，“最有代表性的是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曾多次出土大批精美的织锦，其中包括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产品，一般的研究者都认为全是蜀锦”。据《元史·本纪第五·世祖二》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还以“中统五年历并蜀锦”赏赐高丽国王，可见后者价值不凡。
新疆考古研究所收藏的的汉代护膊（钟明拍摄）
新疆出土的织锦“五星出东方”发现于尼雅遗址距今2000多年的墓葬。尼雅遗址位于民丰县北塔克拉玛干沙漠中，1959年文博单位曾在此清理一座东汉贵族夫妇墓。1988—1997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有关机构合作，对尼雅进行大规模、多学科调查，在南北长约25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的区域内，发现了古城址、官署、佛寺、民居、作坊、畜厩、墓地、农田、桥梁、水渠等遗迹逾百处。据研究，“距今3000年前后，尼雅人开始在沙漠腹地的绿洲上生息繁衍，他们在沿河的绿洲阶地上定居，从事农耕、牧、猎生产。并有冶炼、建筑、纺织、编织、粮食加工（烤馕）等个体手工业。直到距今2000年前后的西汉、东汉时期。尼雅人已构成精绝王国的社会体制……成为西域三十六国和丝绸之路中部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当时或受制于汉朝，或通过丝路与内地有广泛的联系。丝绸等物在尼雅的上层居民中流行”。尼雅遗址中，1号墓地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8号墓）、“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被（3号墓）等均系过去未见之精品，从中可窥汉晋王朝与尼雅地方集团的关系，为学界深入认识丝绸之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这条既是射箭用的也是身份标志的织锦护膊，整体呈圆角长方形，色彩绚丽，图案丰富，织工精细，以织锦为面料，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3条白色绢带。锦面用鲜艳的白、赤、黄、绿四色在青地上织出星纹、云纹、灵禽、瑞兽以及圆形日月等吉祥图案，花纹间穿插织有醒目的汉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由于原件出土后褪色严重，为了保护文物，真品不再适宜展出，如2017年在成都举办丝绸之路文物展时，由新疆博物馆提供的便是复制品。
蜀锦产自巴蜀，当今中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在四川。在尼雅遗址出土的还有一片汉代织锦，上有“讨南羌”三字。学界多认为，这片织锦与前述织锦可缀合为一，两者的文字连起来应是一句话“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该语反映出当时中原王朝与周边族群的关系。“羌”在历史上是驰骋在中国大西北的族群之统称。有论者指出，“火葬和披发这两个文化特征是判定古代部落是否属于羌人的重要定性依据，以此考察，东起临洮，西至帕米尔的广大地区，历史上都是古羌人的发源地”。相关历史记忆在羌族口头文学中有遗存，一首流传茂县三龙的羌歌唱道：“我们羌人是从哪里来嘛？从甘肃武都迁过来……”羌族戏剧《木姐珠剪纸救百兽》里，借天神木比塔之口也道出：“想当年居河湟，羌人创业几多艰，烽烟连连生存难，战争兼并和迁徙，岷江上游建家园。”（第三场）相对于汉地中原王朝，羌人其因所处区域之故有“西羌”之称。在中原王朝视野中，匈奴是“北方边缘”而羌人是“西方边缘”。为何又称“南羌”呢？盖在汉置河西四郡管理西域边地，匈奴在北而羌人在南。“汉王朝经营西域的目的在于制匈奴，‘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置四郡隔绝南羌和匈奴……《史记·匈奴传》云‘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后汉书·西域传》中记‘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两段文字中所云胡即指匈奴，羌即南羌。《后汉书·西域传》引延光二年尚书陈忠上疏中即已明记，‘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收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是以单于孤持，鼠窜远藏……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指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则河西四郡危矣’。”换言之，“汉代‘南羌’与史书所记‘西羌’有较多相同之处，而实指活动于祁连山南及河湟为中心的羌人”。关于汉武帝时期“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的记载亦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将匈奴与羌人所处北、南的方位交代明白。
成都博物院展出的蜀锦花楼机（李祥林摄影）
以上汉代织锦护膊出土于南疆和田地区，过去新疆也是古羌人活动区域。《羌族简史》介绍“汉代的羌”时指出：“在新疆有名‘婼’的羌人。婼羌领地，包括整个昆仑山脉北麓，葱岭以西，东西延袤达二千余公里。婼羌以游牧为主，有铁矿，手工业比较发达，尤以兵器见长，生产弓、矛、服刀、剑、甲等。汉初为抵抗匈奴，争取婼羌，被封‘去服来王’。”其中，“去服来王”应是“去胡来王”，见《汉书·西域传》：“出阳关（今甘肃玉门西南），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西与且末（今新疆且末县）接，西北至鄯善（今新疆鄯善县），乃当道云。”婼羌国王此名号，正透露出婼羌与胡、汉两边的关系。婼羌是河湟以西羌人的代表性集团，在汉通西域前，“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赋税诸国”（《汉书·西域传》），当时婼羌受其管辖，臣服于匈奴；汉武帝时期，“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接乌孙，起酒泉、敦煌、张掖，以鬲（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肩”（《汉书·韦贤传》），隔绝羌、胡后，婼羌与西汉政权有了政治上往来，并接受汉朝调遣。惟其如此，婼羌国王有了“去胡来王”之称号，其含义无非是说离胡归汉而已。上述织锦护膊，正是汉朝指派去收服和辖治西域的官员留下的。又据新疆史著介绍，“西域的羌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散居在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和葱岭以西河谷中的部分羌人，与其他民族杂居，从事农业和园艺业，种植五谷、葡萄和瓜果”。在西域，“秦汉时期，羌族实际上已经懂得伐薪烧炭，采铜炼铁的技艺……羌人的制陶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其陶质为夹砂陶，沙粒较粗大，并夹有云母片，颜色红褐或灰褐，斑驳不匀，均手制。所制陶器基本上都是素面无纹，个别的饰凸弦纹和指纹。器形有釜、罐、碗、钵、纺轮等”。
根据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今天工匠用复原的织机来织“五星出东方”
世界文明史上，织绣体现着人的创造智慧，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纵观巧夺天工的人类创造物，锦与绣是丝绸中尤为华丽的两种装饰技法的产物，蜀锦和蜀绣均是巴蜀工艺文化的骄傲。锦用天机抛梭织出，唐人颜师古注《急就篇》云“织彩为文曰锦”；绣以巧针引线铺就，《周礼·考工记》曰“五彩备谓之绣”。栽桑养蚕的中国是丝绸大国，“蜀”正是中国蚕桑丝绸的主要发源地，按照学界解释，其字形即跟吐丝之蚕有关。《说文》释“蜀”曰：“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沈从文先生谈到宋代丝绸时，也指出“织锦还是以四川成都占首位”。从秦汉到隋唐，蜀锦走在古代丝织品发展前列。中国织绣工艺史上，蜀锦的身世尤其古老。究其由来，宋锦亦跟蜀锦有瓜葛，以经、纬线同时显花的前者是具有宋代艺术风格的织锦，“它源自于唐代纬锦（蜀锦），又与当时苏州特色的织锦相结合演变而形成”。或曰，“苏州宋锦是在唐代蜀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晋末，因五胡乱华导致汉人衣冠南渡。南朝宋郡守山谦之从蜀地引用织锦工匠在丹阳（与南朝刘宋都城南京相邻）建立东晋南朝官府织锦作坊斗场锦署，使蜀锦技艺传到江南。……北宋初年，都城汴京开设了‘绫锦院’，集织机四百余架，并移来了众多技艺高超的川蜀锦工作为骨干。另在成都设‘转运司锦院’”。织锦有经锦和纬锦之分，前者起源于西周，是“中国最古老而独有的丝织技术”，尽管唐以后平纹经锦逐渐减少而斜纹纬锦兴起，但前者对后世织锦技术的影响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尼雅遗址出土的汉代织锦护膊当属经丝彩色显花的经锦，那么，所用织机如何呢？
说到织机，形体高大的花楼机是织造蜀锦的重要工具。2012年12月，成都地铁3号线修建至天回镇老官山，发现了汉墓，该墓中出土了4台竹木构造的西汉织机模型，为蜀锦制作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此乃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完整的西汉蜀锦织机模型，对于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具有重大意义。据发掘报告，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根据同时发现的15个木俑的比例推测，真实的织机当有两三米高，跟后世工匠使用的花楼机不相上下（蜀锦之花楼织机形体高大，结构精巧，在本次川渝民间工艺调研中亦为考察团队所见）。2013年，国家文物局实施“指南针计划”，开始尝试以此为基础复原汉代勾综式提花机。三年之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使用根据老官山汉墓出土文物复原的织机，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复制出来，真正可谓是“汉机织汉锦”。此举不但让往日的文物“活”了起来，而且是当代织锦工艺行业值得骄傲的重大收获。
作者：李祥林，四川成都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四川省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小戏”编纂出版专家组成员、《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小戏·四川卷》主编，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多年并在国内及海外做过上百场非遗讲座，历年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逾2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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