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王杰连晨炜：审美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当代美学的理论生长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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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王杰连晨炜：审美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当代美学的理论生长点（二）

时间：2023-10-31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94 分享：

三、殊途同归：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方法论

艺术学、美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产生了艺术人类学、审美人类学等交叉性学科，因为与人类学密切的关联，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首先都需要认真吸收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思路。这种吸收首先需要强调和重视的就是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方法论，因为它们可以发掘出那些来自少数族群的，在全球化当下被忽视的地方性审美经验，并超越艺术的普遍原则而揭示隐藏在其中的不同形式的美学风格。通过田野调查，这些跨学科理论进一步将“地方性”发展为实践中的方法论，在实践中具体展现来自不同族群的文化之美。通过对世界各个地区特别是那些小型社会中审美形态和艺术形式的考察，他们“一方面试图从中发现艺术表现的一般原则，另一方面关注的是体现这些原则的各种各样的风格”。透过来自不同文明的案例，人们得以将对艺术的理解置于其所处的特殊文化语境里，以此关注到艺术形态的差异性和地方性。这些色彩斑斓的艺术形态勾勒出不同社会传统下艺术实践的运行方式，展示了一整套从生产到鉴赏的审美过程。

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相关学者都积极主张对“地方性”和“语境性”问题的关注，这是出于对传统美学研究中过于重视“本质主义”的纠偏。在美学以及“艺术”概念的初创期，对美和艺术本质的追问成为研究中的首要命题。此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总结了审美无功利、审美共通感、美的理想这三大审美普遍性，奠定了对审美的经典言说。19世纪末，随着传统美学理论的式微，本质主义的艺术认识方法不断遭到来自理论界的全面质疑。杜威的审美经验论、舒斯特曼对生活美学的关注都是这方面的体现，而以范丹姆、莱顿等人为代表的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也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这一潮流，成为众多反本质主义美学研究的路径之一。

就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而言，破除本质主义，打破理论界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论”便需要强调“语境”这个核心概念的关键意义。语境的变换会带来意义的变化，没有对语境的探索就无法对审美人类学或艺术人类学进行言说。语境的流动性和变化性导致了本质主义在当下社会的不可能，来自人类学的经验使得意义本身充满了多重可能。从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学科意义来说，它要实现的不仅仅是从人类学的方法和田野调查素材中得到某种具有普适性的审美或艺术鉴赏规律，而是在此基础上透过对不同社会中多元文化的分析解读探索相关族群生存的意义并进而追寻当代审美实践的一般性特征。

关于文化，格尔兹将其视为“由人编制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这说明，和考察普遍性意义准则相比，理解意义是如何生成的更为重要。表现在审美和艺术问题上，就是不能只停留在对艺术本质和艺术内部关系的层面，而应该更深入地思考某个对象在什么状态下被视为艺术品，又是哪些人为其赋予了艺术品格。传统的艺术认知侧重经典，为少数人所定义，并以西方文明为中心，长期以来忽视了非西方社会里存在的丰富艺术形式以及大众通俗文化所诞生的新式艺术表达，导致既有的分析模式在面对非西方艺术时出现了很大的局限性。为此，今天的研究者必须认真考虑地方性审美经验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将社会文化因素的维度主动纳入对审美和艺术研究的讨论中，把语境性作为某个艺术品之所以成其为艺术品的重要因素。

当然，人类学视野下美学研究对语境性、地方经验的重视并不意味着要彻底否定审美和艺术鉴赏的普适性和一般性。地方性知识的出现与对“本质论”的怀疑息息相关，看起来好像与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有所出入，但是细究起来，普适性和地方性绝非彼此对立的观念。地方性的审美经验虽然建立在所处社会的文化环境中，但如果有意识地把不同地方的艺术审美实践结合起来就能看出，不同族群之间可能存在着“审美的普遍性”，如对明亮、对称等理念的追求，这些鉴赏原则能够为各个族群所把握并直接体现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因此，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虽然主张语境性的研究方法，但也注意对普遍性的总结提炼，这集中体现为对立足于个体审美偏好之上的集体审美品位的考察。

在一个群体中，人们之所以会偏爱具有某种审美特质的物品，离不开这个集体的后天社会建构，这种建构方式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习性（habits）”概念。习性呈现于审美活动上就形成了审美习性，它以社会文化的要素规约族群内部个体的审美生活方式，且往往呈现为一种仪式化的形态。习性并非人所独有，在动物中也存在，然而动物的习性大多只是单纯生物学意义上基于生存需要的生活技能，形态十分稳定。与之相比，人的习性则更为复杂，它虽然也有规约性作用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可以通过社会的演进不断去改变和重塑它，“通过使习性那不假思索的重复经受审查，并因此带来了改革的可能性······”因此，对于人类而言，习性能够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因素塑造群体的审美共性，它对文化、社会的改造和影响意义深远，并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审美制度”或是“艺术制度”的概念。审美本身就受到各种机制的影响，因而这种制度化的内容实际上也是一种“语境”的表现，它使得不同环境文化影响下的群体分别形成了属于本地区的审美经验。对于审美人类学而言，这种制度化的运转使得实践中的审美主体通过习性对集体的文化心理进行改造，以此改变了个人的情感结构，促使了人从经济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跨越成为真正的“审美的人”，而对艺术人类学来说，习性的呈现方式更为具体，不管是对前工业化社会艺术的表达，还是对文化工业的表达，它都集中在对艺术想象的表达上。由此，习性和制度的概念引发了学者们对形成个体审美感知和审美经验的社会机制的思考，同时也对当代的活态化审美活动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都基于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论聚焦语境的问题，不管是对地方性审美经验的讨论，还是对集体审美品位和文化心理的讨论，它们的研究思路归根结底都是要关注人对审美经验和艺术鉴赏的把握。从这一点看，它们的目标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不过，因为这两者各自的侧重点和内涵又有所不同，导致在实践中它们仍然保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和独特的研究路径。具体而言，审美人类学关注的是更为本体的研究对象，艺术人类学则主要关注艺术特别是小型社会里艺术的生产方式和它在物质层面的具体呈现，它不像前者那样更青睐一些本质性的追问。审美人类学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美学研究的新问题，因而它继承了哲学美学思辨性的理论根基，对于“什么是真正的人”这一问题保持着关心和思考，并试图通过对审美问题的探求加以回答。艺术人类学的学理基础建立在文化人类学之上，它借助这一方法实现了对小型社会和民间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审美人类学在同样吸收这些理论资源的基础上还保持了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将它们综合起来对人的本质问题加以研究。当然，这不是本质主义意义上对人的研究，而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审美的人”的人类学研究。

此外，审美人类学还十分关注对人性的讨论，并将对伦理关系的考察和对审美对象的把握结合起来。当代社会除了个体价值的追寻，还应该去考虑个体和集体之间的信任与关联。资本主义数百年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个体之间信任的基础，在此背景下催生了现代艺术中的陌生感、疏离感和荒诞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审美人类学需要重建个体间的伦理关系，恢复人与人的信任感，重建当代人的价值信仰。对于这些问题，艺术人类学无法投入过多的关注，也无法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讨论中完全囊括这些话题，因此这些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问题只能被悬置起来。相较之下，审美人类学则可以利用“情感民族志”来追踪不同群体的情感表达方式，如通过当代电影这一艺术形式将所要塑造的人物、观众、创作者等聚合在一处开展讨论，以小见大折射出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与整体性的文化心理和情感结构。

从名称上看，这两个学科关注的重心分别落在了“审美”和“艺术”上。在康德和黑格尔这些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那里，审美问题基本等同于艺术问题。然而，在解构主义以来的理论视野中，审美与艺术研究已经发生了分野，审美从两个方面突破了对艺术的讨论。一方面，审美在人的物质基础上突破了艺术研究，当代美学展示了审美活动的多元化，审美已经不单是一个理性思辨或单纯的社会性现象，而是被赋予了更多深刻的生命意义。另一方面，审美依然保持了对精神问题的关联，这体现在对个体审美经验完整性的追求上，以及对文化的本质规定也即“信仰”的强调上。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面临着信任上的危机，审美试图从精神层面上对之加以弥合，发挥其历史上美育的基本功能。虽然，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在学理根源和具体的方法论上有着一定的差异，在问题域、学术立场、学术概念、知识体系上也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互相包容的，它们试图从理论上对美学和艺术现象加以把握的诉求也是一致的，为此可以共同发挥各自专长，为相关研究的推进提供借鉴。

结语

在现代美学遭遇言说危机后，如何重新认识美，从更加广泛的内涵上把握人类的美感表达方式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基于自身的跨学科特点，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用它们对人类学方法的借鉴和对社会维度的关注为当代的美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资源，以此作为探索传统西方世界之外地方性审美经验的重要方式。学者们通过语境性、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去认识更多族群的精神风貌和艺术呈现方式，在了解这些个体生活风俗的同时，努力探索他们的集体审美习性，并以此把握之所以形成某种审美认同的文化背景。

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都可以作为当代美学和艺术批评的重要理论基础，它们都建立在地方性审美经验的基础上，因而这些学科有着超越地方性审美经验的普遍性，能够解释传统美学所忽视的对象。这种学科特点吸引了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目光，他们借助对日常实践的挖掘探索“审美的人”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以活态的文化和审美经验回应美学研究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学术界大力引介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的方法论，完善有关学科的建设，在跨文化角度上深入思考当代审美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不同于西方社会，目前我国学界以中国经验或中国的艺术、审美表达机制为基础的理论构建还没有真正完成，因而在这一点上还需要学人的继续努力，实现美学研究在当代人文领域的复兴。同时，在文化经济时代，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都可以紧紧把握好中国的地方性审美经验，做好传统民族文化的当代解释与现代化转型，以此塑造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美学新形态，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之路。

作|者|简|介

王杰，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求是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重大人才项目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集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美学、审美人类学、当代美学问题。担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副会长，全国马列研究会副会长，中华美学学会马克思主义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基本问题与批评形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体系的历史演变和范式转换研究”首席专家等。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出版学术专著《审美幻象--现代美学导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美学问题》《现代审美问题：人类学的反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