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塑｜在太行山上——“新时代·新太行”全国彩塑大赛创作题材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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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塑｜在太行山上——“新时代·新太行”全国彩塑大赛创作题材选（六）

时间：2024-05-06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0 分享：

巍巍太行，峰峦浑厚，草木华滋，景物奇秀，自古以来就通过雄伟的身姿表达着深邃的意蕴和坚韧的品德。太行精神是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太行儿女展现的勇敢顽强、不畏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展现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为人民利益展现的勇于牺牲、乐于奉献的精神。

“在太行山上——新时代·新太行”全国彩塑大赛，通过彩塑艺术的方式来弘扬太行精神，讲好太行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彩塑艺术专业委员会联合“长治市武乡县人民政协”发布部分“太行红色藏品故事选”，供参赛选手遴选创作题材。

一个袜楦子的故事

安志伟

太行山腹地有一个不大的小山村叫牛家岭，看似平常的小山村却有不平凡的经历，抗战时期，抗大文工团曾经驻扎在这里，为了解更多关于文工团的故事，2018年10月的一天，抗战文化研究专家郝雪廷老师带着一群抗战文化爱好者，走进了这里┄┄

1940年，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曾经在蟠龙村驻扎，抗大文工团就驻扎在距离蟠龙村只有二华里的牛家岭村。在此期间，文工团曾经在蟠龙演出过话剧《沉冤》、歌剧《农村曲》、快板剧《群丑会》、京剧《四郎探母》和一些结合抗战形势编写的自创剧目。由抗大总校文工团集体回忆、李蒙执笔写的《太行山上的戏剧劲旅——忆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文艺工作团》一文中对这段历史有着清晰、准确的记录。至今村中的一些老年人还能回忆起当初文工团在村里的院子里、打麦场上排演节目的情形。

后来成为陈赓同志夫人的傅涯同志当时在文工团工作，住在房东大娘郝拉弟家中。现在这个院子已经无人居住，闻讯而来的村民打开了保存完好的东房，房子里面的陈设还是几十年前的样子，许多物件一看就有些年头了。突然，郝雪廷老师拿出一个长长的木质用具，问大家：“你们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大家都面面相觑，胡乱猜测了起来。几个年纪较长的人说：“看着像是袜楦子！”“对，就是袜楦子！”郝雪廷老师接过了话头：“看大小这是补女人袜子时用的，这东西可有些年头了！”旁边一位七十多岁的村民说：“那可不？这个东西我小时候就有点印象，我家没有，还专门来他家借过几次呢！”

“那么久的东西？那抗大文工团的女演员也可能用过呢！”参与调研的一位小姑娘高声说。

“岂止是用过呀，那肯定用过的！而且是专门为她们做的。”这位七八十岁的村民笑一笑，说：“我爹娘以前就给我说过，村里头住过抗大文工团，那个时候他们经常在村里的院子里和打麦场上排练节目。那些演员用带子绑着裤腿，穿着布鞋，来来回回排练，要在场地上排练一整天，很晚才休息。节目排好以后，到蟠龙去演出还要步行来回。村里的路都是山路，以前我们村人下蟠龙的小路一路都是砂子、石头，特别费鞋、费袜子，谁的袜子一年还不补个三两回！文工团的队员们跑的袜子破了，都是自己动手补，可就是补不平，郝拉弟家正好有个木匠在干活，那木匠就找了点边角木料给做了这个袜楦子，这样队员们补起来就顺手多了。俺村小，村里头就没几家有袜楦子，她家又是离这个打麦场最近的。文工团的队员们在打麦场排练，从蟠龙回来总要在打麦场整队，袜子坏了都到她家来借袜楦子，顺路！”

听着他们的谈话，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幅幅的画面：穿戴整齐的文工团女兵，排着队从蟠龙通往村里的河沟里走了回来，脱下鞋看了看袜子，上面有了几个大小不一的破洞。她干脆把袜子脱下来，光脚穿着鞋，走上斜坡到了郝拉弟大娘家，高声喊着大娘，举着一双破了洞的袜子。大娘看看破袜子，不禁笑了起来，走进东房去拿出袜楦子来，女战士把自己的袜子套在袜楦子上，大娘在旁边一边看着一边指点，不一会儿几个破洞就补好了！

抗大文工团在牛家岭村合影

后来，抗大文工团和前方鲁艺合演《黄河大合唱》，演职员们经常步行三十华里到前方鲁艺的驻地下北漳村排练节目，步行时间长、路途远，把袜子和鞋磨破那更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了！袜楦子发挥作用的机会就更多了！

在调研中，村民们纷纷把上一辈、两辈人口中得来的关于文工团的故事讲给来访者，大家听着、记录着，不禁为文工团演职人员和村民们之间的军民鱼水情感动着。当时村里人把家里窑洞和房子让给文工团居住，还把门扇、门框、水缸等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让文工团使用，而这个专门为抗大文工团制作的袜楦子，更是记载了八路军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听着村民对往事的虔诚诉说，我们相信他们是真诚的，他们的讲述是可靠的。虽然在这里驻扎时间不长，但小村庄的每家每户、一草一木，都已经留下了文工团的印迹！

一张收据

宋玲

抗战时期，八路军长期在武乡驻扎，武乡人民出粮、出兵、出干部，有力的支持了抗战，也涌现出了许多感人的支前故事，今天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张收据：“今收到南背捐鞋一双。协助员（盖章）十月十六”。这张收据字迹分明，印章却已模糊，我一次次将模糊的笔画排列，似乎这样可以让一个人复活。几次三番终究没有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名字。我凝望在，反复问自己：还能怎样，我应该说些什么？

目光又回到这里。

一张泛黄的报纸；一个斩钉截铁的收据；一双带着体温的布鞋；一段沾满泪水的记忆。只是多看了一眼，那嵌入空气里的三言两语，就喊来了战火纷飞的岁月。扬起风沙、搅动人影、打开时空，唤醒朴素的热腾腾的故土，我的双眼仿佛被细细的声音蜇了一下，薄薄的眼皮一如千斤，眼底早是电闪雷鸣，大雨倾盆。

我到底能说什么？耳边只回响着清彻的乡音：“俺孩，换上吧！”

眼前只看见大爷正把一双新鞋塞到准备上战场的年轻战士手里。我多想知道他是谁？多想听他们再多说一句话，可是没有。只能沿着这段时光去寻找。于是，我拼命的翻阅，不放过每一个字眼。然而，关于他们的记录实在太单薄，只有那份浓厚的军民鱼水情的火辣辣的，让我无法呼吸。

对！我就顺着这双鞋脚下的方向，就顺着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足迹、就顺着留在时光里无声的语言。摸索着，去寻找，终于一二九师撑开了我朦朦胧胧的眼睛。仿佛看见苍茫的天宇，一群大雁驮着沉重土地朝一束光的方向飞翔，我想，我知道该说什么了，关于我看见的这只鸿雁。

一二九师于1937年11月进驻太行山。在进入山西之初就以几个漂亮的战役一震军威。夜袭阳明堡、伏击娘子关、两战七亘村等都让他们士气大振。在进入和顺石拐后全师化整为零，组成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到晋冀豫广大地区。当时晋东南由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志坚率工作团进入沁县、长治、武乡、襄垣、平顺等地开展工作。刘伯承师长曾说：“晋东南是毛主席选定的下棋的‘眼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眼做起来。”

本着这样的信念，一二九师迅速在晋东南地区扎实开展工作。在这里，我走入时光的深处，更深处，听到了这片土地上颤抖的炮火，听到了他们面对日军侵略满腔的愤怒，听到了风雨中一声声微弱的沉默的嘶吼。一场毫无征兆的飓风席卷，英雄们一个个穿膛而来。

是的，我要说关于这次战争。绝不能让英雄死于遗忘。

1938年4月初，日军以第108师团为主力并纠结第16师团、20师团、109师团、116师团和酒井旅团各一部共三万多人实行所谓“广大广大地展开，压缩压缩地歼灭”的“九路围攻”计划。妄图将我八路军消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此景此景，面对如此大规模经进攻，我武乡人民和八路军同仇敌忾，坚决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阴谋。

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就此拉开帷幕。烈火总是这样，要么撕去浮于人性表面的虚伪，要么铸就丰碑。就像那刻，这愤怒的土地，这沸腾的人民，这朴素的奉献在战火中铸就的一个个不朽的灵魂，一座座永恒的丰碑。

历史不应该是哑巴，不应该沉默，我绝不允许它在某个角落毫无声响的叹息。历史应该成为见证人，应该告诉后人真相。他们平凡的生命不应该淡忘，不应该被时间吹散。

所以，我还得说，还得从他们走过的战争中说起。

深入武乡作战的117联队，在榆社遭遇：“空城计”之后狼狈不堪，士气低落、军心不稳，据史料记载当时日军官兵写信回家流露出厌战情绪。我方得知此情，立刻作出作战部署，即日，刘伯承师长命令部队抢在日军之前到达武乡，寻机歼敌。无奈日军抢先，但武乡人民团结一致，坚壁清野。日军因粮草缺乏气急败坏，放火烧毁具有1500年历史的武乡古城后向襄垣方向退走。我方得知军情后，命七七二团、六八九团与七七一团分左右纵队平行夹击，欲将其消灭在浊漳河河谷。随后，我方又制定巧妙的战略部署，将日军包围在长乐村以西的长达十华里的浊漳河谷，成为瓮中之鳖。随着陈赓旅长一声令下，马庄到长乐村一线炮火连天，全线冲锋，嘶喊声连成一片，把几天前被我军称为“袋中鼠”的日军彻底变成了“瓮中鳖”。

然而胜利在望，危机却也四伏。

已走过长乐村的日军主力得知此情后，迅速调集1000多兵力掉头解救。就在这片热土上的十连勇士们同十倍于自己的日军浴血奋战四个多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时至今日，当地百姓提及此事，无不义愤填膺，热泪盈眶。

我亦然，可谁又能不呢！都是血肉之躯，都有妻儿娘亲。这些勇士在战火中以死亡祭奠信念。他们永别了亲人却活在人们的心里，活成不朽的丰碑，活成我们眼里流不完的泪，活成我们心头的一尊佛。我摁住心底的悲伤继续探寻，捧着更加赤诚的心。

关于他们的故事。关于这片热土上生长过的浴血岁月。

据史料记载，战事到达紧要关头，这里的人民和八路军同心协力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一次又一次进攻，一次又一次溃败。反复七八次之后终于夺回阵地，为十连牺牲的同志报仇雪恨。完成了阻击任务。最终，长乐之战，八路军共歼灭日军主力108师团2200多人，战马500—600匹，对粉碎日军：“九路围攻”起了决定性作用。

此刻，我终于可以将这段时光轻轻合上。我多希望能用我眼里的泪水为他们洗去一身的尘埃。从此，武乡人民与八路军犹如鱼水，为了支援抗战，出兵出粮出干部，仅军鞋一项就捐献49万双。用我笨拙的文字将它们留在这里，让以后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在这片热土上生长的灵魂都能听到他们的心跳，都能看见捐出的那一双双军鞋背后，有多少妇女在素油灯下熬夜缝纳，收据上写下那清澈的翰墨时，双手捧着的则是万众一心。

无论昨天、今天、明天。

一枚烟标背后的故事

郝伟

太行山浊漳河畔，有一个村庄叫上北漳，这个村庄看似普普通通，其实这个村庄特别的不寻常。很小的时候，奶奶就多次说咱村里住过八路军的卷烟厂。过年时，他们都要给房东送一盘烟过来，咱楼上就存放过烟厂的糖和蜜。加了糖和蜜的烟特别的甜，咱村里做的烟叫甜烟。也许是听多了奶奶的话，碰到长辈们抽烟时，我就会闻闻他们的烟甜不甜，是加了糖？还是加了蜜？说来也成了习惯，现在在合适的吸烟场合，尽管我不抽烟，有时也会拿一支烟过来闻一下它的糖份如何。“抽烟品香，闻烟识甜”，这是我从多年闻烟中得来的经验。

历史往往有许多回环和交织，想不到多少年后，我竟然要用几年时间，去追寻那支甜烟的袅袅余韵，和晋冀鲁豫边区贸易总局大兴烟草公司第一烟厂在我们村里的那段历史。

2017年秋天，我帮助村里收集资料申报国家古村落项目期间，第一次见到了老辈人口耳相传甜烟的烟标图片。这是一张发黄的长方形纸张，中间用红色与绿色两种颜色，采用缕空、反白套印技术印出的4色烟标。左边的绿框内的红字是：武乡县上北漳。右边的绿框内红字是：大兴烟草公司。中间的主图用反白居中，从左上向右下倾斜印出2个大字：甜烟，两字间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最下边落款：第一烟厂出品。背景为：右上角是半轮太阳，竖排的五支红色香烟上一缕烟气飘出，烟气中间也有一颗红五角星。这枚烟标上的字是繁体。参考今天的香烟包装，可以想象，这枚烟标纸，通过折叠、粘贴，再装入卷烟，一盒包装好的甜烟就生产出来了。

为找寻到大兴烟草公司第一烟厂在上北漳村的历史痕迹，这几年来，走访了一些直接、间接了解烟厂情况的老年人，日渐积攒起烟厂的一些细枝末节、一鳞半爪。特别是近日，通过王老师，联系到了他远在天津的表兄，作为当年大兴烟厂在上北漳的见证人，已92岁高龄的张鑫镇老先生，通过电话交流，从他清晰的记忆和健谈的讲叙中，大兴烟草公司第一烟厂在上北漳的时空图像，终于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

1945年冬天，随着“上党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解放事业拉开了新的序篇。在新的形势和战略需要下，隶属于晋冀鲁豫边区贸易局的大兴烟草公司第一烟厂，决定将厂址搬到更利于发展的地方去。几经选择，他们从襄垣城的文庙迁到武乡县上北漳村。这里交通便利，水源丰富。党组织发展早，群众觉悟高，方便各项工作的开展。尤其是1939年中共北方局党校驻扎太行期间，就选在这个村北头的10多所郝氏院落里，院落相连，房间众多，完全可以满足烟厂100多人的工作、生活，及大批货物来往存放保管的需要。

1946年的春天，18岁的张鑫镇随着烟厂搬迁也来到了上北漳村，上北漳村距他老家禄村仅十多里路。张鑫镇父母早亡，5岁时就到了舅舅家生活，在舅舅一家的抚育下长大。前几年，已长成半大小伙的他，在亲戚赵书云的带领下来到烟厂上班，成了一名红色根据地的烟厂工人。张鑫镇记得他们当时住在上北漳的村顶上，门墙相连各个院子，就是烟厂的车间。每个院里都有人，每个院里的人都在忙碌。

做出一支烟要经过拣烟叶、抽烟筋、洒水浸润、整理打捆、压制、推丝、炒丝、调制、卷烟、包装等十多种工序。当时他负责炒烟，一口大铁锅和一把特制铁钎在他的熟练的操作中，一锅锅干湿适宜，烟香四溢的烟丝就被推到下一道工序中。劳动间歇，擦着头上的汗水，他会哼几句“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一曲唱完他就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个苦水里长大的孩子，有幸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战斗中，能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吗？

上北漳村86岁的退伍军人张玉生，还记得他12岁那年，烟厂来到了村北头的书房院。用毛驴、骆驼驮来的烟叶就存放在坡地、毕油坊的厦棚里，用时几个年轻人就抬起一大包烟叶，爬上石坡送到书房院，放在中间的院子开始喷烟叶、拣烟叶进行生产。他说，卫生堂的正楼上是打好捆烟叶的存放处，每天吊上来、吊下去，窗台下的砖上都用草绳磨出拉痕，现在还能看出来。卷烟包装在书房院的后院里，工人们一人一个收音机那么大的卷烟包装箱，烟丝随着一个模具放进去，几次翻转就卷到纸的中间，再刷浆糊粘好，一条一尺多长的卷烟，就变戏法一样从箱子里掉出来了。然后到下一道工序裁开，移到包装台上，用简易的包装机械和手工进行包装。包装纸是在村南头韩成功的字号里印刷好了，就是在上文中介绍的那张烟标纸。包好的大包甜烟会扛到上油坊的库里，然后用毛驴、骆驼驮送到前线和后方。当然，甜烟也向当地的乡亲们出售，以物美价廉受到人们的赞扬。

当年卷烟厂的工人在上北漳留影

1946年以后，晋冀鲁豫边区军民的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在张鑫镇的记忆里，小米干饭是能经常吃上了。依然是供给制，发一些零花钱。烟厂里有好多武乡人，会计李二胡是吴村人，采购员是窑头村人，有门头沟的尚三木，上司村的赵四维等几十个人。还有大兴烟草公司的经理，老家四川巴山人，年轻的红军干部周广才。和他一起炒烟的是龙湍村的郝三孩，尽管郝三孩大他5岁，但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交。厂里放假期间，他就和郝三孩相跟着去龙湍，每次去了郝三孩的家里，他的家里人总会给他做好吃的。他们的友谊一直到解放后还相互往来。郝三孩去北京的弟弟家时，都要去天津看他。

上北漳人记得，1947年村里有三个姑娘，分别嫁给了烟厂里的三个年轻人。以后，三个新组建的家庭，也都融入了解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

1948年后，大兴烟草公司第一烟厂接上级安排，整体搬迁到了河北省涉县县城。淘汰掉了手工操作，全部用上了大型机器。原大兴卷烟厂的100多名干部工人，有的因家庭原因留在了本地，有的选择上学、参军，大部分技术人员随烟厂去了涉县。经过烟厂的几年锻炼，这些星散四方的年轻人，逐步成了国家的有用之才。

享受正县团级待遇、从天津虹桥区中国银行分行党委书记位置上退休的张鑫镇老先生，今天依然记着半个世纪前烟厂里的旧年往事，一个个精神饱满的同事战友。他说我是人老了，但过去我们并肩作战的生活不会老。

今天，从一枚烟标回望历史，可以追寻到我们的来路和创造；从一件历史信物开始，我们如何做好初心到初心的交接。

一幅特别的布奖状

张宇

柳沟兵工厂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在武乡创办的一个著名的兵工厂，座落在蟠龙镇东南方的柳沟一带，在这长约八华里的山沟里有河不凌、柳沟、窑申脚、庄底、马岚头等村庄，这个兵工厂，原来是抗战之初由武乡县抗日政府筹建的一座小型兵工厂——鼙山工厂。后来与当地三家地主创办的铁厂开源公司、成城铁厂和永恒铁厂以集资入股的办法，合股生产。工厂合办不久，几家地主不愿合股生产，抗日县政府就将资产买了过来。1939年4月，经朱德总司令亲自到厂视察和协商，为了加强兵工生产，决定由八路军总部军工科接管鼙山工厂，改名为“八路军总部柳沟铁厂”，委派高原任厂长，张先进为教导员，留任王化南为副厂长。工厂在八路军总部的直接领导下，有了很大发展，先后添置了大批先进设备，动力机械有：蒸汽机、发电机、锅炉等，机床有：冲床、钻床、刨床、车床等80多部。柳沟兵工厂发展一个机械化的炮弹厂，每天可造22000发炮弹，成为华北敌后根据地最大的军工企业。

说到这个兵工厂，有我们不得不了解一位生产骨干，他叫郭大海。

郭大海是河南林县人，从小随父以打铁为生，是个祖传的打铁高手，抗战前一直以开铁匠铺为生，由于河南累累遭灾，他带着两个兄弟二海、三海逃荒翻越太行山，来到武乡。武乡成立兵工厂后，为了寻找技术工人，就找到了这个铁匠。郭大海一听说请他到兵工厂工作，他二话没说，一口答应，“我带着我的两位兄弟到兵工厂工作，没有别的要求，有我们的饭吃就够了。”就这样，郭大海三兄弟成了兵工厂的工人，他们在马岚头的一个破庙里生起一盘铁匠炉，利用从群众中收集的废铜烂铁，开始生产打造兵器。

1939年秋，八路军总部号召“开展革新创造，制造最新最有威力的武器”。郭大海心想，日本鬼子武器那么先进，可咱们的兵工厂还在生产长矛、大刀，根本无法与之较量，我们为什么不能生产先进的武器呢？郭大海的想法，受到军工部首长的支持，这时正好从前线缴获了一门日本的掷弹筒，郭大海仔细分析了掷弹筒的结构，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仿制出来，就提出了仿制掷弹筒的请求。郭大孩的请求很快被军工部批准，并且八路军总部首长也十分重视，如果能生产出我们自制的掷弹筒，这对我们在战场上争取主动性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掷弹筒也叫轻型迫击炮，它的操作使用亦十分简单，在发现并瞄准目标后，将迫击炮弹从炮口滑进炮管，依靠其自身质量使炮弹底火撞击炮管底部的撞针；或者依靠其自身质量滑至炮身底部，待射手操作释放撞针后，撞击炮弹底部底火。底火被击发后点燃炮弹尾部的基本药管，随后捆绑在弹体外面附加药包内的火药亦被点燃。虽然炮弹与炮管之间有一定的间隙以保证炮弹滑落，但是弹体外部的闭气环仍能形成极大的膛内压力，推动炮弹出炮口并飞向目标。迫击炮的这种发射原理决定了迫击炮弹不能与炮管紧密贴合，因此不能依靠膛线使炮弹产生旋转以稳定其飞行方向，转而使用尾翼稳定装置来保证其飞行姿态。因此，所有的迫击炮弹均带有尾翼。典型的迫击炮弹在结构上除尾翼外，还包括引信、传爆管、炸药、弹体、闭气环、基本药管、附加药包、底火等零部件。

根据掷弹筒的发射原理，对于弹膛的技术要求并不很高，我们兵工厂目前的技术应该可以达到，在军工部首长的支持下，郭大海开始了掷弹筒的试制。这项工作主要有两大难题，一是筒身的加工，二是炮弹生产。不能同时研制出炮弹，掷弹筒生产出来等于零。根据这一情况，军工部部长刘鼎专门安排了化学专家用土法就地取材生产硫酸，试制了无烟火药，解决了炮弹的炸药问题；又利用太行山区盛产的白口生铁做发射榴弹的弹体，解决了炮弹生产的难题。而郭大海日以继夜地认真攻克着每一个难关，设备不足就用手工打制，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经过几十次的试制，终于制造出了第一具掷弹筒，经试验威力很好。由于郭大海在试制中适当增加了掷弹筒筒身的长度，既保证了射击精度，又将有效射程也大大增加。当我们兵工厂生产的掷弹筒及掷榴弹源源不断运送到抗日前线，使八路军有了与日军相抗衡的步兵火力。日军惊呼，八路军现代化兵工厂，拥有先进设备与外国专家。

1940年，在总部召开的劳模大会上，为了表彰郭大海的功绩，奖给郭大海一幅布奖状，上书“奖给郭大海同志创造能手，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赠”。

这幅布奖状，成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珍贵文物。

一张铁水瓢

王俊利

武乡县西连太岳东枕太行，西通黄河东挽海河，山水形胜，地处要冲，扼守着上党盆地的北大门，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八路军依托八百里太行山的雄伟险要，组织发动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创建了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游击战、地雷战、窑洞战、麻雀战……各种战法层出不穷，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朱德、彭德怀、左权、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等率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长期在武乡战斗生活，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八年抗战，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家家住过八路军，户户出过子弟兵，武乡出粮出兵出干部，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是太行精神的发源地。走进武乡，红色史迹星罗棋布，革命文物数不胜数，随处都能听到抗战故事。下面，就给大家讲一个反映抗战时期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在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旧址纪念馆陈列室，陈列着一张铁水瓢。旁边有标注：铁瓢编号WX211号一级革命文物。

仔细端详，只见这把水瓢用熟铁手工锻打而成，铁瓢的样式农村常见，圆口浅腹，长把还带个弯钩，能方便的挂在担杖、水缸沿上。这张黑黝黝的铁瓢不知道用了多少年，浑身铁锈斑斑，瓢底破了个大洞，根本不能使用了。如果在农村老百姓家里，也许早就不知当废物件扔哪了。但是，在这里却作为一级革命文件，珍而重之、堂而皇之的陈列在纪念馆中，每天让来来往往的人们参观。这是因为什么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在王家峪、砖壁走访了几位老人，又访问了县文物管理中心，还专门请教了八路军研究专家郝雪廷先生。雪廷先生不愧是著名的八路军历史文化研究的权威专家，他引经据典，娓娓道来，讲述清楚了这张平凡的铁瓢的背后那段不平凡的故事。最后，雪廷先生总结说：“小小的破铁瓢不起眼，但它的来历不寻常。就是这张看起来破烂的铁瓢，它亲历了太行山八年抗战烽火硝烟，见证了武乡军民团结打鬼子的光荣历史，反映了共产党八路军和老区人民群众的军民鱼水情。破铁瓢有历史呀，这段历史、这种精神、这些故事，应该记下来，讲出来，传下去，让子孙后代都知道。”

那是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转战武乡，进驻砖壁村。砖壁村隐蔽太行山千山万壑之中，东靠大山，南、北、西三面是深沟高崖，踞高望远，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便于转移，很适合部队机关驻扎。但是砖壁村有一样不好，缺水。老百姓家家院里打的旱井，平时吃水就靠下雨流到旱井里积攒起来的雨水。现在大军驻扎村里了，吃水就得靠人行走三四里到村下深沟里担水。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朱总司令，还有总部其他首长，都和战士们一道步行到山沟里担水。

八路军不光自己担水吃，还经常帮群众担水、磨面，干各种农活。时间长了，大家都把八路军当一家人。

砖壁村有一个李老汉，他几次碰见总部首长担水时没有水瓢，总是拿一个搪瓷缸去井底舀水，一下舀不了多少，费劲还不顺手。刚好他在西营赶集新买回张铁瓢。

他就把这张新铁瓢送到总部，说：“八路军长官同志，你们天天担水，没有服手的家伙，这张铁瓢你们拿上担水用哇。”

朱总司令推辞说：“谢谢你啊，老乡。这可不行，铁瓢你们也得用。再说，我们军有纪律，不能随便拿群众一针一线。”

李老汉急得脸都红了，分辨说：“八路长官同志，你们自打来了村里，从来没有祸害过老百姓，还经常帮俺们担水、推磨、碾碾子，大伙儿都记在心里呀。你们有困难，俺们也想帮帮。我家还有瓢，这张是我专门送你们用的，就收下吧。”

朱总司令再三推让，李老汉是诚心实意送。后来总部的工作人员就按买价付了钱，收下了这张铁瓢。总部首长和战士们天天用这张铁瓢担水舀水。

在砖壁住了近三个月，由于天旱，吃水实在困难。朱总司令和其他首长商议，决定总部转移到王家峪驻扎。于是，这张铁瓢就随着八路军总部到了王家峪。

敌人对太行山实行了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非常困难，几乎弄得没有饭菜吃，没有衣服穿。

面对当时严重的困难，朱总司令一方面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为大生产运动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一方面还以身作则，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在王家峪村四处走访调查。

总部门前有条自西向东的小河，小河边上有一片荒地，长满了杂草。朱总司令先找村公所的干部商量，计划在河边的荒地上开辟个小菜园种菜。村干部们说，能行，那块荒地不是哪家哪户的，八路军尽管种。

于是，朱总司令就领着几个警卫员在总部门前的小河边刨去杂草，开辟出一个小菜园。

一天，总司令在小菜园里整畦，见警卫员小张刨地刨得不好，便走过去对他说：“小鬼，种菜嘛，要先把地里的土坷垃打碎，摊得平平整整，才能保住墒，撒下种籽，好出苗，长得快。”说着，便挥起镢头，一边给小张做示范，一边给他讲起大生产运动的意义来。总司令说：“现在，咱们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很苦，不用说进行反“扫荡”，就是目前的战争供给也成了问题。毛主席号召咱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咱们就要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靠自己的双手改善生活，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总司令的教育和帮助下，小张懂得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意义，决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学种菜，种好菜。从此，他经常向朱总司令请教，虚心学习生产技术，后来他成了种菜园的好把式。

1940年清明时节，总司令要走了，他要从王家峪出发，下太行山和国民党谈判抗日合作。总司令动身上马前，又到菜园转了一圈。整理好的小菜园，酥松的土壤，整齐的畦垄，就等下种。总司令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和你们一起种菜了。我走了，你们要把这个菜园种好。不懂就请教村里的老把式，群众是最好的老师。

总部的工作人员记住了总司令的吩咐，谷雨时节，就在菜园里种上了各种蔬菜苗。经常拔草、捉虫、施肥，拿铁瓢舀河水给蔬菜浇水。看着小苗长的绿油油的……别有一番风味，过路的人看了都赞不绝口。可惜后来日军包围王家峪，总部机关只好撤离，这小菜园是无法经营了，好在村里的百姓抽暇前来照看，蔬菜继续生长着，人们把成熟的蔬菜送到砖壁村，送给总部的大伙房……

在八路军总部人员进行大生产的带动下，根据地军民大生产的热情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没有箩头自己编，没有牲口人拉犁，没有镢锹就搜集废铜烂铁自己打制，天不下雨就担水点种……漫山遍野的醋柳圪针扎得浑身伤痕，手上也都磨起了血泡，但战士们看着绿油油的庄稼却越干越欢。大家放声歌唱：“高梁举起红缨枪，豆角把子弹推上膛，玉米穗好比手榴弹，山药蛋就是那地雷网，鬼子胆敢来侵犯，叫他乖乖见阎王……”

那一年，根据地军民在朱总司令的示范带领下，在圪洞沟和小松山一带开荒170多亩，种上了玉米、谷子、黑豆、高梁、山药。这些作物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仅山药蛋一项就收了五六万斤，粮食也达到了自给有余。使根据地渡过了难关，保障了战争供给，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给根据地军民带来了抗战胜利的无限希望。

这样一来，总司令种菜的事情就出了名。回到延安后，他简直成了党中央直属机关的生产顾问，各单位都争着请他讲生产经验，他却总是谦虚地说：“我倒没有什么经验可讲，真正的本领得去向群众学习呢！”

后来总部从王家峪转移，就把这张铁瓢留在了王家峪村公所。1964年，王家峪村把这张铁瓢捐赠给了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旧址纪念馆。2000年6月，经山西省文物管理部门专家鉴定为一级革命文物。

一张铁瓢见证了一段大生产的历史，一张铁瓢记载着一段军民鱼水情的佳话。铁瓢已经破旧，铁瓢的故事却将在武乡老区大地上广为流传。朋友们，听了这个故事，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请你来武乡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下那段不寻常的历史吧。红色武乡还有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等你来聆听，等你来发现……

捣药罐

张慧萍

生在武乡，长在武乡，耳边从来就不缺乏革命故事，民族精神和传奇，那些看似了解，却说不出所以然的英雄故事，军民情怀，妇孺、儿童、老者一并抗日的事，总是无时无刻不在激发这片土地上的儿女。然而，关于一件捣药罐的事，却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八路军纪念馆专家郝雪廷老师讲起。

1939年春，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我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由于交通不便，部队的药品供应十分困难。遵照党中央关于“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精神，为了坚持持久抗战，八路军野战卫生部建立了前总卫生部制药所，利用简陋的生产设备，开始生产党参膏、补力多、党参丸等几种成药。同年7月，八路军总部转战到达武乡东部山区，这让制药所的同志们眼前一亮，这里的大山上居然遍地是宝，有着丰富的大量中草药资源，黄芩、柴胡、连翘、猪苓、车前子、蒲公英、马兜铃……于是，制药所很快扩编为卫生材料厂，生产的药品品种增加了十几倍。

但是，尽管这样，生产的药品仍然不能满足前线需要。当时，八路军野战卫生部、总部医院和卫生学校等机构，驻扎在土河村真如寺内及附近群众家中。军民同吃同住，同甘共苦。一边开荒种田，一边上山采药，用村里的石碾碾碎，用竹筛筛选，然后搓成药丸，制成预防中暑、感冒，跌打损伤的药，临床疗效明显。然而，因日军频繁“扫荡”，伤员众多，医护人员和村民，常常抬着伤员东躲西藏，无法煎药，不能及时医治。而且对于枪伤、骨折来说，口服中药止血缓慢。只能随身带上捣药罐，有时不止带一个，把一些外伤常用的草药也带在身边，或随时采摘，如地榆、槐花、侧柏叶、大蓟、白茅根、艾叶、灶心土之类的，捣烂敷在患处及时止血，消肿，达到抢救生命的目的。

当时本村民间医生申大保，不仅积极投身救治伤员，还参加卫生学校培训，学习了大量医学知识和急救技能，成了野战医院的编外医生。后来由于战事紧张，八路军野战医院转移走了，走得匆忙，好多物件没来得及带走，包括当时医治伤病员无数的两个捣药罐，依然留在土河坪真如寺内。申大保发现后，及时保存起来，这在他以后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始终不离不弃，依然用它来捣药，用他的医学知识服务村里人和韩北一带的乡里乡亲。直到1979年6月，武乡县文管所在土河坪村考察卫生部旧址时，申大保才说明原委，并将两个捣药罐交给文管所，至今保存在八路军总部砖壁旧址纪念馆。

尽管，一大一小的捣药罐，大的1050克，小的300克，看山去锈色斑斑，小的药罐罐口残缺，民间医生申大保也已去世多年，但小小的捣药罐，见证了太行山抗日战争的伟大历程，和英雄儿女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而民间医生申大保，所传承的不仅是抗战时期卫生学校传授于他的医学知识，更说明我国中医药文化的渊源流长，以及老区人民如捣药罐一样，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或许，你我今天看到的只有两个捣药罐，可留存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的捣药罐，又何止两个？经历过烽火年代，救生命于水火的物件又何止是捣药罐呢？

王化南与鼙山手榴弹

程树宏

偶然的机会，观赏到了籍贵先先生的红色收藏品，一枚枚各种手榴弹映入眼帘。勾起了我的记忆中王家庄村王华南一些往事。在八路军军工事业离不开太行兵工，太行兵工也绕不开王华南这个历史人物。

王华南，1910年生于上司王家庄村一个贫苦的地道农民家庭。由于生活难以为继，在1926年过罢大年后，15岁的王华南离开了从未离开过的小山庄，经亲戚层层托关系走进了阎锡山军人工艺实习厂，求得一份能够糊口的职业。从学徒工开始，先后从事酒精、乙醚、硫酸和火药等生产工作，通过刻苦努力，学得一手精道的生产工艺技术，成为太原西北化学厂骨干，深受厂长魏绍所赏识和青睐。并在平民中学就读文化知识，在技术和知识的理论实践上得到了较大提高，在中原大战后重组裁员时，不仅没有被辞退，而且得到重用。1935年在太原西北化学厂被考核录取为公务员资格的配药师，从此成为西北化学厂生产骨干和技术管理员。

七七事变后，日寇已经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山西，整个华北形势岌岌可危。西北化学厂内人心惶惶。太原沦陷不可避免。1937年8月，王华南考虑对敌形势的严峻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带着妻子程素珍和孩子，回武乡避难。

回到武乡后，王华南陪妻子去娘家所在的县城看望岳母，见到沿街刷出了宣传抗日救亡的标语，妇女抗日救国会已经公开活动，程素珍报名参加。丈夫王华南当然是大力支持，因为他实际上在太原已经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看到妻子积极投身抗日，有些话他也就敢公开说了，有些事也就敢公开做了。同年9月，在武乡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具体领导下，王华南参加了工人抗日救国会的组建工作，并且担任了工抗会副主席，协助主席杜生旺和贾志厚，常贵生一起组织工人参与抗日救国斗争。由于抗日战争形势紧急，中共武乡县临时工委书记、抗日武装自卫大队大队长王玉堂，与工抗会主要领导杜生旺、王华南、贾志厚组织建立了武乡抗日武装自卫队铁工厂（即鼙山工厂），可是武乡在当时的现实困难很多，没有现成的原料，没有浇注所用的化铁高炉，人员奇缺，生铁的来源非常缺乏，首先得解决原料的问题。

王华南便组织和他从太原西北化学厂一起回来的李盘明、籍三满和魏福珍等人，想方设法，因陋就简，招募能人，其中以河南林县在武乡游走制作铁器的郭大海、郭二海弟兄为主的铁匠多人，加入了鼙山工厂的初始建设中。他们采购废旧生铁，自制小型炼铁炉，翻沙工艺利用土办法，模具也是粗糙的本地坩子泥，化铁即是铁匠铺的手拉风箱加热加温。由于工艺落后，生产中遇到了不少难题。可大家热情高度不减，满满的激情加班加点争取为八路军抗日战争多提供一些武器装备，轰轰烈烈的鼙山工厂，开始了制备大刀、生产手榴弹的运动，就这样生产出了粗笨的手榴弹。这批手榴弹，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士气，同时也引起了日伪侵略者的仇恨，在人员密集的地方张榜公布悬赏捉拿王化南的布告。一次利用王化南借姐姐家儿子姚金山结婚机会，征集铁制品物资时，被汉奸告密，多亏姐夫姚中正智知，及时把王化南就近藏入破旧菜窖才逃脱抓捕。

由于原材料无法供应，后来工厂迁到建有铁厂的柳沟村。这时，八路军总部兵工科为扩大生产，兼并了鼙山工厂，王化南又担任了八路军总部柳沟铁厂副厂长，主管生产。一次一个刚刚招进厂的农民，加装时不慎引燃，正嗤嗤冒烟，即将爆炸。正好被管理生产，紧盯生产岗位的王化南路过发现，及时把那个新人扑倒并按在身下，才避免了一场人命事故。此后，他就想如何能让工厂安全生产？最后想出一个土办法，在厂房里挖井，危险作业的工人坐在井口操作，一但出了问题，一撒手手榴弹掉入井中，这样，工人能安全脱险。

王化南，后来曾担任八路军军工部复装枪弹厂厂长、硫酸厂厂长、军工部化学厂副厂长、军工部第七兵工厂副厂长、第七药厂厂长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七七五厂厂长、山西省农电局局长二四五厂厂长等职。王化南从事人民兵工事业四十载，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和聪明才智，为火炸药生产、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被毛主席、周总理及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设宴款待，多次受到党和国家的表彰与奖励，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一门迫击炮

李文英

1939年11月7日，日寇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官兼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恶贯满盈的敌酋，葬身在了“黄土岭战斗”中。阿部规秀是抗战中我军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而击毙阿部规秀的，正是一门迫击炮。

迫击炮也叫掷弹筒，我们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也珍藏着这样一门迫击炮，它是柳沟铁厂工人郭大海手工试制的第一门迫击炮，总长85厘米，口径6厘米，支架25厘米，铁质。现在看来这尊大炮做工粗糙，打击精准度也不高，可在抗战时期它却是非常难得的武器，在打击日寇的战争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时，我军武器装备极为简陋，不要说迫击炮，就是土手枪、橛把子、手榴弹、榆木炮也都是稀罕的武器。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武乡县工抗会早在1937年10月就创办了小型兵工厂，生产武器。郭大海就是这个时候来到了兵工厂。

郭大海是河南林县人，生就一副典型的河南“侉的”模样，“前奔后凸”，脑袋瓜儿十分聪明，是方圆一带出了名的能工巧匠。他从小随父以打铁为生，是个祖传的打铁高手，只要有一个样品，他就能照着打制出来。他不仅打造的农具锋利耐用，打造的花器更兼具传统工艺和现代美学设计。他每打造一件铁器，每个步骤都很讲究，选料、切铁、取样、开板、烧火、捶打、成型、淬火等一个步骤不放松；最后还要对铁器一遍遍加工、修改、优化，最终打造出理想的铁器。

由于河南累累遭灾，他带着两个兄弟二海、三海逃荒，翻越太行山来到武乡，落户在岭头村。武乡成立兵工厂后，找到他请他来当技术工。郭大海一听说请他到兵工厂工作，二话没说，一口答应，“我带着我的两位兄弟到兵工厂工作，没有别的要求，有我们的饭吃就够了。”就这样，郭大海三兄弟成了兵工厂的工人，他们在松庄村的一个破庙里生起一爿铁匠炉，利用从群众中收集的废铜烂铁，开始生产打造兵器。后来兵工厂又搬迁到柳沟村，改名为“八路军总部柳沟铁厂”。

郭大海是一个肯动脑子的人，边打制大刀、长矛边想：八路军总部号召“开展革新创造，制造最新最有威力的武器”，可咱们的兵工厂还在生产这些落后的武器，根本无法与日本人的先进武器较量，要是能想办法搞些日军的武器回来，咱也能打制出来。

1940年夏，机会来了，部队正好从前线缴获了一门日本制造的五○小炮——掷弹筒，为了仿制这个先进武器，军工部长刘鼎亲自绘制了图纸，郭大海拿到图纸，把这个任务接受下来。他又围着掷弹筒左看右看，再测一测、量一量，琢磨了好久，如果能生产出我们自制的迫击炮，这对我们在战场上争取主动性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迫击炮试制立即开始进行。刚开始，郭大海就遇到两大难题，一是筒身制作难，他们的五○小炮，炮筒里有来复线，而我们没有拉来复线的设备；二是无法做出紫铜弹带，炮弹是与来复线配套的紫铜弹带的平底底“光屁股”弹，我们却没有紫铜。迫击炮试制陷入了僵局。

郭大海和技术人员从实际出发，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发现有种方法可以使迫击炮的操作使用变得简单，那就是对五○小炮的结构作局部更改，将炮筒里的来复线取消，变有膛线炮为滑膛炮，同时将炮弹的紫铜弹带取消，在弹体本身上车出弹带。在发现并瞄准目标后，将迫击炮弹从炮口滑进炮管，依靠其自身重量使炮弹底火撞击炮管底部的撞针；或者依靠其自身重量滑至炮身底部，待射手操作释放撞针后，撞击炮弹底部底火。底火被击发后点燃炮弹尾部的基本药管，随后捆绑在弹体外面附加药包内的火药亦被点燃，弹体外部的闭气环形成极大的膛内压力，推动炮弹出炮膛并飞向目标。

理论上想法成立，郭大海他们立即进行生产实验。试验结果，炮弹出膛后在空中栽了跟头。迫击炮试制失败了。郭大海和有关技术人员又开始研究分析。找资料，找专家，通宵不眠不休。

后来发现了问题，迫击炮局部更改后，炮弹不能与炮管紧密贴合，因此不能依靠膛线使炮弹产生旋转以稳定其飞行方向。受到古代箭的启发，他们决定给炮弹安装四片尾翼，使用尾翼稳定装置来保证其飞行姿态。这种炮弹运到前方，在作战中发现有飞行不稳定、命中率不高的缺点。思索寻找原因，发现迫击炮是曲射炮，主要是对付步兵、散兵，射击精度受地形、风速、风向、温度、炮弹及装药重量的限制，所以射弹散布大，很难直接准确地命中单体目标。后又经多次研究，将尾翅由四片增加到六片，把引信外皮加厚，并增加了定时空中爆炸装置。这样，基本上保证了飞行稳定性，爆炸率由60％一70％提高到90％。

困难处处有，日本生产的炮弹使用的原料，我们根本不能满足供应，如果生产不出自己的炮弹，迫击炮生产出来也等于零。军工部部长刘鼎了解情况后，专门安排了化学专家用土法就地取材生产硫酸，试制了无烟火药，解决了炮弹的炸药问题；又利用太行山区盛产的白口生铁做发射榴弹的弹体，解决了炮弹生产的难题。

郭大海他们日以继夜地认真攻克着每一个难关，设备不足就用手工打制，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切困难，经过几十次的试制，终于制造出了第一门迫击炮，经试验威力很好。由于郭大海在试制中适当增加了迫击炮筒身的长度，既保证了射击精度，又将有效射程也大大增加。我们兵工厂生产的迫击炮及炮弹，源源不断运送到抗日前线，使八路军有了与日军相抗衡的步兵重武器。日军惊呼，八路军现代化兵工厂，拥有先进设备与外国专家。

1940年，在劳模大会上，八路军总部大力表彰郭大海自制迫击炮所做的贡献，并奖给了他一幅布奖状，上书“奖给郭大海同志，创造能手，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赠”。

百团大战时，我们自制的迫击炮在敌群中满地开花，把敌人的轻重机枪都炸成了一堆废铁，敌军伤亡前所未有的惨重。

抗战胜利后，这门柳沟铁厂第一门迫击炮，这门凝聚着太行儿女智慧和热血的迫击炮，这门曾为中国抗日战争立下赫赫战功的迫击炮，终于完成了它的武器使命退出了战争舞台，被原柳沟铁厂工人李克志精心保存下来。20世纪60年代，这门炮被征集回来，陈列于武乡革命纪念馆，1988年调拨给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继续履行它新时代的光荣使命，作为文物，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牢记初心，不忘使命，砥砺前行”。

武西独立营《军械工作总结报告》

张慧

这是一份由武西独立营于1943年12月25日作的《军械工作总结报告》。用麻纸书写，共8页。该报告从枪支的管理制度、枪支的统计情况、全年的收支情形、发生过的不良现象、其它等几个方面写给太行第三军分区的汇报，直接呈报于分区军械主任张、干事李。呈报人是武西独立营副营长涂学忠、副政委李文清、军械员王冠英。

1940年初，为便于集中地力武装配合八路军作战，当时的太行区武乡县在县抗日自卫队基干队的基础上，组建武乡独立营，成为晋冀豫军区第四军分区领导的正规武装。由史昭青任营长，县委书记李九友兼任教导员。同年6月，由于日寇打通白晋铁路，对晋冀豫根据地形成分割，八路军总部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将晋冀豫军区撤销，同时成立太行军区与太岳军区。同时，日寇还占领是武乡西部重镇段村，将武乡东西部的联系形成分割，根据这一实际情况，为方便对敌斗争，新设立的太行三地委指示，对武乡的行政区划作了较大更动，本县以段村附近的关河、涅河为界，分为武乡（东）县、武西县。武乡（东）县委辖8个分委（一至八区），武西县委辖 4个分委（九至十二区）。武乡（东）县、武西县均归新设立的太行第三地委、第三军分区领导。中共武乡实验县县委书记书记温建平，副书记李友九；县长王捷三。中共武西县委书记谷景生，副书记王宗琪；县长宁运程。同时，决定将原武乡独立营划归武西县委领导，改名为武西独立营，营长白正戈，政委谷景生兼任。武西抗日自卫大队并入武西独立营。

同年7月，为统一党政领导，太行三地委、三军分区决定，武西独立营营长由县长兼任，政委由县委书记兼任。该文物《军械工作总结报告》产生的时代，即1943年12月，当时的武西县县长兼独立营营长为任时，武西县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为贾步彬；独立营的日常工作就有副营长涂学忠、副政委李文清主持。所以这份报告就以武西独立营副营长涂学忠、副政委李文清、军械员王冠英的名义上报。

涂学忠（1916—1976）安徽六安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连长，太行军区武西独立营副营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八旅二一二团副团长、团长，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一军三十二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副军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38年至1945年，先后任七六九团排长、连长，武西独立营副营长等职期间，长期在武乡生活战斗，特别是在武西独立营任营长长达二年。

李文清（1921—2014）陕西西安人。1938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决死三纵队队连指导员、营政委，武乡独立团政委，晋冀鲁豫军区团政委，第二野战军团长。参加了百团大战和渡江、西南等战役。1952年后，任云南军区分区副政委、副师长兼参谋长，昆明军区作战部部长、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军区参谋长。中共十一大代表。1941年随决死三纵队进驻武乡，1943年2月住武西独立营副政委，到1945年9月，武西独立营与武乡独立营合编为武乡独立团，又担任武乡独立团政委，同年8月独立团编为二分区四十团，仍任团政委，一起调离武乡。